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將這本書的中譯本出版發行。爲保存史料價值，對本書全文、作者前言和原編者約瑟夫·科辛斯基所作的註解和後記，均未作改動。謹供關注與研究蘇聯歷史和現狀、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讀者以及有關領導閱讀、參考。

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我還是一個蘇聯共產黨黨員。蘇聯政府曾先後讓我擔任過一系列重要職務。我曾積極地參與過國內，在西南戰場的紅軍部隊裏奮勇作戰，在那裏我還指揮過敵後游擊隊，還負責過反特工作。

內戰結束後。黨中央任命我爲最高法院副總檢察長。順便提提。我在那時參加過蘇維埃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工作。

一九三四年，我被任命爲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後更名爲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局副主任。任務是代表國家監督蘇維埃工業的改造和打擊貪污受賄。後來，我被派往外高加索，指揮一支邊防部隊，負責保衛跟伊朗和土耳其接壤的邊界。

一九三六年。我被任命爲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外事局經濟處處長，併兼任國家監察委員會的全權代表，負責外貿工作。

一九三六年，爆發了著名的西班牙內戰。政治局派我去那裏擔任共和國政府顧問，組織反間諜工作和發展敵後游擊戰。我幹一九三六年九月到達西班牙，在那裏一直呆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我與斯大林政權決裂的那一天。

在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任職期間，我成功地收集到了許多絕密材料，爾後又帶到了國外。這些材料涉及斯大林爲獨攬大權而作的罪行；涉及一系列由他組織的、旨在清洗十月革命領袖們的審判；涉及他同那些受他迫害而死的人的關係。

我還記錄了許多材料：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會議上發給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人的口頭指示；發給偵訊人員的有關粉碎列寧老戰友的反抗和迫使這些人作假口供的指示；斯大林與個別成了他的犧牲品的人的談話，以及這些必死之人在盧比揚卡高牆內說的話。這些嚴禁外傳的絕密材料，是我從內務部的一些偵訊人員手中得到的，他們中間有不少人都在我手下工作過。其中有曾是我助手米隆諾夫（後來是內務部經濟局局長，爲斯大林準備所謂莫斯科審判的主要幫手之一）和內務部外事局副局長別爾曼。

在整個非法活動中，斯大林不可能沒有內務部的忠實助手。隨着他的暴行的增加、他的同謀者也就越來越多。斯大林害怕自己在世人面前名聲掃地，決心在一九三七年除掉所有親信，使其永遠不能成爲他的罪行見證人，一九三七年春，內務部裏絕大多數領導人，以及那些按他的直接指示而對布爾什維克黨的奠基人、十月革命的領袖們大搞刑訊逼供的偵訊人員，統統未經偵查和審判便被槍決了，此後，上千名內務部工作人員又相繼銷聲匿跡：這些人在內務部工作過，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有關斯大林罪行的絕密材料。

我是在西班牙得知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被捕的。緊接着，我的老朋友和同年—一被殺害的消息又傳到我耳裏，看來，馬上就該輪到我了。然而，我不能與斯大林制度公開決裂。我的母親還住在莫斯科，按斯大林那些野蠻的法律規定，她實際上是當權者扣下的人質。一旦我拒絕返回蘇聯。她就可能被處死，我妻子的母親也將處於同樣的境地。

在西班牙戰場上，特別是在火線組織共和國軍隊進攻時，我常常遭到敵軍炮火的猛烈轟擊。在這種時候，我多次產生這樣的念頭：如果我在執行任務時被打死，那麼我的家庭以及我那些留在莫斯科的好友所受到的威脅，馬上就會解除。這種憧憬對我來說。遠比公開與莫斯科決裂更有吸引力。

但這是軟弱的表現。我繼續在西班牙人中間工作，他們的英勇無畏常令我讚歎不已。同時，我頭腦中還存在一個幻想：說不定，斯大林會死在某個同謀者手中。或者，莫斯科那場惡夢般的「清洗」，會突然間自行停止。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收到內務部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的一份電報。電報說，佛朗哥和德國希特勒的特務組織正在制訂計劃，企圖將我綁架出西班牙，以便從我口中掏出有關蘇聯援助西班牙的規模的情報。

斯盧茨基還通知說，內務部打算派一個十二人的衛隊來保護我的安全，他們將時刻不離我左右，我頓時意識到，這個「私人衛隊」的首要任務是來除掉我本人。於是我電告斯盧茲基，說我用不着私人衛隊。因爲我的司令部晝夜都有西班牙的「國民近衛軍」守衛，而且，一出司令部就有西班牙祕密警察局的武裝便衣特務護衛。事實也的確如此。

