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强悍的大和民族，国土小，资源少，从明治维新开始，他们就觊觎着中国的土地和财富。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霸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大规模开采东北的煤、铁等矿产，掠夺粮食、棉花、大豆等农产品，然后开设工厂，利用中国的劳工生产大量飞机坦克、枪炮子弹等各种军需品和民用产品。有些用来屠杀中国人民，有些则偷运回日本(例如，把铁矿石运回本国炼钢，用不完的煤则倾倒在海湾里使海湾变成一座露天煤矿，留作以后用)。他们将这些生产资料和成品，囤积在沈阳铁西区以西的仓库里。当年，铁西以西有十公里路长、由数百座仓库组成的仓库群，储存着难以计数的军用、民用物资，成为日本侵略军最大的供需补给基地。那里重兵把守，岗哨林立，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座仓库，也不知道储存了多少物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仓库群里储藏的巨大财富，理应归还中国，等待国民政府来接收。但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来不及到东北接收。这批不明品种、不知数量的巨额财富，被近在咫尺的“老毛子”用阴谋手段悉数抢劫了。

事情的经过是：

1945 年8月10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借势对日宣战。早已集结在中国边境的四十万红军，兵分四路，以闪电般的速度抢渡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图们江和鸭绿江，由北朝南向中国挺进。苏联红军只打了四天仗，便将关东军全部缴械，并抢占了哈尔滨、新京（长春）、沈阳、大连等四座大城市和整个东北铁路网。

“老毛子”（因为俄罗斯人胸毛、腿毛又长又浓密，东三省的老百姓都这样称呼他们）发现这样一座庞大的仓库群，喜不自胜，急于想把这些巨额财富运到苏联去。但是，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抢运，担心国际舆论和中国政府追究。于是，老谋深算的“老毛子”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日本投降后，绝大多数日本军人被“老毛子”抓到西北利亚，关押在劳改营，这个仓库群暂时失去了看守者。日本兵投降前，把每座仓库的大门用大型铁锁，结结实实地锁起来。“老毛子”们便用斧头劈开铁锁，将一些民用品仓库的大门打开。他们以为，中国老百姓看到大门洞开，发现仓库里有大量的布匹、衣物、棉被和其它日用品，一定会进去偷抢……哪里知道中国老百姓生性老实，被日本人杀害、欺压怕了，谁也不敢到“皇军的仓库里”偷东西。所以，大门洞开后好几天，冷冷清清，无人问津……

“老毛子”们着急了，这样拖下去怎么行呢？他们就是希望中国人去偷抢这批物资啊！看到老百姓不上钩，于是，“老毛子”们便将仓库里的民用品，装满一卡车一卡车，趁夜晚开进中国的村庄，将这些物资“送给”村民。许多村民不敢开门接受，他们便将东西堆在老百姓家门前，并通过翻译喊话：乡亲们，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你们去拿就行了，明天将打开更多的仓库……

通过这样“发动群众”，第二天－－实际是哄抢开始的第一天，便有许多胆大的村民跑到打开的仓库去看，果然，仓库里各种物资堆积如山，没人管……几个不怕死的流氓、地痞，平日里偷扒抢劫搞惯了，便趁机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带头冲进去，抱的抱，背的背，抱了背了往家里跑……“老毛子”们站在路边看，都哈哈笑着，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赫拉所（俄语“好”的音译），赫拉所……”

那时候，老百姓头脑简单，哪里知道是“老毛子”的诡计？只要有人带了头，许多人便跟着跑进仓库。眼见胆大的人，平白无故得了那么多财物，于是胆小的人也不甘落后，大家蜂拥而上，开始哄抢仓库里的物资。

“快去‘捡洋捞’啊！”
“快去‘发洋财’呀！”

人们纷纷喊着，叫着，笑着，兴奋地肩挑手提，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地跑着，往家里运送“洋捞”……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由近至远，去仓库哄抢物资的人，越来越多。

到哄抢的第二天，大批大批村民，成群结队，跑到仓库去拿东西。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拿白不拿。更有一些村民，套上牲口，赶着大车前去抢运物资……打开大门的几个仓库前，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黑压压的一片。人们兴高采烈，兴奋至极，人山人海，挤挤攮攮，比“赶场”还热闹！

