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丐传奇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的一天，山东堂邑县一位59岁的老人去世，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上万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行列络绎数里。
这位老人叫武训。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武训先生是第一人了。武训本没有大名，因在同辈兄弟中行七，所以一直被叫做武七。武七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自小行乞为生。目不识丁的武七，却在心底一直编织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想：他要集资兴办义学，让贫寒的孩子们都能读书！
自21岁起，武七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找机会为人家做工，同时有空就出门乞讨。每次讨得较好的衣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衣衫褴褛，每日仅以两个粗馍维持生存。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换取赏钱。乞讨所得的钱积攒到一定数目，他就寄存于大户人家，以谋得一些利息。逐渐的武七也能够典买些田地，备作学田。而他自己则仍然“且佣且乞”，在白眼和鄙夷中，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三十年后，在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学校建成后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生50余人，不取分文。武七自己不识字，但他对老师的敬重几乎超过了神。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侍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等老师吃完自己才吃些残羹剩饭。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下跪以求警觉。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哭劝。如此，义塾师生，无不用心教学和学习，学有所成者日众。
此后武七得到寺院、官绅相助，在馆陶县杨二庄和临清县御史巷兴办了第二所和第三所义学。武七的义举很快传遍乡里，并传到朝廷官员耳中，清廷嘉奖并赐名为训。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武训病重。23日，武训在临清县御史巷义塾边，听着众学童朗朗读书声含笑离世。
《武训传》遭遇党文化
自清末、民国，直至1950年前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穷国，并因连年战争造成众多人口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普及教育自然被认为是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因而武训无私兴学的精神在民间、官方都备受推崇，当地百姓甚至尊称他为“武圣人”。
1950 年12月，电影《武训传》公映。电影在全国上下，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几乎好评如潮。然而谁也没想到，一股暗流也在涌动。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批判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社论虽然不长，可杀气腾腾，字字见血，从此拉开了中共建政后第一场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
发动政治运动，自然党员首先带头。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紧接着，一些善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文人，如周扬、何其芳等，纷纷出面写批判文章。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教、历史研究部门以及各界名流都被组织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并纷纷表态。据统计，从5月份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8月底的三个月间，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以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 余篇。
也许仅仅靠煽动和政治威胁还不足以让部分坚持良知的知识分子完成“思想改造”，另一个“斗争手段”——欺骗开始粉墨登场了。开展大批判的同时，以江青为首的16人调查组经过数月“调查”，写出了一篇《武训历史调查记》，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的反动政府赋予特权，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表面看来，《调查记》开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访人的名单，征引了大量史料，似乎言之有据。许多原本尊敬武训的国人因此真的相信了《调查记》的结论。
然而《调查记》所采用的手段，却是后来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惯用的“先定结论后找证据”。当时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武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后，调查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据当年参与调查者35年后的披露，“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
