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听说了没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良宇2003年8月13日在上海火冒三丈，厉声训斥属下：“决不能搞台上相信、台下不相信，决不允许公开发表或在群众中散布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项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听信、传播政治谣言。”[1]
看来这种“台上相信、台下不相信”、“公开发表或在群众中散布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项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听信、传播政治谣言”现象已经在中共各级官员中，普及得不能够再普及了，法不责众，陈良宇忍无可忍又无可奈何只好大骂一通来解恨。
我与上海的官员没有任何接触，对上海事件无缘置喙。我因为业务关系也一些官员交往，和我交往过的中共官员级别最高的不过是副部级干部，私下谈得来的最高级别算是正局级干部了，这些官员没在上海。那么没在上海的官员是不是也有这种“台上相信、台下不相信”、“公开发表或在群众中散布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项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听信、传播政治谣言”情况？我想是一样的，或许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几天，一个老乡庆贺自己荣升主任医生（相当于正教授）一周年，请吃饭，叫同乡来聚会聚会，应邀出席宴会有一个正局级干部，恰好坐在我旁边，还有两位正县级官员，此外便是我们这些三教九流狐朋狗友了。大家都是老乡，无所顾忌，喝了酒，话题就扯开了，一谈到三个代表，有个狐朋问及一位县大老爷，何谓“三个代表”？我心里好笑，那位狐朋是明知故问。那位县大老爷说笑嘻嘻地说三个代表么？“一个是代表江泽民他自己，一个代表他老婆，另一个代表他儿子江绵恒”，大家哄堂大笑！
那位正局级干部一本正经地说：“三个代表又不是江泽民提出来的”，我很好奇地问他：“怎不会是他提出来的？”，他说是滕文生帮他起草稿子时自己添进去的。我不信，他说滕文生有个铁哥们儿，恰恰他又和这个铁哥们儿共过事，知之甚详，酒后铁哥们儿自己讲出来的。
他还慎重地说：“毛泽东思想一本一本，邓小平理论一篇一篇，江泽民的是一句一句”，一个狗友当即说，句句是真理，一句抵一万句！大家又哄堂大笑。 一位曾任党委组织部长的县级干部说：“学习贵在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哪有学习有什么高潮一说？只有男女做爱才有高潮。”荤段子一出来，大家兴致更浓，一位狗友说：“单位领导说，掀起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奔小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呵呵！只有和女人做爱才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大家再次捧腹大笑！
1999年江泽民疯狂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一个邪教的定义六条，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过，当时我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以此几个条件来衡量中共，中共就是典型邪教。如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复核一下，便上网去搜索，到处都找不到这个定义了。2000年夏天一个前市委书记病了，正局级，因为他是我的老乡，所以我去他家里看他。买了点小礼品，苹果奶粉脑白金一类。聊天过程中，他突然说道按照人大常委会关于邪教定义六条，共产党条条符合，比如“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编造歪理邪说、敛取钱财、秘密结社、危害社会”，当时他还拿出一张纸指著说，我猜想是文件。我听得大感惊奇，他的看法怎么与我的一样？当然他不是修炼法轮功的官员，这个我知道，想不到一个共产党正局级干部市委书记也异化了，从他表情上看来，他对江泽民是极为不满的，此外还讲了一些不满江泽民的言论，我记不住了。
有一个老乡，和我友善，酒肉朋友，在某单位当头儿，中共正县级。一天他突然来我这里，悄悄地对我说，昨天自由亚洲电台播放了一个惊天动地新闻，他是凌晨1点半听到的，说是一个姓吕的举报江泽民的历史问题，电台记者采访了他，他讲了举报的一些内容。我问他，你们官员还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广播？他说，收听美国之音还多一些，有次开会，晚上官员们聚集一起打麻将，到了晚上十点，大家都说听广播去了，推开麻将桌便走了。晚上10点正是美国之音播放中国报道和亚洲动态的时间。
中共官员如今大多是这样，会场上三个代表不离口，高举，紧跟，与时俱进，道貌岸然；背后在熟人面前，在同乡面前，又以另一副面孔出现，针砭时弊，玩世不恭，操他祖宗十八代，江泽民是臭狗屎。
苏联共产党垮台十多年了，一个俄罗斯学者叫做邦达连科的，在1996年第六期《明天报》上反思说：“为什么在1991年8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市委和区委？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摇摆不定，感到失望，不再相信，都过著双重生活。”[2]
俄罗斯人总结出来苏共垮台原因，现在中共各级官员不也正步其后尘？政治上都过著双重生活，玩弄两面派手法个个熟练无比，“台上相信、台下不相信”、“公开发表或在群众中散布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项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听信、传播政治谣言”等等技巧运用，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陈良宇怒气冲天发脾气骂人有什么用？
2003年8月14日
[1]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4562/2016296.html
[2] 张捷，“文学在苏联解体所起的作用”，《中流》，1997年第二期，第45页。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