这时，老毛子们眉开眼笑了。这种人山人海的哄抢场面，正是他们非常想见到的。于是，“老毛子”士兵，一队队站在路旁，纷纷拍手欢呼，称赞中国人：
“干得好，赫拉所！”
“多拿点，赫拉所！”

据到过现场村民后来说，一些苏联军人，拿着闪光照相机，笑眯眯地不断拍照；还有人说，看到“老毛子”在拍电影……

这时，不仅附近的村民，就是几十里路以外的各县农民，包括许多城市人，都被“发动”了。大批大批的人马，络绎不绝向仓库群进发……但是由于乱糟糟的，大家拼命往前挤，都被仓库大门卡住了。进了仓库拿了东西的，出不了门；大门外的，无法挤进去，大家都挤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卡在那里，动弹不得……因此，哄抢的“效率”极不高。只有一些力气大的年轻人抢了些许东西，大多数人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哄抢了两天，许多大门洞开的仓库，还只搬动一个角落……这，也许在 “老毛子”们的算计之内。

到哄抢的第三天，一大早，数以万计的人群从四面八方向仓库群进发。哪里知道，当大批人马蜂拥而至时，从乱糟糟的队伍前头传话过来：“已经戒严了！不准拿东西了。”

“老毛子”们在仓库前划了警戒线。一个牛高马大、满脸横肉的“老毛子”军官，瞪着眼睛，凶相毕露，站在警戒线内，呜哩哇啦直叫唤。通过翻译，前面的人听到：

“已经接到命令，不准任何人抢东西了！谁敢越过警戒线，格杀勿论！”

跑在前面的人，看见一队队的“老毛子”士兵，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当然停住脚步，不敢越过警戒线。但是，后面的人群，根本没看见，没听见，像潮水般的继续往前涌。于是，前面的人站不住，被推挤着，越过了警戒线……

“嗒嗒嗒嗒……”
“嗒嗒嗒嗒……”

一霎时，机关枪、转轮枪，响成一片，“老毛子”们对准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了。跑在前面的村民，纷纷中弹倒了下去，血流成河……

“不好了，打死人啦！”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喊。

后面的人，见大势不妙，像倒柴一样，纷纷往后退。喊爹叫娘的，喊救命的，受伤后“哎哟、哎哟”哭叫的，乱成一片……

我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平时总是告诫我们：“不义之财，苟非我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是绝对不允许哥哥和我去仓库拿东西的，我和哥哥也没有这样的念头。不过，当时我是个九岁的孩子，虽然不想往家里拿东西，但是爱看热闹。到哄抢的第三天，邻居一位大哥撺掇我去仓库看热闹，我便瞒着父亲，偷偷跟他上路了。

我们离仓库还很远，便听到“嗒嗒嗒嗒……”的机关枪像“连珠炮”一样响着，足足响了十来分钟，很吓人。机关枪响后不久，便看见一大群一大群的村民往回跑，人们的脸吓得惨白，纷纷往回逃命。一些人边跑边喊：“不得了，杀人了，杀人了！”一位村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告诉我们：“‘老毛子’……开枪，打死了……几百人！”

接着，我们便看见扶着的、抬着的、用大车拉着的受伤的村民，回村里去。有的人打断了腿，有的人打伤了骼膊，鲜血纷纷往下流。还有打中了胸、腹部的人，被乡亲们抬着，闭着眼睛像死去一样，衣服和盖着的被单被鲜血染得通红……

打死一些中国人，把其余的吓回去后，“老毛子”们便抓紧做了两项工作。

第一项是：把所有的仓库门砸开，用部队的卡车，一卡车一卡车地抢运物资。往北开的，送上火车，一火车一火车往苏联境内拉；往南的，运到海港，装上大型海轮，一海轮一海轮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贵重物资，便装上飞机……他们使用“海陆空”，不分昼夜，开足马力，疯狂地抢运物资，整整抢运了两个多月，把仓库里储存的物资抢得精光。

第二项是：把拍到中国村民哄抢物资的照片，送给正在搬迁回南京的中国政府，用这些照片作为“铁证”：日本人的剩余物资都被你们中国农民抢光了，我们苏联军人无法制止……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照片寄给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莫斯科的《真理报》和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中国村民哄抢日军剩余物资的“图文并茂”的新闻……

