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於依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獲得革命成功向來是直言不諱的，他們的領導人，長期以來就是把新聞媒體作爲一種製造輿論、控制思想的工具。在當年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以它鼓譟「民意」興風作浪，配合其武裝暴力鬥爭；當它大權在握以後，又以輿論一律，萬馬齊喑，掩飾其恐怖的專制暴政；即便是在被看作「開放改革」的近二十多年，當權者還是竭力用「輿論導向」的方式，試圖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任何挑戰中共這種意識形態政策的人，都被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定性爲反華反共的敵對勢力，……因此中國的監獄中一直關押著世界上最多的新聞工作者，中南海當權者一直被國際組織評爲世界新聞自由的公敵。所以，從本質上看，中國共產黨和新聞自由是不共戴天的，兩者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關係，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大陸，儘管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乃至官方的網站，在形式上具備了新聞媒體的大多要素，但如果從性質和主要功能來比較，它們能除了是「政府喉舌」、引導輿論的「宣傳工具」之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媒體。
但是你不得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確是玩弄新聞的「高手」，它幾乎是集世界上所有政治團體掌控新聞媒體之大成。即便它在過去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造成了無數冤假錯案，它依然有本事可以讓受害者對它他感恩戴德；每一次發生史無前例的人禍災難，竟都變成的中共及其各級領導人爲自己歌功頌德的宣傳；即便它連連釀成慘絕人寰的劫難－－和平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竟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和，照樣大言不慚地標榜自己一貫的偉大光榮正確，……正是這種莫此爲甚的厚顏無恥宣傳，構築了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重要基礎。幾十年來它成功的向幾代中國人灌輸了黨文化的意識形態，其毒害之深重之廣泛，不管黨內黨外，無人能夠倖免，用著名作家王若望先生的話來講，我們幾乎都成了「大大小小的毛澤東 」，中共最大的罪孽就是破壞了中國的傳統道德和文化，令中國人的精神基因發生了胚變。正因爲如此，中共向來把輿論宣傳視爲「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也是它們奪取政權和維護統治的「法寶」。
中共對玩弄新聞手法之高，更多的表現在它的對外統戰方面。西方社會，儘管情感上不喜歡、也明白它本質上完全是新聞自由的死敵、甚至明明知道它在移花接木、偷天換日，利用新聞媒體的形式作掩護進行著情報信息戰，或者利用新聞自由的制度環境煽動仇恨、挑撥族裔關係、大肆干涉所在國的內政，但還是必須誓死保護它的言論自由權利，還必須把它當作「正常的媒體」來接待。實際上中共宣傳機器就是利用這種方式進行「漂白」，把自己混同於普通的新聞媒體，令不少人受騙上當，以爲中共的媒體與西方權威的媒體出現在同一個記者會或新聞發佈會上，便誤以爲它也是正常的新聞媒體了，……殊不知，中共在歷史上就曾以這種方式，主導了國民黨政府敗亡的輿論環境，如今它又在國際舞臺上躍躍欲試，施展著同樣性質的拿手好戲。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提升，中共政權用於媒體控制的資源大大增加，其對海外媒體的滲透、統戰也與時俱進。誠如原《人民日報》評論員、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講座教授吳國光最近指出的那樣，近年來由於專業化、商業化的「包裝」，中國政府的宣傳越來越趨於「精緻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加強其宣傳，已經成爲一個重要的法門。除了用「拉出來打進去」 的傳統方法，繼續向被作爲「敵對勢力」的媒體或西方權威媒體進行滲透，同時因財大氣粗了，也開始直接或間接的投資海外辦各種形式的媒體，這種情況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迴歸之後，又有了長足的發展，而在互聯網媒體中尤其突出，我將這種有特殊背景的宣傳機構，稱作「特殊媒體」。
一個時期來，這類「特殊媒體」，除了在海外華人社會呼風喚雨「營造輿論」，其「出口轉內銷」的技巧，也被廣泛的運用在引導國內輿論和影響高層政治權力鬥爭方面，利用特殊的消息來源，對有關新聞焦點發表敏感消息，既有政治氣球的試探功能，又能爲它在報道中國問題上贏得「獨家」信譽；此外這類媒體也會以發表異議人士的作品、甚至報道政治反對派的消息，把自己打扮成包容多元化的媒體，實際上它變成了消化國內外異己力量的通道，甚至是一個陷阱，藉此提升自己的影響力，爲它的真實目標服務。
這類「特殊媒體」的真實目標是什麼呢？那就是「小罵大幫忙」。這也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如果講它在中國國內的主要功能是「幫兇」，在海外就更多的表現爲「幫閒」了，因爲它包裝得非常專業非常精緻，令許多人不知不覺地中了毒，甚至還稱讚其辦得成功。他平時的「罵」其實是一種鋪墊，與西方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和言論自由完全是兩回事，其目的是爲了在關鍵時候、關鍵問題上「大幫忙」準備的，所謂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平日裏韜光養晦，只有在其主子需要的時候才出手，屆時就能起到中宣部和中國官方媒體所起不到的作用。
