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中共和希臘王國建交，首任大使周伯萍於1973年3月到任。5月7日中午，周大使外出歸來，在使館區看到很多車輛來往，心想是否有什麼外交活動，便讓翻譯回館後查看是否有請帖。翻譯回館後從值班人員那裏得到報告，說當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館有國慶招待會，現衹剩下10多分鐘。周伯萍一聽，未及細問，就趕快扔下飯碗乘車出門。
這就鑄下了第一錯。因爲翻譯匆忙中沒有看請帖，而那個值班員剛學英文，看到有一張捷克大使館的請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誤以爲是科威特大使館，也沒有看日期是次日，就告訴翻譯說是當天在科威特大使館。
第二錯是周伯萍自己沒有按照常規親自將請帖過目，並問司機和翻譯是否認識路，而實際上誰都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館在何處。當他們出了中共使館後，就隨着車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就這樣進了以色列大使館。
第三錯是周大使既沒有見過科威特大使，也沒有見過以色列大使，以爲站在門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車後就和他握手祝賀國慶，還爲遲到抱歉，匆忙中就連掛在門口的以色列國旗都沒有細看。
第四錯是站在門口的《紐約時報》記者看到中共大使前來以色列大使館，非常意外，便問這是否意味着中共對以色列的政策有重大改變，他問的是「這裏」，而翻譯翻成「雅典」，周大使一聽就覺得這是西方媒體的無理挑釁，便一句話頂了回去。那個《紐約時報》的記者吃了一記悶棍，滿臉不知所措，周大使拋下他揚長而去。
如果他細心一點，再和那個記者交談幾句就有可能發現錯誤，當場解釋這是誤入，抽身退出，這樣還有可能對錯誤作些補救。但一錯再錯之後的周大使卻悠然自得，不但和一些將要離去的大使寒喧，臨走時再次和以色列大使握手表示祝賀。
周大使對自己的荒唐大錯毫無知覺，他並不知道紐約時報當天已經就中共大使到場祝賀以色列國慶發了報導，而除了對國際輿論反應遲鈍的中共外交官之外人人都已經知道。第二天，他前往捷克大使館參加國慶招待會，在會上衹覺得外交官們看着他的神態都有些古怪。和中共友好的羅馬尼亞大使把他的翻譯拉過去很神祕地說話，翻譯聽後如雷轟頂，當週大使詢問時竟然說不出話來，好半天才冒出一句：「大使，我犯下大錯了！」
得知自己犯下如此大錯，周大使自然如熱鍋上的螞蟻，尤其是當他知道國際上所謂「反華勢力」已經就此事大做文章，並意識到中國的政治盟友巴解組織和很多中東反以色列國家將會對中共產生疑惑時。他回館後立即向國內報告，外交部要他立即回國。因此事直接間接牽涉很多人，中共大使館人心惶惶，翻譯痛哭流涕，說他斷送了大使的前程，寫血書檢查，館內派人看護他，防止發生意外。
周大使幾天後就回國，在機場上外交部迎接人員告訴他主管外交的周恩來已經將此事定性爲「特大丑聞」，他要倒大霉。周恩來之所以如此惱怒，是因爲中共外交在受到文革破壞多年後，剛在他主持下有所起色，卻來了這麼一個荒唐透頂的大笑話。不久，總理辦公室以外交部名義發出通報，措辭十分嚴厲，說是「十分嚴重、極爲荒唐的政治錯誤，成爲外交界的醜聞，影響極壞」。
但出乎意料的是，周大使並沒有倒大霉。在關鍵時刻，毛澤東的批示救了他。毛在由總理辦公室起草、以外交部名義上送的報告中大筆一揮，刪掉「十分極爲荒唐、極爲嚴重的政治錯誤」，改爲「是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並把周大使對錯誤的認識從「較好」改爲「很好」。毛的批示轉送給周恩來後，周馬上態度大變，立即要求外交部根據主席的批示重新估計這次錯誤的性質，對周大使要鼓勵，對外通報中的原來嚴厲的措辭也要改正。周恩來後來還特意當面對周伯萍說這件事是主席親自處理的，能這樣結束他很高興云云。周大使此後不但沒有倒大霉，反而調任駐阿爾及利亞和扎伊爾大使。
毛此時正準備發動批周運動，所以他強力介入「雅典事件」的善後，否定周的處理。「雅典事件」後衹過了一個多月，毛就對由周恩來控制的外交部作出嚴厲批評，說外交部「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一時外交部成爲衆矢之的，周恩來和手下的外交官僚們忙於檢查，和「出修正主義」相比，誤入以色列大使館的「雅典事件」當然就算不了什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