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山东一个农村，在清朝年间祖上出过三位太学士，直到我父亲这辈，代代都是读书人，我爷爷二十几岁就当教书先生。因为我爷爷为人耿直，很有办事能力，又有点学问，十里八村的人都找他办过事，被当地推选为片长（相当于区长）共产党在1945年就进驻我们那个地区，听爷爷说过，当时共产党一去时就把当地二十几个比较有名望的人，也就是有些土地家产的人，召集去开了一个会，名曰：绅士名流座谈会，内容主要是讲共产党的政策如何的好，叫这些人怎样带头拥护共产党（后来这些留名的人几乎全部被杀掉了）。因为当时共产党的力量不够，国军来了他就跑，国军走了他就来，后来势力大了，他就开始发动人斗地主了。开头的时候，老百姓大多数都看不起他们，穿的又土，象个土匪一样，都管他叫土八路，正经老百姓是不听他们的，他们就利用那些地痞流氓，这些人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打街骂巷的恶棍，好吃懒做的穷光蛋叫他们入党当头头来斗地主，开始的时候先斗一两户定为恶霸的地主，后来就在劫难逃，家家地主门口挂个无情棍，如果谁看着地主不顺眼或者胆敢替地主说话，摘下棍子打死，无论开斗争会时这些地主都得跪在地上，有的跪在凳子上，只要有人喊该打，这个地主就死定了。打完地主打地主的狗腿子，只要谁被人说成是地主的狗腿子，这个人就是死命一条，哪怕是和地主有什么连带关系或是地主的什么人，有人想抱私仇，就可以说成是地主的狗腿子，打死白打死。后来有的地方打红了眼，家族之间就互想打，今天斗争会张家打死李家几人，明天李家就能打死张家十几人。
山东有个叫李家庄的村子，几天斗争会下来就打死了近二百人，那真是村村流血，屯屯死人。共产党划地主成份没有什么标准，不是因为有多少土地、多少财产，够不够地主富农的标准，他是规定每村都得按人户比例，必须得划出多少地主富农来，必须有多少死亡名单，不管他有没有罪，只要在名单就得杀头，这在他以后历次搞运动也是这个办法，杀得越多，这个共产党的工作组成员就越能得到上边的重用，证明他的工作做的越彻底，被提拔高升越快。先杀恶霸，再杀不霸，后杀善霸，不管是什么霸都得杀掉。就像我爷爷，外人通称刘大善人，不管穷富人家，不管谁家有什么困难，大事小事，有求必应，开斗争会时村里人说什么也不让我爷爷去，后来共产党工作组的人非得叫去不行（其实这也是在名难逃），别的地主都跪在地上，村民找来一把椅子叫我爷爷坐着，几天斗争下来，没有一个给我爷爷提意见。后来工作组大发脾气，就背后给共产党员开会，叫党员带头提意见，不攻破这个大善人决不罢休。结果有一个党员编出了一个使人难以相信的意见，说是他栽了二分地黄烟，把黄烟叶子割完以后放在一起，大善人路过给踩了一脚，结果这二分黄烟叶子都烂掉了，工作组接着就在台上大喊，什么大善人，穷人栽点黄烟他都眼红，不让你得到，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在当天晚上有几个村民偷偷的把我爷爷送走了，结果那天夜里有十八个被拉到大河沙滩枪毙了。多数是前几年被共产党请去开过绅士名流座谈会的人，有的还为共产党做过事、出过力的人。就象我家，八路军的一个团部还在我家住了几个月，团长还和我爷爷下象棋，交朋友，到他不用你的时候，就一定要杀掉你。
共产党的最拿手的绝活就是挑起群众斗群众，挑起暴动杀人，他们坐山观虎斗，就象他们的祖师爷，毛头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行动。他们是这样喊的，也是这样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杀人搞的热火朝天，轰轰烈烈，敲罗打鼓，列队游行，高呼口号：跟共产党走，打倒地主恶霸。先是土改时共产党到底杀了多少人，逼死了多少人，难以计数，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甚至几十天的小孩，被活活分尸摔死，有的全家死绝。
共产党对地主赶尽杀绝，对平民百姓也不放过。在前线他们搞人海战术，蜂拥而上，死了一批再上一批，他们有的是办法，不断的从后方招兵补上，他们不抓壮丁，实行动员，每村下达多少名额，叫你自己报名，其实叫谁去，名字早已定好，但是天天开会动员。白天开、晚上开，夜间不让回家，轮班看着不准睡觉，几天几宿不能合眼，最后人们一看，不报名早晚也得折磨死，无奈只得报名。一旦报了名，马上就戴上大红花，敲罗打鼓，大街小巷游行欢送，高呼口号：“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就象中了状元，夸官亮职一样，岂不知背后有多少人亲人哭干了眼泪。我的一个远房叔叔，刚刚十八岁，一去未回。他的母亲在家盼儿不归，哭瞎了眼睛。共产党搞什么运动都是大造声势的手段，就是叫人死到临头，还得叫他自己说死的应该，死的光荣。记得上海的一个亲戚说过，文革后期走毛的革命路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时期。那一次上海市就有十万知识青年被送往北大荒和偏辟山区，整个上海市真是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罗鼓宣天，口号震响，车上哭得泪人儿一般，车下送行的亲人心如刀绞。有的痛哭失声。共产党整人的技能真是史无前例，堪称一绝。
