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百家争鸣的解释之中，俄罗斯“生命与安全”杂志2003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萨斯 －远远不仅是病毒”的文章，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对萨斯在中国的流行进行了解释。文章作者名叫固班诺夫·B.B.，是一位俄罗斯社会生态学国际研究院的学者，他主要研究“有效帮助在危机状态下的人的手段”等课题，其中一个专案就是研究如何在3－6天之内有效的控制、清除大范围的流行病，其中包括萨斯病。作者表示，通过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试验和实践，他们得出了独特而有趣的科学结论。

俄罗斯学者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通过研究发现，病毒“实际上是一种载有精神道德方面资讯的生物，而只有它的一小部分才是我们了解的生物（物质）的方面。所以现代的医学只是在试图治疗病毒的生物（物质）的一面。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

作者表示：通过对于爱滋病、肝炎包括萨斯等流行病的独一无二的产生及流行方式的研究发现，病毒总是能够在本来健康的身体上自主的产生、发展。而被感染的人很多都是没有接触过感染源的。最后，这位俄罗斯学者得出自己的研究结果：任何疾病，都是患者精神道德方面溃败的结果，其次才是患者机体外壳损伤的开始。病毒可以根据人的大脑所辐射的调色板似的光谱而产生。作者反复强调了“思维是有形体”，人的大脑在活动时，就会产生这种“有形体”。轻微的疾病－这只是患者在精神道德方面有问题的暴露。人在感染肺炎的时候，就是因为身体周围的能量层因为精神道德的原因而在左上半身的部位产生了裸露。

文章解释说：最初病毒的开始，就是因为虽然人的机体健康，但是生物节奏不和谐。这样人身体周围的资讯能量层是变形的，所以它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如果人的机体和精神道德都是健康的，那么病毒来到的时候，就会被粉碎掉，从而使人能够保持健康。而总是发出不正的“思维有形体”的人，即使只是有病人从他身边走过，或是问了他什么，或者只是注意到他了之后，就可以通过他的不正的大脑辐射结构启动极化他内在的结构。于是就产生了“偶然的捕获”。不论是 “偶然的捕获”还是“共振”，衰率不超过3－5米，而且共振不会因为病人和感染者之间距离的加大而减弱，电话、甚至手机都可以启动这种“捕获和共振”。

固班诺夫还举例说明，在西藏发生的很多的捣毁寺庙，枪杀僧人的事情，和“文化大革命”时对大量的文人和艺术家们的杀害导致了中国人整体道德水准的下降。作者认为，精神空虚的生物量已经超过了许可的浓度，而现在正是在通过萨斯这个手段减少它的数量。因为，这个民族的肌体代表已经不能够支持宇宙间甚至高于星云的一种高道德水准的精神结构体。

他还强调说：萨斯－是一种具有遗传特性的高质量疾病系统，而不是简单的个体层次的疾病。萨斯－从进化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清除某体系中“不会结果的花”的过程。换句话说，萨斯病的流行－这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跨向新的资讯能量层的界限时的一个清理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够腾出空间以供给那些够标准的生命继续生存下去。

这位俄罗斯学者还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用于“清理”的疾病，它们会由于本民族的“资讯能量层”的不同而各异。

那么如何才能摆脱萨斯呢？对于这个问题，固班诺夫在文章最后写出了自己的答案：提高对“健康”实质的认识，努力“学会做人”。

其实，类似俄罗斯学者的长篇论文得出的科学研究结果，中国的“老话”、“警句”早就有了：诸如“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等等等等，都是教人通过提高内在自身的道德水准，不作恶事，从而达到外在身体的健康，生活的美满。

不过，俄罗斯学者将整个民族看作一个整体的角度，倒也指出了存在著比“老话”、“警句”更高的标准：不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不该做亏心事，而且也将对整个民族的恶行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