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協會議上有記者問「爲什麼這本江澤民傳出自於一個外國人之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啓正答：「誰願意寫都行，你爲什麼不寫一本？」言下之意，好像中國人個個都有給黨國最高領袖寫傳的權利。那麼，你又如何解釋爲什麼十三億中國人之中竟然沒有一個人動這個念頭，到頭來卻讓一個連中文都不懂的老外搶了頭功呢？

其實當局何嘗不知，第一本在國內發行的江澤民傳按說應該由中國人來寫才是。中共爲什麼不讓中國人寫呢？中共有中共的難處。你說讓誰來寫合適呢？固然，在專制統治下的中國，從來不缺乏逢迎拍馬的文人，但是由他們來寫江澤民傳，其效果只怕適得其反。畢竟，現在不比當年個人崇拜的時候，那時候，很多中國人真誠地相信忠於偉大領袖並被偉大領袖所信賴是最大的光榮，爲偉大領袖歌功頌德樹碑立傳是最大的光榮。現在誰要扮演爲偉大領袖歌功頌德立碑樹傳的角色，只會招來萬民笑罵，其作品也不會有任何份量，起不到要起的作用。

找個名聲好點的人寫吧，如今的作家記者，但凡還有幾分清譽的，總有幾分獨立性－－沒有也得裝着有。如果一個還略有清譽的作家謹遵上命，「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對傳主只說好話不說壞話，那豈不是自毀名節，自砸招牌？如果是有褒有貶，哪怕是小罵大幫忙也萬萬不可。因爲此例一開，羣起效尤，尼姑摸得，憑什麼阿Q摸不得？對「核心」都公然而然地指手劃腳起來，那還得了。再說了，要給江澤民寫傳，總需要深入上層，需要閱讀若干材料－－包括一些不準讓普通中國人知道的「機密」材料，還需要採訪一些高層人士或親近人士。這些在中國都是禁忌，一般的中國作家怎麼做得到？

所以，爲江澤民寫傳的歷史使命就無可避免地落在外國人身上了。亞里士多德指出：僭主的習慣就是永不錄用具有自尊心和獨立意志的人們。在僭主看來，只有他才能有尊嚴和自由。僭主對本國公民深懷敵意，不願與之交接，而寧肯與外邦人聚餐會晤結爲伴侶。這就是官方出版的第一本《江澤民傳》只能出自外國人之手的原因。在這裏，外國人還最好是西方人，最好是美國人。找金正日領導下的北韓作家或卡斯楚領導下的古巴作家就不靈。雖然中共整天詛咒的「境外反華勢力」其實就是指西方指美國，但是他們很清楚，還是要西方人美國人出面講話才管用。問題是，西方的美國的作家記者多如牛毛，找誰好呢？名氣不大地位不高的不行。這不比當年在延安美國記者斯諾寫《西行漫記》，那時候，中共接觸不到什麼西方大牌記者作家，碰上一個算一個。現在的中共領導人要西方作家記者給自己寫傳，找個名氣地位都不響亮的豈不是自貶身價？無名之輩不行，有名之輩更不行。因爲在西方在美國，名氣大的記者作家十之八九都不是省油的燈。讓這班人給江澤民寫傳，黨中央不放心，江澤民更不放心。

於是乎，革命重擔就落在庫恩這樣的人身上了。庫恩是著名的美國金融家，花旗銀行執行董事，有名氣有地位。庫恩還喜歡舞文弄墨，出過書做過電視節目，但主要是科技方面的和經濟方面的。庫恩連中文都不懂，對中國歷史和當代政治的知識也相當有限，按理說不是寫這本書的合適人選。可是更合適的實在找不着了，也就只好將就了。

難得庫恩這麼配合，非常知道自己該打聽什麼不該打聽什麼，該寫什麼不該寫什麼。寫《江澤民傳》是無法迴避趙紫陽的，按理說作者就該採訪採訪趙紫陽。趙紫陽「去職賦閒」，就住在北京市富強衚衕六號，很好找，又有的是時間和你聊，可是庫恩就是不去惹那個麻煩。庫恩也決不去採訪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不去採訪異議人士和維權活動的代表人物。鎮壓法輪功是江澤民在任內乾的一件大事，但作者也不去採訪採訪受迫害的法輪功。作者的「覺悟」高到這個份上，這本書還能有多少價值，有的是什麼樣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江澤民傳》有兩個版本，英文版和中文版。這兩個版本的區別決不只是語言，而且還是內容，在若干敏感處，中文版對英文原作有許多刪節。其實我們應該把這兩個版本叫做國內版和海外版，一個是騙中國老百姓的，一個是哄老外的。這就叫「內外有別」。說起「內外有別」，通常總是內人的權利多一點，有些事情可以讓內人知道，不可以讓外人知道。但這裏的「內外有別」卻恰恰反了過來。也許你會說，現在是互聯網時代，這種掩耳盜鈴的小把戲有什麼用？這點共產黨當然明白，反正是能騙一時算一時，能騙幾個算幾個吧。

能騙一時算一時，能騙幾個算幾個吧。

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
(原題目：一場拙劣的雙簧表演──簡評《江澤民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