共产党土改杀人还算仗义，来的痛快，或者一枪，或者一刀，或是几棍，一命鸣呼，倒也痛快。到他掌权后杀人，更是苦不堪言，让人成天活得提心吊胆，生不如死，想死不能，一旦自杀就祸及亲人遭殃。杀地主富农按人比例，该杀的不低于百分之五，杀开了头，杀红了眼，那就不是百分之五了，到它掌拳之后，划出的阶级敌人，那就更不能低于百分之五了，这人一旦被划为阶级敌人，那他就是无期死刑，剥夺权力终身，猪狗不如，村子里的脏活、累活都的他们干，扫大街、掏厕所都得在每天早上生产队出工干活之前干完，而且干活不给任何报酬，不准乱说乱动，不得随便走出村子里，为他们划定的界线半步，就是去医院看病也得经过干部批准，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审查，每天必须向大队治保主任交一份书面检查，写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怎么样的想破坏社会主义，干活不出力等罪行。农闲时天天开，农忙时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小会以一小时为单位，大会就是以几个小村或一个大村为单位，由村治安干部和村民兵连长给开。农忙时开的时间短一点，要是农闲时那就没有限制了，如果哪个干部嘴收不住口了，开到半夜也不完，这些人大都是些横眉竖眼，贪酒好色之徒，人语不懂，张口骂人，抬手打人，这些地主富农份子跪在地上，一直等他们什么时候骂够，才能散会。有的村子干部比较有人性的，地富份子不用跪着，只低头站着就可以了，这个村子的阶级敌人就算是有福份了，但这样的村大都评不上先进村。
平时不搞运动时对这些阶级敌人还松一点，一到搞起运动来，这些地主富农就罪上加罪了。开完批斗会不能走着回去，得爬着回去，后边跟着民兵看着送回去，有的民兵心眼比较好的，爬一会儿就告诉别爬了，没人看见起来走吧，这是好的，要是碰上个坏的那就倒霉了，一脚踢一个跟头，赶快翻过来再爬，一路不知得翻多少跟头，有的受不了就自尽了，可是他的亲人就来罪了，因为他这一死罪更大了，再说这一小撮少了一份子也不行啊，还得补上或是他的儿子或是他的什么人，总之这百分五只多不能少，土改时我爷爷这个大善人被好心的人送走，虽然当时保住了性命，可这零罪比死罪更难遭，61年被饿死了，记得爷爷在世时说过一句话，早知这样，还不如吃他们一个枪子好，每当想起我爷爷和我父亲遭的罪我都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几次停笔写不下去，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是难以有这样的心情的，我的儿女们每当听我讲起这些往事也都泪流满面。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父亲的罪还轻一点，只抓我爷爷，比如60年春天，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只把我爷爷抓去押了一个多月，爷爷死后，父亲就成了重点，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时把我父亲绑去陪斗，一斗就是十天半个月，走资派低头大弯腰，地主富农绑着跪在地上，每次最少也得跪五六个小时或者更长，解开绳子都得趴在地上过一会才能爬起来，经长时间的折磨，我父亲的左骼膊到老也是弯曲的，伸不直，这些戴帽分子平时见面不敢互相说话，甚至连看也不敢看一眼，听父亲说，有一次父亲见到舅舅（舅舅是邻村的去医院给老伴看病，是经过干部批准出来的）父亲和舅舅说了几句话，被他村的人看见举报，回去开批斗会，舅舅挨了一顿打，好在我父亲没人举报，这真得感谢上天保佑，文革中这些地主子女也不放过，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屋子开会，要他们和父母划清界限，叫他们给父母提意见，就在那一年我闯了东北，我叔叔写信告诉我，千万别回家，就是死在外边也别回来，这些人在家挨斗的挨斗，游街的游街，真是翻天覆地，杀气腾腾，