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六年過去了。雖然那槍聲和火光，那倒在血泊中的孩子們的軀體還清晰地印在人們的腦海中，但到底有多少人死於那場屠殺，至今還是一個謎。因爲中共政府封鎖信息，拒不公佈死者名單。但是，人民絕不會因爲當局掩蓋真相就忘記那些無辜的遇難者。

有血有淚，紙重千鈞

不久前，朋友寄來一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在香港出版的《『六四』受難者名冊》。接到書的那天，我正忙於趕寫一篇文章，因此只想粗略翻一翻她的書，以後再細讀。但剛翻了幾頁，就放不下來，手中的書越來越沉重。這是一本「六四」遇難者的母親用血和淚寫成的書，這是一部凝聚着年輕的生命的碑文。丁子霖的年僅17歲的獨子蔣捷連死於「六四」屠殺。面對當局拒不公佈「六四」遇難者名單，用謊言掩蓋「六四」真相的卑劣，丁子霖克服各種阻撓和困難，拖着病弱的身體，在偌大的北京城，一家一戶地尋訪「六四」死難者的情況。在過去的五年中，她終於尋訪到了96名遇難者和49名致殘者的個人情況。她將這些第一手資料編輯成書，用表格方式，列出死者的姓名、性別、年齡、生前單位、遇難經過和家庭情況，並有她寫的尋訪這些家屬過程的文章。

對於「六四」慘案，外界只是通過媒體對宏觀場面有所了解，而對遇難者的詳情，則罕有所聞。這本書裏的許多細節都是以前未公諸於世的。這本書所披露的死者年齡之小，當局鎮壓手段之殘忍，和當局對遇難者家屬的恐嚇與折磨，都是外界難以想象的。

風華正茂，死於血泊

在「名冊」中的96名遇難者中，22歲以下的就有28人。19歲以下的達10人，他們像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一樣，僅是高中學生。書中有蔣捷連生前與他父母的合照，他比父母高出一大截。一個健康、英俊的小夥子，一個對未來充滿了夢想與憧憬的微笑着的青年，人生還沒開始，就被子彈射殺。遇難者中年齡最小的女性是19歲的張謹，她是北京職業高中畢業生。書中有一張她生前的照片：她依偎在一輛汽車前，戴着鮮紅的圍巾，甜甜地笑着，洋溢着天真和青春活力。難以想象，這樣一個清純的少女，竟被子彈射穿頭部，死於血泊之中。

幾天前，我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妻子的畢業典禮。看到那些年輕的學生們縱情歡呼，將博士和碩士帽向天空拋擲，並將威斯忌酒向人羣噴濺的歡樂場面，我不禁想到那些倒在天安門廣場的孩子，如果他們不被子彈奪去生命，現在也該是大學或研究生畢業，也會這樣興奮地走出校園，去創造斑斕的人生。但他們的血肉卻永遠地與天安門的土地聯結在一起，死得那麼早，死得那樣慘。

在「名冊」中，有很多是應屆畢業生。22歲的吳國鋒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應屆畢業生。他是父母的獨子，來自四川一個貧窮偏遠的縣城，是該縣唯一的一個大學生。考上大學時，全縣幾十人給他送行。全縣才出這麼一個大學生，竟死於槍口。清華大學建築系應屆碩士研究生何潔，被稱爲「神童」，他15歲上高一時就被清華大學錄取爲大學本科生。遇難時他已學完碩士課程，還不滿22歲。人們常說「孩子是祖國的花朵」，可這些才20歲上下的含苞未放的花朵，竟被鄧小平蒼老的手殘忍地一支支掐斷了。

瘋狂坦克，瘋狂政府

在「六四」屠殺中當局是否使用了「炸子」，即國際上禁止使用的射入人體後爆炸的「達姆彈」，一直衆說紛雲。丁子霖的「名冊」這次提供了準確的證據：有8人死於「達姆彈」。被這種特殊子彈打死的大學生鍾慶和安民都是半邊臉被炸飛了。北京國際廣播電臺俄語部副主任張汝寧和市民楊明湖都是腹部中了「達姆彈」而死亡。楊明湖的膀胱和骨盆被炸得粉碎。善良的中國人當初還以爲當局用的是「橡皮子彈」，但「解放軍」卻用了比一般真子彈更可怕的「炸子」。

同樣殘忍的是戒嚴部隊的坦克竟橫衝直撞，將人活活碾死。看過「六四」時電視新聞報道的人都會記得，當晚在長安街上有一輛瘋狂飛弛的坦克。據丁子霖的尋訪調查，僅是這輛坦克，就碾死四人，壓殘八人。這死傷的12人都是大學生。22歲的田道民是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學生，當夜清晨，他剛剛寫完畢業論文，走到六部口，就被坦克碾死。21歲的王培文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八八級學生，他站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前排，走到六部口，被迎頭衝來的坦克當場碾死。王培文的同班同學，年僅19歲的董曉軍走在隊伍後面，被由後至前的坦克撞倒，屍體被軋碎。在戰場上，戰士被坦克碾死的也不多見。讓人難以想象，一個手無寸鐵的19歲的孩子，竟被坦克有意地從後面追上來活活地壓倒碾死。子彈有時可以不長眼睛，但開坦克的人通過儀器是清楚地看到坦克外的一切的。這名軍人要有多麼邪惡的心才能幹出這樣毫無人性的事。而中共的領導人們要有怎樣的獸性心腸，才能下出這樣的殺人命令。

