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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好文章!党是谁(图)
 
——“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作者:李顺
 
2005年2月20日发表
 

莫等闲!!!

【人民报消息】这是一个让我挖空心思想了很久都想得不甚明了的问题,但对每个中国人而言,这又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我们这个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国家,“党”这个字眼代表了一个虽然无形无状、无踪无迹,却无处不在,无人不识,无人不畏的无比神秘而巨大的力量。因此,我们有必要找到并认识它--党,党是谁?党在哪里?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基本上每部都有“打仗的”,当我们的战士好不容易在战场上中弹倒下后,他会躺在战友的怀抱中用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慢慢地,却是庄严的从内衣贴近心脏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浸着淋淋鲜血的纸,“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说完头一歪--死了;当然有时候情况也有变化:掏出来的不是入党申请书,而是沾着红红的血的党费。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总是把党和鲜红的血连在一起,这是烙印一;其次,也是在电影中经常看到“光荣的革命战士”拿着把“大盒子”枪,指着 “叛徒”或“汉奸”义正词严的说“我代表党和人民判处你死刑”,说完“砰”的一声,“汉奸”应声倒下,这是烙印二。这样一来,党在我幼年的印象里真是崇高的不得了,伟大的不得了。所以当人们说:“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永远跟着党走。”等这些豪言壮语时,心里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广泛,及坚持不懈的学习,渐渐地,当我学会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用自己的大脑来思想,而不是别人让我怎么想,我就怎么想的时候,理智终究站出来逼迫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疑惑。比如,83年我参加高考时,政治科考的不少内容是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但后来某夜之间有人竟然把他打成了“反党分子”,一前一后只有一夜只差,白的就变成了黑的,面对这一霄壤之别的转变,我无法人云亦云的跟着他人轻易接受这一反差太大的现实。于是,做如下思:胡耀邦是谁?他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吗?总书记又是谁?他不是中国共产党千千万万党员的代表和领袖吗?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就是党,既然他是党,他怎么可以反他自己本身呢?这是思想一;思想二:如果结论成立--胡耀邦反党,那么在他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一道也从事了几年反党的工作,如果把胡耀邦定为主犯的话,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应该定为从犯,大家都是罪犯,都应打倒,是不是呢?更令人不得其解的是,胡耀邦之前有华国锋,胡耀邦之后有赵紫阳,他们都是党的总书记,是党最高权力的代表,而正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反党”。就连邓小平自己也曾被两次戴上“反党”的帽子,但他依然又出来领导党的工作长达几十年……到底谁是党?党在哪里?

我从他们几个身上总结出这么一点:当他们在位子上的时候,他们可以领导并代表一切,他们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这时的党就是他们;可一旦他们被别人赶下台,他们马上就变成阴谋的,丑恶的,反动的,这时的党就是别人,别人又开始代表党了。这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那么,谁能告诉我:到底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才是真正的党呢?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台上时,他们都会做出一些决定,而这些决定又会造成一些结果。打个比方,假定赵紫阳做总书记的时候曾给一万人定了“反党反革命”罪,而这一万人就因此罪而遭去职或砍头。等赵紫阳后来又被他人定为“反党分子”时,这一万人岂不成了“冤假错案”?被革职的可以复职,但如果是砍了头的呢?落地的人头还能长回去吗?这个责任是由赵紫阳来负,还是党来负?最后,我才慢慢发现:无论如何,但凡是错的,永远都只是人,跟党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时,党是“神”;但党又不可能成为“神”,因为大家知道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可事实上,“党”的确又是共产党人的“神”──这是一个谁都解决不了的矛盾,包括共产党人自己。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从“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再到“法轮功”,五十多年里,在位的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杀了多少人?毁了多少家?发动了多少次斗争?哪次又不是借助“党”的名义的呢?文革期间,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的无数老一辈革命家被毛泽东迫害致死,是否是借党的名义?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的功勋被打倒,是否是借党的名义?而后来胡耀邦为这帮人平反时,是否依然是借党的名义?打倒的事是由英明的党干的,平反的事是由伟大的党干的,自始至终,党都是伟大的──卖身的是她,立贞节牌坊的还是她──打倒是今天的需要,平反又是明天的必然。这个神秘、狡猾、诡诈的党,永远可以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成时,功在我;败时,过在他。这就是党--一个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伪君子,一个只有对、没有错的“不倒翁”,一个任何一位独裁者随时都可以请到的“瘟神”,一个有钱人随叫随到的“应召女郎”,一个诡计多端、卑鄙下流的地痞,一个狠毒、凶残、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我父亲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那段历史父亲一直不愿讲,还是母亲几年前才跟我讲的:在我一岁的时候,她带我去父亲的办公室玩;趴在办公桌上的我在母亲没注意的时候,抓起了父亲砚台中的毛笔,猛地挥舞了两下,不料笔上的墨汁正好射洒在墙上领袖的头像上,而且构成了一个 “><”图,文化水平不高的母亲当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是当开完会返回的父亲看见这一幕时,惊得口瞪目呆,竟不知如何是好,而就在他踌躇莫展的时候,学校的团委书记有事来找父亲──当时学校的校长……这样父亲就成了右派,罪名是“诬蔑伟大领袖”。几年后,得了平反,但他的腰部却留下了永久的创伤--遇阴雨天就痛得弯不了。四十年来,他身体和精神上所受的痛苦的折磨,竟然是由他刚满一岁不谙世事的儿子所造成的。英明的党和伟大的领袖竟然对一个婴孩无意的过失都无法原谅,还要与此事毫不相干的父亲来顶罪。近年来,每次看见父亲因腰疼而痛苦不堪时,我的内心深处便有种沉重的负疚感,但是,这能怪我吗?哪不怪我,到底怪谁呢?