在做这两项工作的同时，“老毛子”们将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工厂里的所有机器设备，只要能够拆卸的，通通拆下来，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落，抢运回苏联。只剩下一些笨重的、无法拆卸的高炉、炼钢炉……这就是鞍山钢铁公司的前身。

自1931年始，日本人在东北苦心经营14年多，成建制的千百座工厂、成套成套的工业设备，都被“老毛子”抢劫一空……

抢了这么多财富，“老毛子”们还不满足，他们的目光又盯住富裕的农民。开着卡车，端着当年先进的转盘枪，到村民家门前，一脚把大门踹开，见马牵马，见牛牵牛，赶猪赶羊，捉鸡捉鸭……

当年我家有一匹马，我父亲听见“老毛子”来了，动作迅速，赶紧把马从前院马厩牵到后院（东北农家马厩都在前院）藏起来，就没有被抢走。一头来不及掩藏的肥猪，被“老毛子”抢去了。比我家富裕的邻居，抢走了三匹马……

抢了那么多用的、吃的，“老毛子”们还要发泄他们的兽欲，见了年轻的女人就强奸。光是我们村，被“老毛子”强奸的妇女，就达一百多人……

当年，国民政府派傅作义部去接收东北，傅不去，他要接收北平、天津；派阎锡山，阎不去，他要接收山西；派白崇僖……都不去。只好派在国内没有地盘、远在缅甸的“远征军”52军，去接收东北。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待几千里路远的52军达到东北时，已是1946年2月了。

从1945年8月到翌年2月，苏联红军占领东北6个多月，名义上是“代中国政府接收”，实际上是趁火打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以上就是少年的我，亲见亲闻共产党领导的“苏联老大哥”，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东北人民对他们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二）1946年，八路军的骗术与毒招

我家住在沈阳北大营西南的耶什牛录村。“北大营”是大帅张作霖、少帅张学良屯兵的营盘，“九 一八事变”日本人首先攻打的就是这个地方。因此，北大营非常著名。

“耶什牛录”是满语的译音，什么意思我不懂。依稀记得长辈们说过，“牛录”是老祖宗努尔哈赤的牧场和训练骑兵的场地，在辽宁省一共有72处。

我们村是一片一坦平洋的肥沃的黑土地。我的父亲虽然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通过辛苦劳作，勤俭持家，到我读小学时，家里已有50亩土地了。

父亲一个人种这么多地，忙不过来，便雇了一个长工，我们叫他孙叔叔。孙叔叔是个作田能手，非常勤快，待人也很诚恳，我父亲很喜欢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每年除了一份丰厚的工资，还送他许多粮食、鱼肉、衣物。两家住得很近，孙叔叔家里缺什么，到我家来拿就是，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

我7岁那年，初夏的一天，父亲叫我到菜园子里拔草。拔完草，我便爬到一颗树上乘凉。过了一会儿，突然看见孙叔叔的两个孩子－－五岁的女孩和三岁的男孩，掉到池塘里去了。我吓得大叫：“爹爹，孙叔叔的孩子掉到池塘里去了！”父亲听到喊声，赶忙跑过去，跳进池塘里，把两个孩子捞上来……

这是神的安排，当时孙叔叔和婶婶都不在附近，如果我没看见，父亲不去救，两个孩子肯定会淹死的。

我在耶什牛录村的初级小学读书，1946年读四年级，是这个小学年龄最大的班。记得是刚过年不久，寒假后开学的第三天，学校里来了一位高岗部队的宣传员。高岗当时很著名，是八路军的首领，号称共产党的“东北王”。这位宣传员到课堂里来，声音亲切地对我们说：

“小朋友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央军就会到来。我们请你们去欢迎中央军，好不好？”

同学们都齐声响亮地回答：“好！”

宣传员听了我们的回答，眉开眼笑，接着说：“今天星期六，下周星期一，我们请你们免费乘火车，到XX（地名忘记了）地方去。我们还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请你们吃。到了那里，吃过午饭，我们会发给每位小朋友两面小旗子。你们排着队，站在铁路旁。火车开过来，中央军下车时，你们就挥舞小旗子，齐声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好不好？”

同学们都大声回答：“好！”

