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89年我从千里之外去了天安门,可我记不清64以后自己是怎么转变的;后来听说广场死了很多人,可我却无视政府的撒谎,仿佛那份鲜血离我太远;十几年过去了,成了家,立了业,六四在心底的余火更小了,很快就要泯灭了。

这就是我,一个经历了六四又忘却了六四的人,一个明则保身的聪明人,一个当代行尸走肉中的普通中国人。直到近日当我阅读了大纪元的红朝谎言录时,才猛醒过来。

六四所谓平叛动乱之说,无疑是个弥天大谎,很多人都相信不久的将来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因此今天我谈的红朝谎言,不是直接针对六四真相,而是六四后为血腥镇压做挡箭牌和遮羞布的稳定论,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哪怕干出伤天害理的事也是可以原谅的,为了多数人的稳定,哪怕死几个无辜学生也是值得的,没有六四后的稳定,哪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你看苏联现在多穷啊?还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英明啊。

事实果真如此吗?

是镇压六四后的稳定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吗?一位研究经济学的博士后告诉我,该说法完全不成立,众所周知八九六四之后中国经济大衰退,原因不只是外界经济制裁,更主要是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保守势力拙伤造成的。六四血案实际上是中央向党内保守势力妥协的结果,直到九二年邓南巡讲话后,才下决心继续走改革开放道路。六四镇压差点断送了中国的改革。

六四以后的经济发展其实是靠科学技术的推广使用带来的,与政治因素关系不大。比如温州地区的纺织业,由于采用先进的科技生产线,他们那一年内就可以为全世界的每个人生产一件衬衣,那当然衬衣就满天飞了。

说到六四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也是个表面假象。什么指标才能体现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呢?有肉吃有衣穿有新房住就是好日子了吗?人毕竟不是动物,除了生存需要外,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也是体现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八十年代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可现在要培养个大学生,就连城市双职工也要东拼西借精打细算的,更别说农村和下岗工人了。

据统计,九十年代后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当然贪官污吏除外)。全国45%的农民生活在最近几年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下岗工人人数继续增长,就连有工作的人,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在下降。为什么这么说呢?老百姓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存在银行里,可银行把这些钱贷款出去后,其中有44%都收不回来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的钱快一半都被贪官污吏花掉了,你说你有钱有存款,可是那钱还在吗?当全国人民都去取款时,有一半人的钱就没了。钱是什么,钱不就是张纸吗?到时候通货膨胀,一大麻袋钱也许换不回个馒头,老百姓能说自己有钱吗?

说到苏联问题,我爱人曾在前苏联留学,于是我们有不少俄罗斯朋友。当我问起他们对解体后经济贫困的根源认识时,一个朋友说,那是因为推行共产主义和搞军事大国的结果,各地区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独立分裂后,产面包的地方不产汽车,生产机械的地方又不生产面包,所以开头几年很混乱,但这不是实行民主的过错,而是以前专制政权的烂摊子造成的,转型时期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改革今后也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这是历史的规律。

当我问到一个老教授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时,他想了想说,以前很多人都骂他,但现在是更多的人感谢他,因为他促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教授举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案的例子,按照苏共一惯做法,对这样的丑闻应当进行信息封锁,一方面防止国外反对势力的幸灾乐祸和肆意攻击,另一方面也避免国内民众的恐慌以及因此而损害党的权威,正如中共处理萨斯病一样。可戈氏坚决否决了这种意见,他说要对人民负责,要对全人类负责。与古今中外所有共产党领袖相比,戈尔巴乔夫可能是唯一一个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党国利益之上的人。联想到萨斯病的危害,是象戈氏这样的改革者好呢还是江核心那样的人好呢?

教授还说,在戈氏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他就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死亡,改革只会加速其死亡,而随著旧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将失去最高权力。相反,如果不搞改革,他至少可以平平安安再统治十年。要稳定还是要改革呢,不但戈氏选择了改革,在老布尔什维克的八月政变时,俄国人民最后也是选择了改革。尽管买面包要排队,但至少没有了恐惧感。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是要那个把自己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军委主席的稳定呢,还是要真正的改革呢?

镇压带来的是稳定吗?老百姓都知道,人心不服总会出乱子的,暴力的结果虽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暂时镇压下去,但矛盾怨恨积累起来,必将引起更大的爆炸。

镇压只会使政权越来越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