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地主富农子女的婚姻也就成了大难题，共产党杀人真是斩草除根，赶尽杀绝，这些地富子女们，女的还好办点，不管怎样也能找个主嫁出去，但如果这个姑娘有几分人才，一旦被村里有势力的人看中，不管男方长得有没有人样，那她也得同意，要是不同意，她这一家人就不得安生，土改时我爷爷走后，我奶奶领着的两个姑姑被撵到一间破草屋里住，后来我的两个姑姑都被逼着嫁给村干部外村的亲戚家，大姑嫁给一个满脸大麻子，大姑人才出众，性格刚强，出嫁不长时间就死了，二姑嫁给一个体重不到八十斤，一米五不到的小个子，这女的处境如此的艰难，男的就不用提了，根本就无人敢嫁，有的妹妹不忍心看着哥打光棍，就主动托人给哥哥换媳妇，后来农村就形成了换亲，后来发展到转亲，转亲就是三家转，张家的姑娘嫁给王家，王家嫁给李家，李家再嫁给张家，这都是逼出来的。
听说有个地方有这样一件事，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有这一家三口，父亲领着两个儿子过日子，大儿子已三十多岁了，没有媳妇，二儿子也二十七八岁了，长得身强力壮，一表人才，眼看也得是光棍一条，这时本村有位姑娘看上了他，不顾家人反对，一定要嫁给他，后来村干部知道了，横加阻拦，骂这姑娘不长眼睛，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怎么能嫁给地主羔子呢，阶级意识不清，自己往火坑里跳，如果再不回头，就开批斗会，就在姑娘跑到男方家算结婚的日子里，村干部发动民兵把这一家四口带到会场开批斗会，姑娘忍受不了这样的污辱，一气之下就吊死了，父亲一看儿媳妇也死了，还活着干什么，就也吊死了，剩下这兄弟二人无路可走，回家喝了些酒，哥俩商量这也没法活了，不如拼了吧，半夜二人磨了两把斧子，哥俩要去杀村干部，说来也巧，大队书记下午接到通知到县里开会去了，于是二人就跳到副书记的院子里，听到屋里有说话声，哥俩先找个地方隐避起来，听女的说，你们大队干部也太过份了，人家姑娘自己愿意的，小伙子人品又好，你们就装不知道算了，还非得开批斗会批斗人家干什么，就听男的说，本来我就不同意开，那正书记和民兵连长非要开，说对上边好有个交待，这哥俩一听，这副书记两口了还有点人性，不能杀他，于是二人就来到民兵连长家，把民兵连长杀了，杀完后，这哥俩找个地方都自尽了。
这几十年来，共产党到底杀了多少人，逼死多少人，逼疯了多少人，谁又能说得清呢，高家村有个姓高的人，一次上山干活，不小心从山坡摔到沟里，从此之后就不会说话了，一直到不讲阶级斗争了，才开口说话，装了几十年的哑巴。
写到这我不想再写了，要写的实在太多，别说我这个没文化的人，就是有多大的学问也难写尽这些苦难的人们经受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遭遇，城市的难民是怎样的受折磨，我没见过也不知道，就是农村我所见到的，知道的这点地方也难以把它都写出来，就我家周围的亲戚，过去大都是大户人家，有的还是官宦人家，哪家没有一个血泪的经历，几乎都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我父亲的姑姑家十几口人，土改时就剩下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个几岁的小孙子，她有个小儿子当兵时上大学，后来当兵随国军跑台湾去了，以后在台湾可能混一官半职，因此文革后省里突然来人找到老太太的孙子，那时她孙子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住在村外的一间破草房里，找到他后，马上叫村里给盖了个瓦房大院，由政府出面从外村找来一个寡妇，领着两个孩子，这个老兄也算是托了共产党的“红福”，从此以后有了个家，又给老太太的立了大碑，把碑埋得大大的，她那孙子领着老婆孩子披麻戴孝跪在那里给老太太开追悼会（其实老太太是大饥荒那年饿死的）省往下的各级官员都来参加，领导致悼词，又录像，又拍照，十里八村的民众都来围观，好一个热闹场面，后来我回去老乡谈起此事心中好笑，这真是卑鄙荒唐，后来我突然想到忘了问问老乡这悼词是怎么说的，现在想来，这个邪党什么谣都能造，什么谎都能撒，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这个恶党杀了这么多无辜的生命，九泉之下那些无数的冤屈的灵魂，到时候怎能不找它算账，共产党要是不灭亡，那真是天理不容啊，众神决不会再容忍这个人间的败类再继续存在下去，同胞们啊，我写得这些都是血和泪铸成的事实，这也只不过是写出了一点点，以后会有人写的更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