“你们要穿上最漂亮的新衣服来啊！”宣传员不忘交代。

“好！”同学们又是齐声回答。

宣传员说完后，跟“级任老师（即班主任）”交代几句，挥挥手就走了。

下课后，同学们都很兴奋。许多同学都没有乘过火车，这回可以实现愿望了。有些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共产党、八路军真好，给我们免费乘火车，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呢……

放学后，我回到家里，正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一看，父亲锁着眉头，心事重重地坐在那里发呆。我吓了一跳，不知什么事，也不知谁惹他生气了。

父亲见我回家，便严肃地叫我：“志高，过来。”

我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心想，我并没有犯什么事呀！

“从现在起，你就呆在家里，不准出二门。如果听到有客人来，马上睡到床上，把被子蒙着，装病。”

我心里想，真是奇怪，怎么没病叫我装病呢？但父命难违，只好乖乖地答应。

我放下书包，走到厨房里，母亲悄悄对我说：“刚才孙叔叔来过，与你爹唠了半天，大约是为你的事。你一定要听话，这不是好玩的。”

看到父母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我知道发生了“很重要”的大事。我向来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父母都很疼爱我。从家里紧张的气氛来看，我更应该听话。于是，我就呆在房间里，连前院都不去。

吃晚饭时，父亲对母亲说：“我刚才去丁医师那里拣了两副中药，开了病假证明，明天再送到级任老师那里去。”

母亲问：“你拣的中药呢？”

“扔到粪坑里去了，又不是真病。”父亲回答。

就这样，我二门不出，在家里呆了三天。一个人呆在家里，没有小伙伴玩，真闷。我好羡慕我的同学，他们乘火车、又有好吃的，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真好玩……

到第三天（星期二）晚上，吃过晚饭，父母关上房门，才轻言细语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原来，孙叔叔是共产党员。他们游击队和八路军在一起开会，决定利用小学生组成欢迎队伍，去XX地方欢迎从葫芦岛乘火车过来的国军（52军从缅甸乘海轮到福州，再从福州乘海轮到葫芦岛，登陆后各师、团乘火车去各自的目地地），八路军就埋伏在铁路旁的山坡上，趁国军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孙叔叔听到“首长”这样说，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么多孩子，你们事前不交代，枪炮子弹打过来，孩子们怎么办？但孙叔叔不敢吱声，因为这是“首长”的“妙计”和“决定”，谁反对，谁遭殃！

开完会回家，孙叔叔急得一宿没睡着。刚闭上眼睛，路志高父子俩就站在眼前。三年前，不是这两个救命恩人，我家两个孩子早已淹死了……但是，一旦泄密，自己要掉脑袋啊……孙叔叔翻来覆去想了整整一宿，最后，“人性”战胜了“党性”，决定将真实情况告诉我父亲，并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装病！

父亲脸色凝重地说：“星期一晚上，你们班的同学和老师，一个都没有回来。今天星期二，孙叔叔告诉我，已经传来消息，所有的学生和老师，全部被打死了。”

我听了，想到我活蹦乱跳的小伙伴、好朋友，急忙问父亲：“铁蛋呢，锁柱呢，嘎子呢？”

父亲含着眼泪，叹口气，摇摇头说：“唉！一个也没有回来。”

当天晚上，母亲给我捆好一包衣物，父亲骑着单车，趁着朦胧的月色映照着残雪，载着我到十里路之外的火车站，然后乘火车，把我送到三百里路以外的亲戚家。就是那个清冷的夜晚，十岁的我，永别了故乡，那一片肥沃的、醉人的黑土地。

据后来父亲告诉我，传来的消息说：小学生列队站在铁路旁，每人手里拿着两面小旗子，一面是“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一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看见国军的列车开过来，他们便载歌载舞，摇旗呐喊，欢迎国军。看到天真烂漫、“祖国的花朵”热烈欢迎，国军非常感动，便放松了警惕，下车来与小朋友握手……这时，埋伏在铁路旁山坡上的八路军便开枪射击，机关枪、步枪、手榴弹纷纷从天而降……国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马上卧倒，利用车厢作掩护，进行还击……小朋友们和老师毫无思想准备，第一阵枪林弹雨横扫过来时，已打死了许多；没有打死的，也不知卧倒，乱哄哄地到处跑，结果，全部被不长眼睛的枪炮子弹打死了……

