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於一個「幹部家庭」，與那些出身「不好家庭」的同齡人相比，我似乎沒有受到過什麼大的衝擊。小時候我是一個文靜、單純、幼稚的女孩，不太愛講話，雖然內心有時也充滿了對「革命」的一些個幻想，但不知是出於膽小還是由於本性比較善良，我對那些個常被人欺負的「出身不好」的同學總是會充滿同情，並常常主動表現出友好。給老師貼大字報、小字報之類的事情，想都沒敢想過。但是那時對「臺灣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等之類的言詞卻又很相信，還曾幻想該怎樣幫助他們，現在回想起來當然很可笑。
慢慢長大了，我從一些報紙雜誌上看到了一些有關反右、文革等運動中人們受到迫害的故事，比如陶鑄的女兒寫給父母的一封信；張志新的故事等等，當時看的時候眼淚止不住嘩嘩的流。但對我心靈撞擊最大之一的還是一位老高級工程師親口講給我的一個故事。
我曾在工廠裏做過幾年的技術工作，在我曾經工作過的一個企業，我結識了一位高級工程師：壽工，他是一個受到同事領導尊重的老技術人員。
那個時候我與他坐對桌，他是大家公認的老實人，樣子清瘦、儒雅，南方人，書生氣十足，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說起來也有趣，他與我媽媽的生日是同一年同一月，可他們的脾氣秉性卻大不相同。他的耳朵不好，總是帶著一個助聽器。雖然平時話不算多，但有時聊起天來，慢條斯理，說起話來也是蠻幽默的，連工人們都喜歡與他開玩笑。他一年四季總是帶著一頂藍色的帶有前帽檐的那種便帽。剛開始的時候覺得挺奇怪，後來熟悉了之後，有一次我憋不住，仗著年輕，愣頭愣腦率直的問他：「壽工，這大熱的天，您幹嗎還總是捂著一頂帽子啊？」。當時他把帽子一摘，給我看。啊，我這才明白，原來他的頭髮非常之稀少……
壽工負責一個百十多號人的機加工車間機械與設備改造及設計等工作，當時我與他一起搞設計，他對工作兢兢業業，而且人很耐心也很謙虛，我從他那裏學到了不少東西。當時正興起計算機熱，快六十歲的壽工象年輕人一樣，學習計算機的各種軟件。
有一次我們辦公室的三四個人一起聊天，聊到臺灣的時候，壽工對我們講，他小時候曾在臺灣呆過一段時間，我們都感到吃驚，於是他對我們講起了他和他們家人的一些往事。
壽工的父親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主修經濟。回國之後在國民黨政府內就職，曾在南京出任國民黨管理金錢的一個庫長，可以說是國民黨內的一個高官了。四九年國民黨戰敗，他的父母帶著九個子女去了臺灣，由於聽信了共產黨的宣傳，一心愛國，想回大陸。於是一家十一口人輾轉從臺灣到了香港，九個子女也全帶到了香港。之後採用各種辦法想進入大陸，壽工的父親甚至還去了新疆邊界，想從新疆入境，但都沒有成功。這樣他們一家在香港住了兩年，壽工還曾在香港上了兩年小學。後來，他的父親又通過朋友、同學等多方託人聯絡，最後通過一個部長親自找到了周恩來，經周恩來批示，他們一大家子人終於能夠回到大陸。後來壽工的父親也被任命爲某部委的總工……壽工的父親總算滿足了心願。
然而，五七年反右開始了，全國各地都開始清理「右派分子」，壽工父親所在的部委也開始抓「右派分子」，當時右派名單報上去了，壽工父親的名字不在其中，他的父親鬆了一口氣。可沒過多久，傳來消息，還缺一個右派名額，必須再報一個右派上去。這一下，壽工父親也成爲了右派，被髮配回浙江老家。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壽工的父親被紅衛兵揪出來，說他是歷史反革命，往死裏打他，就這樣一個滿腹才華的老人被活活打死！
當時壽工也就二十幾歲，才剛參加工作，聽到這個消息後，滿頭黑髮開始大量的脫落，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聽到這裏，我們同辦公室的幾個人都沉默了一陣。後來還是一個女同事打破沉寂，開玩笑說：「壽工，如果當時您父親要是不帶你們回來，那您那會兒在臺灣也是一個闊少了。也不用爲象現在這樣爲房子、爲子女的工作學習操心了。」
「是啊，即便是留下一兩個子女在臺灣也好啊，留在香港也行啊，可九個子女全給帶回來了。」 壽工幽默的回答。
歲月匆匆，很多年過去了，我離開這個單位已很久，壽工也退了休。但是這麼多年，每當我一想起壽工和藹可親的樣子，就會聯想到他講給我們的這個故事，心中還會湧出一股酸楚難以言表的感覺。
(大紀元「九評共產黨」全球有獎徵文參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