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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震撼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中，布达佩斯大街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广播即谎言”。乔治·乌班认为，“人们抗议官方广播电台的欺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匈牙利革命是一次反对强奸辞意、反对破坏一个古老欧洲国家‘身心健康’的全民抗议运动。”
在同样震撼世界的“八九中国民运”中，北京新闻记者游行队伍喊出最响亮的口号是：“不要再逼我们撒谎”、“我们要说真话”。它是对中共撒谎机器几十年来把中国语言谎言化的揭露和抗议。
戈培尔博士称，“谎言愈大，愈易成真”。在共产国家，谎言不仅大，而且制度化了，它无所不在，渗透在生活、生命的所有细节中。
因而我们说“党文化=谎言”，看似简单，但并不失准确。毛泽东和他的大大小小臣民动辄撒谎，习惯性的撒谎已成为他们的生命方式和唯一的语言。人们就生活在大谎套中谎，中谎套小谎，谎谎叠印交叉的谎言世界中，久之，已丧失了对说谎的感觉，更谈不上内疚和不安。他们把谎言当成了一种“真实”，并不认为自己在撒谎，因为当一切都是谎言时，就没有谎言。如索尔忍尼琴所说：“当谎言成为准则，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袁木同志”为什么那么坦然自若地面对全世界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学生”。要求袁木说真话，如同要求“谎言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放射出真实。(阿仑.贝森松)
为什么共产国家，尤其中共政权一定要用制度化的谎言来维系呢?
这里，主要的原因在于，党从不是按照现实世界的真实来思维、判断、决策的；相反，他们有一整套“唯意志论”的东西，一整套意识形态，凡事皆用这套官方意识形态来解释。当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与他们的“解释”相悖时，他们不是按常理调整、改变自己的思维和理论，而是动用宣传机器，对真实世界进行“伪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维持党统治的合法性、正确性、永久性和永不可挑战的权力。
对真实世界进行“伪造”的过程，就是不断撒谎的过程。从字义上看，撒谎，意味着撒谎者知道事实真相，他明知故犯地歪曲这个真相。而中共的意识形态则是另一种过程，“它是将真实自身分裂，让真实分化、腐烂成两重真实--真实和伪真实：一个能看见，听到和触摸到的真实，和一个存在于表述、言辞和宣传中的真实。”
中共意识形态制作的这种伪真实，完全缘于统治集团把无说成有的统治需要。报纸上不断公布的党领导各行各业取得伟大成绩的统计数字，从来都是被夸大的；广播说中国人民已当家做主，更是子乌虚有；宪法上写明的行使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实际只是“橡皮图章”；人民军队爱人民，实际是党的军队杀人民；那些献身革命、热爱领袖的“榜样”、“标兵”们，如同寺庙里的泥菩萨，是党的宣传机器用意识形态的泥水堆塑的。意识形态粉饰的这一切，要人民把并不存在的东西当做“有”来看待，把伪真实当做真实。
为了编织这种伪真实，他们不惜剪裁历史、假造现实、伪设将来。
剪裁历史，随心所欲
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党随意解释并剪裁历史。
“文革”中，为了印证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亲密无间、共有辉煌的革命历史，本来是毛泽东和朱德一九二七年在井岗山会师，在党报上变成了毛与林彪在井岗山会师，共建“革命摇篮”，并把这种“伪真实”印成巨幅宣传画，到处张贴。
更为滑稽的是，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帮党政要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后一位画家根据当时真实场景画了一幅毛、刘、周、朱“大团结”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一时成为政治“名画”，人人知晓。然而，“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党找到这位画家，让他修改这幅画，去掉刘少奇等坏人，以说明在那个时刻，刘就没与毛“站在一起”。结果，去掉了刘少奇的“开国大典”刊登在党报上。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著名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中早就预言这种“伪真实”的荒诞，在他笔下，一群印刷工人要时刻守在印刷厂的排版车间，如果党对哪段历史重新有解释，他们马上按照党的需要把历史书重新排版，用党的说法把过去的说法或历史本来的真实调换掉。因为党不断按自己的意识形态修改历史，所以他们必须日夜守在印刷厂改版车间。
谎言机器就这样认认真真地制造着荒诞。
假造现在，肆无忌惮
剪裁历史，对党来说还有些便利之处，毕竟亲眼目睹毛、朱在井岗山会师的人活在现世的屈指可数，而在“开国大典”与毛站在一起的党内大老也被“文革”革得所剩无几。令人震惊的是，党面对人人都可目睹的活生生现实，假造起来也毫不畏惧。
最典型的恐怕是“大跃进”年代党报对高产田的报导。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公布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伟大的十年》中记录的当时粮食平均亩产量，小麦是每亩一百一十四斤，稻谷三百五十九斤，杂粮一百三十九斤，薯类一千一百一十二斤。
而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人民日报》报导的粮食亩产竟一下子高于一九五七年公布的数十倍，有的高达数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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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导：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十三万零四百一十四点一四斤，竟高出一九五七年公布的亩产量达三百六十三倍，而且还有整有零，可见其“真实”。