同樣悲慘的是，有的學生被坦克碾成了終生殘廢。23歲的體育學院學生方政，見到坦克向人行道上的女學生壓來，爲搶救同學，他的雙腿被坦克碾得血肉模糊。在醫院，他的兩腿從大腿根處被截去。他酷愛體育，坐在輪椅上，仍苦練鐵餅投擲，五年後終獲全國第一的成績。當他參加國際殘廢人比賽時，當局得知他是「六四」之夜致殘，取消了他的比賽資格。 血腥之夜，故意殺人

「名冊」中，附有丁子霖寫的多篇記載死者遇難經過的文章。那些沉重的鉛字，刻記着那個夜晚的種種血腥：

19歲的北京市五十七中學高三學生葉偉航，右肩和右胸中彈後未死，倒地後右腦又被士兵補了一槍。20歲的北師大經濟系學生熊志明，和班上一女同學躲進一個衚衕，戒嚴部隊士兵追進衚衕，將他們倆人都射殺。

24歲的清華大學化工系應屆畢業生段昌隆，見到戒嚴部隊與羣衆對恃，爲防止流血，上前勸說軍人不要開槍，剛走到戒嚴部隊前，一軍官拔出手槍射中他的左胸致死。醫生從槍口也研判出，他爲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殺。段昌隆的父親段宏炳是北京西城區政協委員，他44歲才得這一獨子。段昌隆的死使段家斷了後。段昌隆也是北洋軍閥段琪瑞的侄孫，他的遺骨安葬在京郊萬國公墓，與他的叔祖段琪瑞的墓在一起。當年段琪瑞鎮壓學生，在北京執政府前打死了40多人，釀成「三‧一八」慘案。事隔63年，他的侄孫風華正茂，也是學生，在同一地點被中共政府槍殺。段琪瑞九泉有知，不知會做何感想。 六四之後，繼續屠殺

「六四」過後，北京政權操縱宣傳機器，稱屠殺爲「平暴」，說是「迫不得以」。最近在海外也有人批評學生當時堅持在天安門廣場太激進，因爲他們阻礙了政府的「清場」才刺激當局使用了武力。丁子霖的「名冊」證實這些說辭都違背事實。因爲「六四」過後，學生已完全撤出了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也沒踫到「迫不得己」的情況，但仍有學生和市民被槍殺：

北京時間六月五日凌晨，21歲的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編採專業應屆畢業生錢輝，在他學院門口，被坦克射出的大型子彈射中腹部，另一槍打斷大腿動脈。當時未死，還向同伴說了一句；「當心！軍車還沒有過去！」同伴把他搶救到校門內，血流一百米，死去。

六月五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蕭傑，在行走至北京南池子南口，過馬路時越過了警戒線，戒嚴部隊喝令他站住，隨後一梭子彈從後背穿胸，他當即死亡。年僅19歲的蕭傑是他父母的獨子。

六月六日，即「六四」屠殺過後第三天，在北京復興門外大街，戒嚴部隊又殺戮平民，致使三人死亡，三人致殘。該日下午三點左右，一個13歲的男孩放學回家途經木犀地地鐵口時，遇到幾輛坦克。突然一輛坦克用機槍向四周掃射，小男孩胳膊和腹部中彈。行人慾將小男孩抬送醫院，坦克上士兵舉槍威脅，不準向前救護。孩子倒在血泊中抽搐呻吟約半小時，一位老者實在忍不住，向戒嚴部隊高喊「擁護平暴」，並哀求說，「這孩子還小，不是暴徒，讓我把他送到醫院吧。」才算獲准。在復興醫院手術七個小時，孩子命保住了，但成了殘廢。

六月六日晚上，五男兩女七個青年在走到南禮士路時，被戒嚴部隊喝住，隨後一排子彈，將五名男青年射倒在地。送醫院搶救後，五名青年有三人不治身亡，兩名致殘。

六月七日晚上，建設部中國建築技術研究中心《村鎮建設》雜誌編輯安基與另五名青年（三男兩女）在經過北京兒童醫院時，被戒嚴部隊喝住，在一陣射擊中，安基和另一青年同時中彈身亡。兩名女青年因跪地求饒才倖免一死。

即使按照北京當局的說法，「六四」屠殺是「迫不得己」，是爲了天安門清場的需要，但六月四日以後對平民的這些故意殺戮，又怎樣解釋呢？

暴政不亡，天理何在

中共當局在屠殺了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後，還繼續對死難者的家屬進行恐嚇和折磨。「名冊」列出的96名遇難者中，只有兩名死者的家屬，即蔣捷連的父母蔣培坤、丁子霖和段昌隆的父母段宏炳、周淑莊願意公開死者家屬姓名、直接與外界聯繫。爲什麼其它94名遇難者家屬要保持沉默呢？是什麼力量，使他們自己的家人死了，他們還不敢公開身份，尋求一點資助？而且他們的生活都很艱難，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孤兒寡母，支撐度日。27歲的北京大學化學系講師蕭波遇難時，留下一對才出生70天的孿生子27歲的北京市煤氣公司車隊工人王建平遇難時，他的一對雙胞胎女兒才八個月。北京彈簧廠汽車隊隊長周永齊遇難時，他妻子剛分娩15天。他們多麼需要外界的支持幫助啊！但當局以各種手段威脅恐嚇他們，不准他們公開遇難者家屬身份，說出實情。蕭波的妻子帶着他們的孿生子幾年來一直隱名埋姓，深居簡出。原因是「北大」校方與她「有約」在先：不準透漏蕭波的遇難經過；不準披露她是遇難者家屬；不準接觸外國記者。否則不得住在學校的房子。不要說公佈死者遇難的經過，即使遺體火化，也要有公安局開具的不是暴徒的「身份證明」。丁子霖在她的書中寫道：當局「對有些死者家屬實行監控，通過街道或居委會監視死者家屬與外人的接觸和來往信件。有的家屬不時受到盤問。連清明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