这次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的确使得中国人彻底“改造了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人性中自然的善恶观，短短几十年中已被彻底颠覆。武训虽未读书，但其一生的行为却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儒家“仁者爱人”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党文化中，衡量好坏善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的主旋律”。《武训传》大批判的时代，“主旋律”是“阶级斗争”，讲的是“暴力革命”、“阶级仇恨”，“仁爱”自然成了党文化的截然对立面。一生行乞的武训也许想不到，如果当年他把乞讨得来的钱吃喝嫖赌挥霍殆尽，然后再去富贵之家劫掠，那么他在后来党文化主导的历史中，或许反而会成为被正面讴歌的“反封建”形象。
在这次《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段，此后被大量运用于各种运动中。57年反右、十年文革，无不如此。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武训其人早已亡故，无法直接将肉体迫害加诸其身。不过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到底还是被不甘心的造反学生们掘开，尸骨被焚烧，塑像、匾额、祠堂被毁。几十年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所强加于人们头脑中的党文化，早已麻木了中国人的灵魂。在高于一切的“主旋律”的光环下，一切罪恶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根据。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是为了划清阶级立场；亲友互相告发揭秘，成了“大义灭亲”。掘坟毁祠这种传统道德中被视为绝对下作的行为，也成了“爱憎分明”的表现。
浊世清流
武训先生去世近 100年后，1993年5月，就在武训当年兴办义学堂的山东临清，由临清市人体科研会在临清党校礼堂主办了一期气功学习班。和当时许多其他气功师一场带功报告动辄收门票几十元乃至上百元相比，市人体科研会这次请来办班的气功师不但生活俭朴、收费也极其低廉──为期10天的学习班每人收费不到50元（每人每天收5元），市人体科研会从中提留50%后，所剩无多。学习班有500人参加，学员们参加完学习班后也就默默地回到社会中去了。然而不久，功法就在人群中迅速传开了。临清市针织厂有个学员学功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炼，结果却改变了整个厂。过去职工经常把厂里的毛巾往家拿。学功以后他却把以前拿回家的又拿回厂了。其他职工一看，谁也不再往家拿了，还有人把以前拿的都送回厂。人人都在惊叹这功法改变人心的巨大作用。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门功法叫法轮功，修炼的根本原则是“真、善、忍”。由于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显著效果和对人们心灵的净化和对社会道德回升的奇效，法轮功在社会上广受欢迎。《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10日刊载《我站起来了》一文，就介绍了一个叫谢秀芬的农村妇女，曾被301医院诊断为脊椎损伤半截瘫，卧床16 年，修炼法轮功后恢复行走。《大连日报》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一位名叫盛礼剑的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4条路，全长约1100米，当人问他是哪个单位、给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在1998年2月上海电视台的一次新闻报道中披露，此时法轮功海内外学员人数已达1亿。
飓风骤起于青萍
很快，这个对国家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令最高当权者“不放心”了。据说50多年前那场对知识分子毫没由来的第一次运动，主要起因于“党”对于当时的自由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不放心。一想到建政之后，党外仍然存在着一批曾致力于在国统区揭露国民党腐败的自由知识分子，而他们所一贯宣扬的理念却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党文化截然不合的自由、民主、人权，党的最高领导人毕竟寝食难安，而武训精神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又恰恰和党的斗争文化格格不入，于是武训便成了替罪羊，被用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其实这50年来，“党”又何曾放心过任何一种自由思想！
任何人、任何思想如果在社会上赢得了民心，那就面临两条路：要么同化为“党”的一分子；要么被宣布为“党的敌人”。前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可以从中国前奥运名将黄晓敏“火线入党”过程中看出来。黄晓敏在2004年12月12日的《退党声明》中写道：
“我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夺得女子200米蛙泳银牌，实现了中国队在奥运游泳项目中奖牌零的突破。回国后，组织上让我‘火线入党’，实际上，做为一名运动员，我当时只知道训练和比赛，对共产党是什么我一概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个，也不想入什么党……在他们看来，我的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共产党，应该是共产党培养的结果。”
如果不可能同化的，那就宣布为“敌人”。即使孔子与其开创的儒家传统文化也未能逃脱此厄运。很显然，讲究“天命论”、讲究“忠恕”、“仁义”，并影响中国两千年，深入民族灵魂的儒家文化，无论如何是无法同化到格格不入的党文化中的。上世纪70年代，以“梁效为笔名的政治打手写作班子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便开始了。