這樣，內務部就沒給我派什麼私人衛隊，但這件事卻使我警惕起來。我開始懷疑葉若夫這個新上任的內務人民委員已給自己的祕密「別動隊」下令，要把我殺死在西班牙。預料到這一點後，我就派了一個參謀前往正在前線作戰的德國國際支隊，要他們挑選十名可靠的、戰鬥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員給我送來。從此，這些手提自動槍、腰掛手榴彈的戰士就寸步不離地一直跟隨在我身邊。

一九三七年十月，斯盧茨基的副手什皮格爾格利亞斯來到了西班牙。三個月前，正是他在瑞士組織暗殺了拒絕回莫斯科的內務部情報站站長伊格納季·萊斯。什皮格爾格利亞斯的妻子和女兒都還在蘇聯，實際上就是人質，因此他對自己的命運也不太樂觀，說不定，也在想方設法擺脫困境。但這也絕對不會使他變得不那麼兇險。西班牙並沒什麼事非要他來辦不可，所以他的到來只能加深我的懷疑，尤其是我後來得知，他曾在馬德里與某個姓鮑羅金的人碰過頭。而那個鮑羅金是葉若夫派到西班牙來領導「別動隊「進行恐怖活動的。

什度格爾格利亞斯和鮑羅金肯定考慮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我有專門的衛隊保護，要想暗殺我，難免發生槍戰。那樣，雙方就會死傷慘重，誰也佔不到便宜。所以我想，莫斯科會不會命令鮑羅金綁架我那十四歲的女兒，然後再恫嚇我，逼我回蘇聯呢？這可怕的念頭死死地纏住我，迫使我火速趕往郊外我妻子和女兒住的地方，用汽車將她們送到了法國境內。我在那裏爲她們租了一座小別墅，離西班牙邊境不遠，並把西班牙祕密警察局配給我的忠實保鏢兼司機留在她們身邊，而我則又回到了巴塞羅那。

我一直在尋找機會，推遲與莫斯科決裂的時間，因爲我明白，這樣做同時是在延長我母親和岳母的生命。

我一直懷着天真的想法，希望莫斯科會發生什麼事變，徹底結束那無休無止的恐怖惡夢。

最後，是莫斯科自己決定了我的命運。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我接到了葉若夫的電報。此人當時已是僅次於斯大林的第二號人物。他命令我前往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市，並於七月十四四日登上停泊在那兒的蘇聯艦艇「斯維利」號，與一個「您很熟悉的同志」見面。同時還指出，我前往那裏時，必須乘坐我們駐巴黎使館的汽車，並由蘇聯駐法國總領事比留柯夫陪同：「鑑於所面臨的任務十分重要，此人作爲聯絡員是非常適宜的」。

電文很長，很羅嗦。葉若夫及其隨從，都是才從中央機關調到內務部的，與現在被鎮壓了的原內務部頭頭們相比，顯得太沒經驗。爲了打消我的疑慮，這些人挖空心思，結果卻是欲蓋彌彰，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企圖。毋庸置疑，「斯維利」號艦艇將是我的浮動監獄：我的回電是；將於約定之日到達安特衛普」。

七月十二日，同事們紛紛聚集在巴塞羅那的官邱旁，與我告別。我覺得，他們都知道我將走向陷井，而且深信我會掉進去。

過了大約兩個小時，我便到達法國邊境。辭別了衛隊和西班牙祕密警察局那位與我形影不離的便衣後，我就由西班牙司機送到了佩皮尼揚市的一間旅社，妻子和女兒正在那裏等我。接着，我們坐上一趟夜間的特快列車，次日凌晨便到了巴黎。這下，我頓時覺得自己彷彿從沉沒的輪船上脫了險，而且是那麼出乎意料，既沒預先準備，也沒存得救的奢望。

我知道，內務部在法國的間諜網極爲嚴密，不出兩天，葉若夫的特務就會找到我的蹤跡。這就是說，我必須儘快逃離法國。

「對我來說，唯一安全的避難之處是美國。我給美國大使館掛了電話，請求大使威廉·布利特接電話。但當時恰逢法國國慶前夕，即攻取巴士底獄紀念日的前一天，使館的人回答我，說大使不在。於是，我就照妻子的建議：找加拿大代辦處去。在那裏，我出示了外交護照，並申請去加拿大的簽證，藉口是想把家屬送往魁北克度夏。

蘇聯與加拿大沒有外交關係。因此我很擔心加拿大代辦處拒絕我的請求。但這位曾擔任加拿大移民局局長的代辦處負責人很同情我們。他主動以自己的名義給魁北克的移民官員寫了一封信。請他們給我以幫助。一併把信交給了我。同時，我們又在代辦處大樓裏碰上了一位牧師。他與橫越大西洋的輪船公司保持着某種聯繫。他說，加拿大的「蒙克利爾」號輪船恰好今天要從瑟堡起航，而且還有幾個空位。我急忙趕往船票代辦處，妻子則直奔旅社去接女兒。當我們三人趕到火車站時，火車正好要開動。幾小時後，我們便順利地登上了輪船。又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們終於離開了歐洲。