也許有人要講，在西方這樣的言論自由社會中，連共產黨的媒體也能夠生存，如果真的做共產黨的傳聲筒完全可以大張旗鼓公開的做，何必一邊要起共產黨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一邊卻拼命撇清與共產黨的人和瓜葛？且不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其實這是一個並不複雜的伎倆：你可以設想一下，同樣一篇新華社的重要報道，在中國自己的官方媒體上發表，和在這類「特殊媒體」上發表，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加之，它平時以客觀、中立等西方新聞原則裝扮自己，迴避或者有意模糊新聞媒體與中共壟斷信息資源的本質對立，以言論自由的制度環境作掩護，潛移默化地用各種方式解除讀者對中共宣傳、統戰攻勢的應有警覺，而把真正表達和堅持反共立場的新聞媒體「打入另冊」。在那樣的「特殊媒體」上，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同於新聞自由大環境的一個小環境：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宣傳成爲「愛國」的主旋律，煞費苦心地爲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開掘「合法性資源」。
堂而皇之發表中國官方喉舌報道、文章的這類「特殊媒體」，又絕對不承認自己是北京當局的喉舌，他們自我辯解的理由：是想要成爲反映各種聲音的平臺，中國官方也是影響中國政治的實體，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士也希望聽到他們的聲音……言下之意，它也是按照新聞規律行事，採用的是新聞平衡原則。實際上，這類媒體的對象恰恰不是研究中國問題人士，而是海內外普通的中國人和知識分子，那些真正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大都有自己判斷新聞的準則，甚至有自己的權威消息渠道，即便要聽中國官方的聲音，他也會直接到中國官方網站去搜尋，決不會聽信這類「特殊媒體」。其實，西方新聞媒體那怕是像《紐約時報》這樣的權威媒體，也會有引用新華社等中國官方媒體報道的時候，甚至也會出現一些重大的誤判，但是好像還很少有人會懷疑這些媒體是中國政府的「傳聲筒」，是北京極權政府的「幫閒」，因爲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表達的基本立場是平衡的，是旗幟鮮明地站在了對專制暴政批判的歷史進步一邊。
對於一個普通讀者或作者，要識別這樣的「特殊媒體」的確有些困難。甚至一些非常出名的自由知識分子、異議人士，或在乎其既有的傳播影響力，或貪圖其優厚的稿酬，或者別的我們不知道的原因，自覺不自覺地被其利用，甚至與之加盟。當然了，這種 「特殊媒體」其真實面目的暴露，也會有一個相當的過程，在一般的情況下，新聞自由環境中的新聞媒體與「特殊媒體」之間的立場區別，似乎並不太容易區分，只有在面臨一些重大敏感問題的時候，或者遇到針鋒相對的批評論戰時，才容易感到他們的不同。其實，要識別它也有一個方法，做起來也並不難，那就是看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如對待美中關係、臺獨、藏獨、疆獨、法輪功等方面的話題，它是平衡的還是一邊倒的？它的標題、立場乃至整個處理方式，與當地主流媒體的區別……常言道，「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通過比較，每一個關心這些問題的人，應該都會形成自己的結論。
不過有一個現象是非常值得警覺的：六四事件以後，中國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逃亡潮，這中間有不少文化工作者後來都在海外的新聞媒體求職，除了一部分直接進到「特殊媒體」，更多的是分散到各個新聞媒體，甚至相當數量是進入了過去被中國政府視爲敵對勢力的西方國家的政府媒體，如英國廣播公司BBC、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美國之音VOA、自由亞洲電臺等，這些人中間難免良莠不齊、魚龍混雜，除了負有特殊使命的人混跡其間，也有一些是原來缺乏專業訓練，加之與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文化有「割不斷理還亂」的「血緣關係」，迫於海外工作生活的種種壓力和條件限制，鬆弛了對新聞來源的獨立評判，爲貪圖一時的便利，漸漸地習慣以那些「特殊媒體」作爲消息來源，久而久之，這些對外廣播得有些節目在無意中也成了中共「特殊媒體」出口轉內銷鏈條中的重要一環。
我個人理解，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發展方向上的抉擇。《文匯報》創始人徐鑄成提出，所謂的「四人幫」實際是五人幫，毛澤東是總禍根。《爭鳴》雜誌的創辦人溫輝先生，早在上個世紀文革結束之時，就明確的提出惟有徹底批判毛澤東，中國才能有真正的進步！然而，中共非但不批毛，反而一直把毛奉若神明，把要求批毛的人打入另冊，進行壓制。結果釀造文革浩劫的中共政治機制，不斷重演了反自由化、六四屠殺、鎮壓法輪功等一個比一個大的罪惡。事實上中共與毛澤東是一體的，嚴酷的實踐已經充分地證明：不徹底批判共產黨，中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進步。
在一個新聞自由的環境裏，如何對待中國共產黨，是辨別新聞媒體正派與否的一個重要標誌。《九評共產黨》像一杆標尺，他可以幫助讀者認識真相，爲負責任的媒體作出示範，至少它有助於人們看清楚那些與共產黨關係曖昧、甚至助紂爲虐的「特殊媒體」……因爲在一般意義上罵罵共產黨並不是什麼難事，就連那些 「特殊媒體」也會用開罵中共爲自己喬裝打扮，難的是像《九評共產黨》那樣真正花力氣全面、系統、集中的清算共產黨、中共專制政權賴以存在的暴政基礎，對思想輿論的壟斷性控制和無所不在的滲透，將由此開始遭到顛覆和瓦解。多多少少、有意無意遭受共產黨文化毒害的人，就需要這樣的系統批評才可能正本清源，重建中國人的精神文化家園。
在與中共惡勢力決戰之前，《九評共產黨》可以幫助人們區分誰是真正的朋友、誰是真正的敵人。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張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