源自中华传统修炼文化的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根本修炼原则，显然也是与“战天、斗地、整人”的党文化格格不入的。就在最高当权者开始担心法轮功“与党争夺群众”的同时，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投机者，已经开始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做铺垫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红旗》杂志推荐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据1998年《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两栖学者’─何祚庥”的报道，何早年工作于中宣部，亲历了批《武训传》、批《红楼梦》，批胡风等政治运动，并“参与了彭真领导的对梁思成教授‘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何祚庥认为，这些讨论和批判虽然都深刻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却使他逐渐领会到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何祚庥等对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批斗，此时早已被视为典型的以政治强行介入学术之争的思想迫害。何某也许早已淡忘，一代大师梁思成正是在批斗中气愤抑郁而死。然而何某此时似乎仍津津乐道于从批斗中领会到的所谓“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际上，在“党”需要的时候，“两栖学者”也可变为“三栖”、“四栖学者”。就在人民日报此文发表前后，熟谙政治风向的何很快就写出一些针对法轮功或特异功能的批判文章。这其中包括在天津教育学院一家杂志刊载的文章，以不实之词指责法轮功，并暗喻法轮功将亡党亡国，此文引发了天津市无理关押殴打去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并最终导致1999年4月25日万人上访。这时的何某摇身一变，早已从“建筑学家”变为对我国传统文化──气功修炼深有研究的“科学家”了。
除此之外，1999年6月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带领一班人马赶赴长春，针对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拍摄了一部片子，即所谓《李洪志其人其事》一片。和当年写《武训历史调查记》不同之处是，这一次象清代藤甲兵那样遇到压力就缄口不言的是少数，全国各地有无数法轮功学员主动前去电视台拜访，陈述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的实情。不过赵某显然有意无意的把他们遗忘在镜头之外了。和《武训历史调查记》相似的是，赵致真们这番举动也可被理解为选择性的排除不符合结论的事实──因为结论早已存在于调查之先。
批判《武训传》的运动能推广到全国各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极具欺骗性的所谓 “调查记”。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分日连载，并被印发至全国机关单位、学校、部队，组织讨论学习，把思想大批判推向高潮。和1951年不同的是，1999 年的中国政府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军队、武警、公安、劳教监狱系统，以及上百家电视台，2000多种报纸、杂志、广播等宣传机构。这些宣传机器此时全力开动，为镇压法轮功鸣锣开道。在1999年7月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镇压开始后，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蔑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 30余万篇次，目地只有一个：请你仇恨法轮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企业、军队系统，人人表态过关。中央电视台根据赵致真们提供的所谓“其人其事”电视片，制作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的同名电视片。此片不但在全国广泛播出，而且在随后的所谓“转化班”中反复播放，作为对“思想转化”的主要洗脑武器之一。这部所谓“其人其事”电视片的政治功用绝不亚于批武训中的《调查记》和批孔子中的《孔丘其人》。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转眼之间，在许多国人眼中，中华数千年修炼文化的核心“真、善、忍”竟成了“欺世敛财”的代名词。一位网友曾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她数次从SOHU（搜狐）、SINA（新浪）上发送的求职信都莫名其妙的被服务器退回，她百思不得其解，她的一位朋友是法轮大法弟子，看了她的求职信后，将其中一句话：“具有真诚、善良、坚忍的品德”删除后，电子邮件才得以“顺利”发出。
世界上大多数正统宗教几乎都有戒律，比如佛教最基本的有五戒，即戒杀、盗、淫、妄语、饮酒；《圣经》中有“摩西十戒”。戒的目地是通过强制的办法使人远离恶趣，逐渐的使人道德升华。然而党文化中也有戒忌，其作用却和一切正教截然相反：中国的网民们都知道大多数聊天室、电子信箱都有过滤禁忌词。最普遍的比如“真象”、“民主”、“人权”。当一个民族被强制禁戒“真象”、“人权”，甚至“真善忍”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其实每个人睁开眼看一看不难明白，从上世纪末的“假烟、假酒”到今天的“毒米、毒瓜子、毒奶粉”、 “二奶村”，并且这个趋势丝毫没有遏制迹象。难怪《九评共产党》第八评的标题是《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良知和道义：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
辽宁凌源市乌兰白乡一个法轮功学员乘公共汽车进城，她发现一位老大娘没座位站在自己身边，就招呼老大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在老大娘表示感激的时候，法轮功学员轻声告诉她：“不用谢，我是炼法轮功的，我师父教我们处处做好人，这是我应该做的。”然而就因为这件小事，被她后座的一个乡里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痞子看到了，他回去后查出此法轮功学员的姓名住址，在十六大前夕带人去抓捕这位学员。该法轮功学员乘机走脱，派出所封锁了山道和交通要道，同时到其亲属家搜捕，又雇佣其邻居监视其家，一经发现立即报告。直到现在这位法轮功学员一直漂泊在外。
