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蒙在爲該書所作的序言《親切可畏的真實》中指出：「在中國現當代，作家是一個很受注目的職業，文學曾經時時成爲社會關注的焦點，成爲發動大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的由頭或藉口，文學成爲政治的風向標、晴雨計。作家的戲劇性經歷後面隱藏着的是中國的社會變遷史，也是人性的證明。」

陳徒手曾在中國作協創聯部工作，有機會從近處感受了一大批文壇新老作家，接觸到一些有關現當代作家的鮮爲人知的故事。在近十年的時間裏，陳徒手走訪當事人及家屬、知情者二三百人，記錄下近四十萬字的採訪筆記，並在作協、社科院、人藝、北京京劇團等單位查閱了大量的檔案。令作者頗爲感動的是，當事人及家屬一般都願意接受採訪，表現出正視歷史的勇氣和超越是非恩怨的豁達。

在此節選的是書中作者關於老舍部分的幾段，記錄了一代文學家老舍先生最後的日子。

舒乙回憶道，1964年以後老舍覺得慢慢被遺棄，心情日趨暗淡：

人藝、青藝已經不再找他寫戲，與周恩來的聯繫明顯減少……

北京市已確定拔兩個白旗，一個是老舍，一個是焦菊隱，已暗地裏組織批判文章，並在《北京日報》拼好版面待發。實際上已內定爲北京市最大的反動權威。那一年住院，沒有一個朋友來探望，他心裏很明白。

有一次文聯組織人員下去，偏偏不理他。他回家後帶着微笑，但說話非常淒涼：「他們不曉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會寫單絃、快板，當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礙…」

悲劇就在這裏，到了最後，上面仍然認爲他是資產階級分子，別人還是不相信他，只能自己死掉。

（1998年10月30日口述）

據舒乙介紹，老舍1963年發表短文四十多篇，1964年十篇，1965年九篇，1966年僅發了一篇。外國朋友問，他簡單回答：「身體不太好，不寫什麼了。」對當時批判「中間人物論」等活動，採取了不表態的緘默態度，不像以往參加運動那樣去寫聲討文章。

鄭榕說，其實文革中批判老舍的言論觀點早在1964年就有了。

老作家林斤瀾告訴筆者，文革前夕老舍幾次跟文聯機關的人講，七十歲以後我就退休，閉門不出。你們不要弄我了。他還時常提到，年輕時有人勸他不要幹文學，幹了沒有好下場。他半是認真半是悔意地說，後悔沒有聽進這話。（1998年7月17日口述）

據說，苦悶之中的老舍曾給周恩來寫信，周把信轉給康生，康生批示道：「回原單位參加運動。」

據舒乙介紹，有一次演完意大利歌劇《女理髮師》後，周恩來留下一些人討論該劇存在的問題，一個個問過去，別人不敢說話，老舍說了一句「我反正聽不懂」。他知道周受到江青等人的壓力，他還是想以幫助朋友的心情對待周。周恩來沒有料到的是，文革一爆發老舍這類朋友會被當成敵人，他原以爲老舍只是沒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而已。（1998年10月30日口述）

老舍

英若誠回憶了劇院那種麻木、驚慌的情形：“我們馬上知道老舍的死訊。這麼大的事，本來大家應該議論紛紛，但沒有。這說明了一種精神狀態，人藝很複雜啊１

歐陽山尊告訴筆者，老舍的死使他聯想到一次夏天出遊。那天郭沫若、老舍等與人藝的領導、演員們一起坐船逛頤和園，演員狄辛下水了，曹禺也下去了。歐陽山尊在一旁勸老舍也下水，老舍說：「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來，上來後又白有胖。」

歐陽山尊傷感地對筆者說：「這句幽默的話是無心說的，說時很高興，沒想到成了讖語，他真的後來扎進太平湖。我想，他萬萬沒想到災難會忽然降臨，沒有精神準備，一下子接受不了。最大的苦悶，就是文革一來他被揪出捱揍。」（1998年10月18日口述）

曾經出演過《龍鬚溝》、《茶館》、《駱駝祥子》等戲的人藝終於淡漠了劇作家，老舍的名字只是在批判發言中屢屢使用。他的劇作全部被視爲大毒草，有關演員多少受到牽連，劇組的人們很自然也隨着運動的深入而分化、而相互鬥爭。譬如藍天野曾被開除黨籍、英若誠以「裏通外國」罪被捕入獄、黃宗洛受到五一六清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