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八月十五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四个小孩站在生长着的茂密稻穗上欢呼。图片说明是：“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
各级党报不仅都以大字标题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口号，而且纷纷在报纸显著位置辟出“丰产榜”专栏，专门报导各地“火箭腾飞”般的丰产消息。
在这谎言互相碰撞的氛围中，人们已丧失了撒谎的感觉，似乎这种“伪真实”经报纸报导出来了，就是存在的。“谎言自身也被欺骗”。连被中共称为最精明的大管家周恩来，也挑灯夜战，研究如何解决粮食太多、粮仓不足的问题。
然而，在纸写的谎言背后，却是饿魂呼嚎，连续三年大饥荒，饿死两千万人的悲剧。
到了“文革”时代，谎言更加有恃无恐。明明是一场“浩劫”，报纸上却到处称颂它是“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明明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报纸上却是“政治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反正，“党有多大胆，报有多大谎”。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谎言机器老化。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是中共军队进入西藏四十周年。《人民日报》在四月份就辟出“西藏的变化-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四十周年”专栏，每天刊登至少两篇文章，歌颂西藏在党的领导下各个领域取得的惊人成就和历史巨变。通过这些颂文，党编织出一个西藏人民欢欣鼓舞接受中共军队占领，四十年经济腾飞、生活富裕、族泰民安的天堂图画。而实情却是，藏人的基本人权被剥夺，经济落后，民怨沸腾，藏民与中共的矛盾空前激化，几次藏民反抗事件都被中共军队血腥镇压，仅一九八九年春一次，就有至少五百名藏民示威者被枪杀。
本年度最大国际事件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以一百小时地面战击败伊拉克军队，解放了被伊拉克占领的科威特。面对这样重大新闻，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却把它放在第六版中部位置，每次以不到八百字的篇幅轻描淡写，而且多采用伊拉克革命通讯社的消息，连伊拉克军队在科境内被美军击败，也变成了伊军主动撤退科境。
去年，苏联物理学家、著名世界人权捍卫者萨哈罗夫逝世，世界各大报均详细报导他在人权上的贡献。而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却只在第八版以几十个字报导苏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逝世，享年多少，只字不提他在捍卫基本人权上的贡献和世界性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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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万中国人被迫写检查、写认识、讲“平暴”体会。没人相信这些写认识的人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连当局恐怕也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什么明知道人们不认同官方说法，非要让他们作假，重复报纸上的谎言呢?中共费了那么大力气让人们口是心非值得吗?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共的宣传机器和它的党语言，意味着权力。当男男女女们重复那套谎言，把它用检查、认识的方式再一次写在纸上、说在嘴上，就意味着人们屈服于这种“仪式”，认可了自己的奴隶地位。重复《人民日报》上的语言，即证明：你们被征服了，我们仍掌握着权力。在这里，语言就是权力。
编织未来，信口开河
对于人们生活周围能够看到、听到、触摸到的现实，党都敢歪曲、假造，对遥远不可企及的将来，党更敢信口开河，按“需”编制。
早在五十年代，报纸就连篇累牍刊出党的宏伟目标：十五年超英赶美。十五年过去了，无人敢质问、检验党的诺言的落实情况。华国锋上台，提出“三年大见成效”，没到三年，他在政治舞台的角斗中已毫无“成效”，一败涂地。邓小平上台，提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收入创一千美元，达小康水平”。“一国两制”对香港“五十年不变”。但谁保证邓小平再活五十年?
党号召人民“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更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谁也活不到共产主义，谁也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它无法证伪。党把它描绘得那样美好：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富裕到可以“按‘需’分配”。这一“神圣谎言”的目的在于：既然将来是那么美好无比，今天人们就要忍受种种贫穷、痛苦、灾难。牺牲现世，是为了共产主义来世。而且，只有跟着党走，才能进入天堂。米兰·昆德拉说：共产主义运动是用棍子将人们赶向天堂。党以天堂的发现者、拥有者自居，为了走向天堂，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子赶，用谎言骗，反正一切都是“革命”需要，手段的卑鄙并不意味目的卑鄙。
这种谎言机器每分钟都不停止地全方位地灌输、辐射的结果，使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地成为它的接受者和受害者。每个人都成为“带菌的人”。从谎言制度化繁衍出虚假、欺骗、虚伪，真实人人畏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对中国的摧残，不仅仅在于经济的崩溃，更主要的是道德的沦丧，和文化资源的毁灭。制度化的谎言摧残了亿万人的心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