在这一次运动中，“党的主旋律”是确保党的领导地位的稳定，即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在衡量一切善恶的标准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幌子下，残酷打压毫无政治目地，教人向善并为具有卓越祛病健身功效的法轮功，也似乎成了合情合理的举动了。而乘车让座这样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举动，竟然也成了罪名。
镇压初期，为了阻止大批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进京为法轮功、为师父鸣冤上访，许多地方的车站、码头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铺在地上，凡经过者必须踩着画像走过去，不踩不让走，甚至要抓去“转化”。在许多地方，警察甄别法轮功学员的方式，就是盘问行人，让人说出法轮功创始人的名字，然后在后面骂一句脏话，骂了才放人走，不骂的当场被抓走。骂脏话、侮辱他人是什么样的行为，问一问三岁的孩子都会知道。然而这一切却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行为。不过，既然掘坟毁祠都可以坦然行之，还有什么下作行为在党文化中找不到借口呢？
法轮功学员王玉芝曾经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由于坚持信仰受尽迫害后，她从中国辗转逃到加拿大。王玉芝在记者采访中曾经回忆这样一段令人心悸的经历。那是二 ○○二年一月的一天，王玉芝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万家医院女病房里听到一个男人变调而绝望的哭声。原来，他是法轮功学员丁燕红的丈夫，求尽了人情进来探望妻子。很难想像的是，医生畅凡、江潮、管教于方丽，当着这个男人的面，强制粗暴灌食、打骂已绝食七十多天的丁燕红。王玉芝描述：当我听到这个声音时，挺身走到门前，将两眼贴近门窗。我看到丁燕红的丈夫在受到残酷迫害的妻子面前抱头痛哭，边哭边说：“请你们放过我妻子吧，以后我不会再来看她了。”丁燕红的丈夫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大汉。目睹妻子受刑，他崩溃了！王玉芝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她说：“对于自身所受的折磨，我没有丝毫怨恨，可是听到这个男人的哭声，我却抑制不住泪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那天丁燕红被打得不成样子之后送进来了，我看见她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刚毅、坚强、不屈，她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折磨的警察未必个个都是冷血动物，或许他们也有妻子儿女。当深夜独自一人之时，他们的脑海中未必不会对自己的恶行生出一丝丝忏悔。但是党文化的反复宣传，此时发挥了作用：不必自责，你是在为“党”工作，这是崇高的事业，总得有人为此付出；此时赵致真们的电视片也在帮忙：不要紧的，难道社会上不都知道了你面对的是愚昧无知的×教徒么？你在帮他们转化，是为了他们好，再说完不成上面下达的“转化率”（注：指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比率）指标，家人不得喝西北风么。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暗示、宣传，对于偶尔受到自己良心谴责的打手们，总以为找到了原谅自己的借口，得到些许安慰。
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武训的一个“罪证”，是曾接受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清廷赏赐的黄马褂，因为朝廷、皇帝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是应该反对的。这是毛氏理论中所谓“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支持”的一个具体体现。后来学生课本中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又是此原则的另一个翻版。
一个民族失去了历史文化传统，便没了根。党文化摧毁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后，人们早已失去了衡量善恶的标准。今天许多“爱国愤青”崇拜残杀平民的恐怖分子本拉登，难道不是毛氏原则的翻版么：因为美国是敌人，本拉登反美，所以就支持本拉登。人们心中本来应有的基于良知和道德的善恶判断完全被党文化所泯灭。类似的推理是，因为美国是“敌人”，美国关心中国的人权，所以这一定是不怀好意，是为了抹黑中国；美国国会全票通过188号决议案，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因为是“敌人”支持法轮功，所以法轮功“和境外反华势力勾结”。
不过尽管人们把人权和政治挂上了钩，尽管人们可以用不关心政治的理由漠视2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事实，人们却津津乐道于谈论伊拉克战俘的人权 ──这除了人道主义的因素外，其实更主要是政治因素：因为伊拉克战俘是美国的敌人，敌人反对的自然要支持。对伊拉克战俘的人道主义关注自然是值得嘉许的善良行为──可是许多人却忘了，伊拉克战俘的人权值得关注，中国人的人权不是也同样值得关注么？中国人难道竟然不如伊拉克战俘，不该享有人的尊严和自由么？
魔鬼词典
共产党通过几十年来的“斗争”，不但麻木了人们尚存的良知，而且用其党文化几乎取代了人们头脑中原有的中华传统文化。人类的各种传统文化，都有一套符合人性的基本相似的善恶观。而中共的党文化却恰恰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魔鬼词典：善的就是恶的，白的就是黑的──因为党已经定了性了；说谎造谣是必要的，其原因居然是维护“真理”；杀人是有理的，因为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幸福”；对于强奸、酷刑、虐杀可以保持冷漠，因为这才是不关心政治的“清高”态度 ──而这一切推论的大前提，实际上是维护中共统治地位的“绝对稳定”。在这里，没有道义、没有良知，只剩下所谓的“党性”。
最近海外《大纪元》新闻社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撕开了魔鬼的假面具。当黑白颠倒的底片拿到阳光下冲洗之后，人们会发现原来党文化中的黑与白正好掉了个。如火如荼的退党大潮正表明，当人们丢弃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后，又有机会从新找回道德和勇气。这是一个民族重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