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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父子血泪党训!与共匪谈判,无异自取灭亡(多图)
 
2005年3月30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自由时报记者王寓中3月30日特稿)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访问中国,缅怀、谒陵或可称之,若率言“国共合作”,则宜三思。国民党不能忘的是,两岸五十多年来分隔,对照的是两个制度,对峙的是两个不同主义的国家,岂只“国”、“共”分合。

在党、国的分际上,国民党前主席蒋经国在民国70年10月7日中常会以“痛苦的教训,庄严的使命”发表重要谈话时,曾明白点出:这是两个主义、两个制度、两种生活,对中国人为福为祸、为功为罪的根本差异,但这却被共匪歪曲成了所谓“国”、“共”两党之间的“党见”、“党争”和党分享的“权利”。当年以党领政尚有如此认知,今日身为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进出中国,能不慎乎!

从民国13年到38年的25年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和平共处”的时期,所谓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的用词,两次和平共处下来,成就了毛泽东口中北伐成功及抗战的胜利,但却让国民党败亡中国。


国民党前主席蒋经国
国共合作“本质”到底是什么,蒋经国在70年中常会谈话讲得再清楚不过,他指出,在近60年的历程中,只有两次共匪是以伪装输诚的姿态,渗入国民革命行列,而终于窃发坐大的事实,“根本就没有所谓两党‘合作’之可言”,对于这段国共合作的史实,历史家或许有不同解读,但至少对国民党员而言,总不能忘记血泪惨痛代价换来的“党训”吧!

民国38年国民政府撤退来台,两岸隔海对峙,周恩来先在43年抛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和战两手策略,所谓“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议题,则是两年后首度由毛泽东的口中说出,“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中国对台湾的和战两手策略,自此交互使用未曾间断,61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中后,中国在海外发起认同、回归、统一攻势,直至蒋中正、毛泽东相继去世。


蒋中正,字介石
对于中国的合作、和谈,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58年接受日本电视台访问时指出,“我们是世界上受到共党合作痛苦最深、经历最久的国家”、“可是沈痛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为其国家及人民着想的”、“所以我们中华民国与毛贼绝对无合作之可能”。

67年12月16日,美国与中国建交,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三通、四流。70年7月,中国副主席邓小平向香港明报表示愿与国民党“对等谈判”,人大常委叶剑英随后提出九点方针,扬言要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所谓“第三次国共合作”。

70年7月华国锋提出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合作,蒋经国在同年10月中常会发表严肃谈话,除了严正驳斥根本没有两党合作可言、两岸对峙非国共之党争外,蒋经国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所谓和谈,实际只是战争的另一种方式,和战面目不同,而目的则一,“与共匪谈判,无异自取灭亡”,他并再一次明确宣示,“绝不与共匪谈判”。

民国71年,中国持续发动温情攻势,找来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儿子、时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写了一封被对岸视为统战经典文件的“廖承志致函蒋经国”,文中引用鲁迅之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成为统战名言,国民党则请出当时旅居美国的蒋宋美龄,透过中央社发表“蒋夫人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信中以长辈训诫晚辈口吻,要廖承志“幡然来归,以承父志”、“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不必削发,以净余劫。”


抗日期间宋美龄为将士缝征衣。
73年2月,蒋宋美龄再发表一篇为劝告邓颖超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公开信,严斥所谓的国共三次合作,信中指出:“二次惨痛,殷鉴昭昭,一而再之为已甚,其可三乎?”这段国共两党统战斗争的经过或许已进入历史,但综观今日,遑论江丙坤访问中国,就算他日党主席连战亲赴中国,一趟中国行就能促成数十载未竟的 “国共第三次合作”吗?

不要说与现实不符,在中国和谈背后“战争”本质不变情形下,国民党扛着“中华民国”名号,难道就比“台湾共和国”容易和解吗?中国对台,无论和、战,最终目的都是要全面赤化、“解放”台湾,此目的一日不放弃,莫言国共合,台湾与中国,要如何谈?又怎么可能合?


廖承志
注:一点内幕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是国民党元老廖仲凯、何香凝之子,出生在日本。是国民党三大公子之一。

他16岁参加国民党、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七十五岁的生命历程中,被共产党利用到最后一分钟。他的家庭背景使他在中共统战工作里起着中央枢纽的关键作用,

1983年,中共内部通知他将为国家副主席,再盖个橡皮图章即可,闻此言廖承志兴奋过度而去世,没有就职,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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