八路军是“打了胜仗”。这次战役的指挥员，向上级报捷请功时，他们会写上“歼灭国军多少多少”；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报告，“同时歼灭了多少小学师生”。

后来，许多村庄死了孩子的家长会面，互相谈论，才发现这次“选拔”去欢迎国军的，全是各个“牛录”的小学生，因为，“牛录”村住的全是满族人，比较分散，联系较少。八路军“首长”设计时，已周密地算计这批小学生有去无回，如果其中有汉人，家长就会告诉外地的亲朋戚友。汉人有在南京做官的，有在海外的……这个惨无人道的消息传开，就会“败坏”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誉。满族人到底封闭一些，很少有外地的亲朋戚友，走漏消息的机会少得多……从这一设计要素来看，“利用可爱的小天使引诱敌军”这个卑鄙、残忍的阴谋和骗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同学们全打死了，我在家乡无法安身。因为，村民们发现我之后，会惊奇地问：“怎么路志高没有去？他怎么活下来了？”……疑问很快会集中在孙叔叔身上。共产党规定，“泄密”就是“叛徒”，那么，孙叔叔一家和我家，都会遭到灭门之祸。杀人不眨眼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保守机密，是不会放过我们两家的……

于是，父亲便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把我带出村庄，送到远方的亲戚家。从此，“路志高这个孩子，和他那班40个同学一样，在耶什牛录村永远销声匿迹了”。十岁的我，就这样凄凄惨惨被迫离乡背井，开始浪迹天涯。

（三）1948年，迫害宗教的斗争大会

由于我的祖母、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都是天主教徒，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宗教家庭熏陶，因此，我也虔诚地信奉天主教。

那时候，听大人们说，辽宁省有三个传教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创立的“沈阳教区”、加拿大魁北克外方教会创立的“四平教区”和美国美利诺外方教会创立的“抚顺教区”。每一个教区还担负另外几个城市的教务。由于美国教会从美国募集的慈善资金最多，因此，抚顺教区办得最好，教务发达，信徒众多，并创建了许多慈善事业。例如，他们设置了医院、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孤儿院和育婴堂……

我寄住在属于抚顺教区的一个城市的亲戚家，这位亲戚也是天主教徒，因此，我就在一座美国天主教教会办的小学里读书。

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把美国主教、神父、修士和修女，都抓进了监狱，当作战俘和人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才重获自由。当时，苏联和美国是“同盟国”的“战友”，因此，苏军进入东北后，对美国人和美国传教士都很友好。但是，人们发现，中共和八路军对美国人不甚友好。特别是1947年内战开始后，中共对美国教会人士越来越仇视，总是把他们看作美国派到中国来的间谍。

宗教迫害是随着觊觎教会的资产开始的。中共地方政府开始还比较客气，跟教会“借”教堂开大会，“借”房子办公。实际上，一些进出教堂的共党干部，担负着监视传教士活动的任务。他们“借”教会的房子，“借着”“借着”，时间长了，便赖着不走，视自己为房产当然的主人。教会都是一些心慈口善的人，奈何他们不得。更有甚者，他们还派一些人，假意信教，受洗后专门探听教会内部消息，搜集教会的“罪证”，随时准备“反戈一击”。

在东三省，共产党迫害宗教是从1947年开始的，1948年达到高潮。由于我家全是天主教徒，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从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当了神父的哥哥，因为参加了“圣母军”（天主教内部一种自愿参加的圣母玛利亚祈祷会），被判五年徒刑。他的同学更惨，因为是“圣母军”的负责人，直到1978年还关押在牢里，一直关了三十多年。人们追问，为什么要判他们这样重的刑呢？因为他们沾了一个“军”字－－你们不为“美帝”当间谍和走狗，不准备推翻共产党政权，组织“军”干什么？

终于，他们想当然地“发现”了美国教会的一个秘密“罪证”，那就是由“假教友”告发：神父、修士和修女们在育婴堂杀婴，喝婴儿的血，甚至把婴儿一个一个吃掉（1900年义和团时代的“教案”，就是从污蔑“教会杀婴，用婴儿的血肉制药”开始的）……这还了得：你们这些美国间谍，打着传教和慈善的招牌到中国来，原来干着这样令人发指、罪恶滔天的勾当！于是，在教堂外的操坪中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斗争会。我们教会的小学生，都排着队站在操坪里接受教育。