我的女兒是輕鬆愉快地踏上這次旅途的。對所發生的一切，她全然不知。妻子和我都不曉得該如何向她解釋，要知道，她這一走，就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夥伴、兩個奶奶和祖國。

從一九二六年起，我的工作就迫使我大部份時間都生活在國外，而女兒對祖國和祖國人民的愛從沒蒙上過絲毫陰影。由於急風溼關節炎。她很少有機會觀察到現實生活，所以根本不了解祖國同胞的深重苦難，更別說斯大林政權的殘忍了。我和妻子從不想打破她的各種美麗的幻想。女兒從小就特別憎惡任何粗暴的行爲，同時，又深刻同情受痛苦的人。我們知道。由於風溼病，她的生命很可能十分短暫，因此儘量不讓她知道真情，當然，這個真情是指斯大林的暴政，也是指俄羅斯人民的悲慘命運。

很難向她解釋我們一家所遭遇的事情。但她還是明白了。她聽見了我們的談話，哭得十分傷心。她心月中那個理想世界，到頭來竟是一片虛幻，過去那些美麗的幻想。統統變成了泡影。她曾爲父母在國內戰爭中出生入死地戰鬥過而自豪，可現在，卻爲我們而痛苦。一夜之間，她長大成人了。

到加拿大，我就立即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並將覆寫件同時寄給了葉若夫。在信中，我向從一九二四年起就已認識的斯大林談到自己對他的制度的看法。但信的主要意思不在於此。我的目的是要挽救我們的兩位母親的性命。我知道，懇求斯大林不對她們下毒手，喚起他的慈悲心，那是不可能的。我選擇了另一條路，一種適合對付斯大林的辦法。我鼓足全部勇氣，向斯大林發出警告：如果他敢把惡氣出在我母親的身上，那我就將他的一切罪行公立於世。爲了證明這不是拿空話來嚇唬他，我特地擬了一份他的罪行的清單附在信後。

除此之外，我還提醒他，即使我被他的特務殺害，我的律師也會迅速地把他的罪行披露出去。由於我深知斯大林的爲人，所以我確信他不敢把我的警告視爲兒戲。

我捲入了一場賭博，一場危及我自己以及全家生命的賭博。但我堅信。斯大林肯定會推遲對我的報復。在沒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說沒把我綁架住，沒逼我交出祕錄之前，他是不敢下手報復的，當然，他會不遺餘力地滿足自己的復仇欲，但這隻能在他堅信自己的罪行永遠不會暴露之後。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正好在逃離西班牙一個月之後，我帶着美國駐渥太華代辦處負責人給的入境簽證，抵達了美利堅合衆國。

到了美國，我立即帶着律師前往華盛頓。我向那裏的移民局局長遞交了聲明，宣佈與自己祖國的政府脫離關係，並申請政治庇護。

另一方面，斯大標對我的追殺馬上就開始了。而且一直持續了十四年。在這場較量中，斯大林既採取了強大的政治攻勢，又動用了大批祕密特務。而我這一方，則僅靠自己的遠見和識別陷阱的能力，以及我的親人，即妻子和女兒不怕犧牲、勇敢無畏的精神來應付。

這些年來，我一直避免給我倆的母親以及在蘇聯的朋友寫信，以免他們的生命受到危害。對他們的情況，我們也一無所知。

一九五三年初，我和妻子都斷定母親已不在人世，所以決定將這本書拿去發表。二月裏，我開始與《生活》雜誌社的一位編輯洽商，淮備發表某些章節。可就在商談之時，斯大林死了。我十分掃興，爲何他不能再活一些時候，那樣他就能看到自己的罪行被公之於世，就會認識到爲自己隱瞞罪行的一切努力都已付諸東流。

斯大林之死，並不意味着我一輩子從此既突然無恙了。克里姆林宮爲着保住自己的祕密，仍將不遺餘力地找我算帳，哪怕僅僅是爲了警誠那些想效法我的人。

亞歷山大·奧爾洛夫

一九五二年六月，於紐約

註解：

①尼·伊·葉若夫（一八九四——一九三九？）蘇聯共產黨高級官員，歷任州黨委書記．蘇聯土地部副人民委員、黨中央幹部調配和人事部部長、十七大中央委員、中央組織局委員、黨的監察委員會副主席、中央工業部部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運輸部人民委員，一九三大年九月接替亞果達兼任內務部人民委員，組織實施了被稱爲「葉吉夫恐怖」的大清選，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被撤銷內務人民委員職，一九三九年被捕後從政治舞臺上消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