我的爷爷年轻时曾在青海西藏一带冒着生命的危险做一些小本生意,中年时积攒得一些银两,回乡后娶妻、买田、置产;不料,土改时,田产没收,牛马牵走。共产党把他苦苦经营了一生的产业一夜之间抢劫一空,从此以后,他老人家万念俱灭,信佛烧香……

我在评职称时不愿把《四项基本原则》写进我的《述职报告》,这是因为,在我看来,爱,是我们人类最为崇高的感情,理应献给最配得上它的人,可是党言行不一、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作风,根本不值得我付出自己的这份爱,更加谈不上“热爱”了;至于“社会主义”仅仅是一块商标而已,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它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灭亡,我怎么可以轻易把自己并非廉价的爱,献给这样一个显然已经末路穷途的对象呢?而且在我的报告里,我本着一位良知还未完全泯灭的教师应有的职责,指出了现阶段教育的最大弊端所在:以应试教育为模式所推行的奴化教育。当然这样一来他们就根本不会给我评职称,但我宁愿放弃职称,也决不放弃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今天,大大小小的共党的官员们嘴上在用世界上最夸张、最虚伪的语言赞美着党和社会主义的同时,在心里却五体投地、真心诚意地崇拜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他们把开奔驰、住洋房看成是成功的象征,把子女能送去美、加、澳、英作为自己一生不懈的奋斗目标,把通过各种用不正当手段从百姓身上刮来的民脂民膏转去国外,以便退休之日能去那里尽情享受资本主义无比的繁荣和优裕看成是自己最佳的归途。所以,我们说,正是这些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党的领导干部们在为他们的“神”──党,挖掘着很快就会派上用场的墓穴。

党是谁?寻遍中华大地也不见其踪影;党是谁?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无处不被它阴暗邪恶的幽灵所笼罩。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走到如此腐朽没落的地步,问题就出在这一句话上──“坚持党的领导”。这句话本身就充满了非理性的专制和粗暴的独裁。因为“党的领导”在某种角度上讲就是个人的领导,而个人的领导,尤其是不受任何监督的个人领导,都难以避免的会有错误出现;那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恶果──坚持错误的领导--最终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或大或小的灾难。比如:六十年代饿死数千万人口的“大饥荒”,以及“十年浩劫”等,都是一人专制,一党独裁的结果。而共产党天生就是一个排他的专制政体,他决不允许任何的个人和政党对它产生哪怕是一丝的挑舋和竞争,但由于自己劣根性的使然,终了,它必是要自行走向衰退与灭亡的结局,像前苏联和东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

共产党,这个既非人又非神,给近两个世纪以来全球半数的人类带来无穷祸患的邪魔妖怪最终必然会从地球上消失地无影无踪。

让所有在它魔爪镇压下的苦难同胞共同来祈祷:这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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