在那次斗争会上，我看到美国神父和美国传教士、修女，都被勒令站在斗争台的一旁，人人必须低头认罪。中国的修士和修女，则被勒令脱下会衣，一个个低着头，跪在斗争台上，每一个人都被迫戴上一顶写了“美帝走狗”字样的帽子。

“假教友”则跑上台，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控告“美国神父和传教士们，杀死婴儿”，“育婴堂减少了多少婴儿”，“孤儿院减少了多少孩子”，“数据准确”，“罪证确凿”……“假教友”还跑上前去抽打中国修女的耳光，逼迫她们承认，看见美国人杀婴……中国修女们不肯承认，耳光和拳头便雨点般地落在她们身上……

我看见，他们斗争一个留着长胡须的老年中国神父。老神父除了胡须像外国人，他的黄色皮肤和蹋鼻子，一点也不像美国人（实际上，共产党对洋人是不敢动手动脚进行体罚的）。斗争者逼迫老神父作证，亲眼看见美国传教士杀婴。老神父当然不会撒谎，他闭着嘴一言不发。一位残酷的斗争者便跑上台去，大叫道：

“你这老家伙不开口，老子今天一定要把你的口撕开！”

说着，他叫来两个打手，一边站一个，紧紧挽住老神父的骼膊，把老神父夹在中间，并用另一只手卡住老神父的头，使他不能动弹。然后，这人从衣袋里拿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老虎钳（即“剪丝钳”），将老神父的胡须钳着，一撮一撮，连皮带肉，一起往下拉扯……

只三、五下，鲜红鲜红的血，就流淌了老神父的满腮满面，并顺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往下流……小学生们都害怕看见，有的女孩子被吓得哭起来。这样惨不忍睹的场面，给我的感觉就像“文明人碰上了野蛮人”……

这位老神父站在斗争台上，任那人用钳子拉扯胡须，仍然一声不吭。他没有哭，也没有叫喊，目光坚毅地挺立着……我想，他已经把痛苦增添在十字架上，把肉体的痛苦献给了神。

对教会的迫害，与共产党对其他国民党人士的迫害，是相互关联的。

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后，派出了由许多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团，考察日本人掠夺、苏联人抢劫后的东北资源和工、农业现状，规划今后的建设蓝图。其中，有一个地质考察团，由留学美国、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张莘夫博士带队。他们考察的是辽宁省的煤矿、铁矿和其它矿产，因此，需要经常出没崇山峻岭。但是，当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翻山越岭，餐风露宿时，遇到了横蛮不讲理的八路军，污蔑他们是“美蒋特务，为国民党部队考察地形地势，准备绘制军事地图，消灭共产党……”“秀才碰了兵，有理讲不清”，张莘夫和考察队员全被八路军杀害了。

当年的八路军，多数是不识字的文盲；就是当官的，也没有多少文化。因此，他们把张莘夫的“莘shen”字，念成“心xin”。他们惨无人道地杀害张莘夫博士之后，把他的心脏挖出来，用盘子盛着，用一张纸条写了“心夫的心”盖在上面，派人送给张莘夫的妻子……看到血淋淋的丈夫的心脏，张莘夫的妻子当场晕倒了。后来，这位年轻美貌的女人，也被八路军抓去，不知下落。

就这样，张莘夫和一些考察团员、许多国民党人士的孩子，都成了孤儿。教会每次打听到这种情况后，都急忙派人将这些遗孤找来，收养在育婴堂和孤儿院。这些国民党高级人士中，有许多人在美国有亲戚。例如，考察团一位学者的父母在美国，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媳妇遇害后，便千方百计，通过教会，将孙儿孙女接到美国去抚养。其中也包括一些教会的有识之士，知道共产党的迫害会接连不断，为了让孩子们脱离虎口，把一些孩子送给美国人收养，让他们健康成长，今后受到良好的教育…… 这样，教会的婴儿和儿童的数量，便减少了许多。

“假教友”听说育婴堂和孤儿院的孩子数量减少了，认为这是“立功”的好机会，便积极“举报”教会的“杀婴罪行”。于是，就开了上述斗争大会。

斗争大会之后，共产党把教会的人，抓的抓，关的关，判刑的判刑。教会中的洋人，则通通驱逐出境。于是，热火朝天的教会便人去楼空，变得冷冷清清了。那些房产和教会的其它资产，统统改名换姓，变成了共产党的财产。

（四）结尾的话

我是含着眼泪写上述回忆录的。特别是写第二节时，我们全班40个花季少年，加上级任老师，41条鲜活的生命，就那样被摧残了。他们活泼可爱的形象，总是在我眼前闪现，跳动。到明年2月，就是他们陨落的60周年祭。

多年来，我总是思考，为什么没有一个小学生活着回来呢？虽然去担任欢迎任务的小学生总数不详，但“为了营造热烈气氛”，估计最低不会少于一千人，多则可达到两千人。那么多孩子，未必子弹都长了眼睛，把他们全打死了？没有一个受轻伤的？没有一个受伤后救活了的？……

由于魂牵梦绕，由于看透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我终于破解了他们“一个也没能回来”的“军事秘密”。当年，传来的消息说“他们全部被打死了”是骗人的。－－孙叔叔被骗了，我父亲被骗了，耶什牛录村的村民们被骗了，其他所有牛录村的村民们也被骗了，整个满族人都被骗了！

为什么？

请问：为古代帝王修建陵墓的工匠，有一个活着回来的吗？－－陵墓建成之日，就是他们集体殉葬之时。

被日本关东军强行征去修筑大兴安岭地下工事的中国村民，有一个活着回家的吗？我们耶什牛录村去了二十多个民工，一个也没有回来。－－如果回来一个活的，那“地下工事”就没有秘密可言了。

那么，去执行这次骗局的小学师生，又有什么理由让他们之中的某一个活蹦乱跳地回家呢？－－当这条“锦囊妙计”出笼时，就规定了他们必须全部死亡。

于是，我无法回避，不得不想到了一个令人发指、浑身颤栗的可怕场景：52 军对当地情况根本不了解，因此，他们边打边退，一定很快撤走了。那么，打扫战场的是谁呢？肯定是八路军。当八路军打扫战场时，有那么几个、十几个或几十个受了伤的孩子，躺在血泊中呻吟，用满怀希望的哀怜目光，用稚嫩、颤抖的童声呼喊“叔叔救命”、“叔叔救救我”时，八路军是怎样狠心地给他们每人补上一枪，结束他们性命的？

罪过啊罪过！天理难容！指责共产党是一群恶魔，加入共产党后“党性”会把人变成恶魔，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1948年“辽沈战役”开始后，为避战乱，学校迁往北平，我跟随到北平读书；“平津战役”开始后，部分学生撤退到青岛，我跟着去了；然后乘船去上海，最后，教会又用海轮将我们送到台湾。

衷心感谢神的安排！在纷乱的战火中，我总是逢凶化吉，活了下来。

我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和本领，今后才有能力报效祖国，于是，我就发奋读书。在台湾最好的中学完成学业后，有幸去欧洲的大学深造，1966年，意大利BOLOGNA大学授予我农业博士学位。

学成之后，我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去定居。虽然忘不了我的祖国，我的故乡，那片广袤的、令人魂牵梦绕的黑土地，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国家搞得污七八糟。少年时期就认清共产党邪恶本质的我，深深知道，像我这样热爱真理、坚持正义、性格直率的人，是共产党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我选择到“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加拿大定居。

加拿大政府非常器重我，先安排在农业部门任职，继而聘为农专和大学的客座教授，后又聘为CIDA（加拿大政府援助非洲组织的英文简称）的农业专家和顾问，在非洲工作8年之后又转为“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专员，一共在非洲服务20年。为非洲各国提高农作物产量、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先进农作方法的推广和农业发展，贡献了一己绵薄之力。

当年学成后，如果我像许多美国博士那样，放弃国外一切优越条件，硬是一头栽回中国的话，我想，结果一定是共产党发动的历次运动中增添了一位合格的“运动员”：“美国间谍”、“台湾特务”、“反革命份子”……哪一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都是非常适合的。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陷入那个“阶级斗争”、相互倾轧、没完没了的漩涡和泥淖。

2005年2月22日于 加拿大 蒙特利尔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