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在市中心ROSS HOUSE举行。


【人民报消息】2006年7月23日，由百鸣文化沙龙和大纪元时报共同主办的墨尔本九评座谈会——“巨变前夕的中国”在市中心ROSSHOUSE举行。席间，各界人士就当前的的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座谈，对于如何推动退党大潮向前推进，推动中国巨变尽早到来各抒已见。

袁红冰：中国即将巨变的三个理由


袁红冰教授。
据大纪元记者肖勤墨尔本报导,自由派法学家袁红冰先生首先发言，他说，中国即将发生巨变有三个理由：一、信仰崩溃。现在中共对民众的吸引力只有物质利诱，还有利用国家恐怖主义如特务手段进行控制，不但是对异见人士，对中共的内部，包括中央省部级的干部都有国家安全局的人监控。这说明现在中共已经是精神上的破落户，除了物质利诱，就没有任何凝聚力了。

二、没有可以掌握历史命运的铁腕人物。中共内部已经没有哪个铁腕人物可以掌握历史的命运。胡锦涛是一个对文学作品只知道《卓娅和舒拉》的人，是靠圆滑的处世哲学爬上来的人，他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他不但没有能力把中国带上光明之路，连维持自己的统治都成问题。

三、缺乏高效的官员队伍。专制统治要维持它的稳定存在，必须有高效的官员队伍。而被物欲腐蚀了的中共官员是做不到的，可以断定，一旦有重大事情发生，这些官员们马上就会作鸟兽散。就如同前苏联，虽然有大批的党员，有庞大的军警特，然而，一旦利益不复存在，没有谁再为这个腐朽的政权卖命。

基于这三点，袁教授认为“中国的巨变，我们很快就能看得见”。

陈用林：中共已走到了穷途末路


陈用林先生。
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不会变，但有的说将在08年，有的说还要一、二十年，有的甚至说还有五十年。对此，陈用林说，那些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维权上访的人都不会答应。

陈用林从外交官的视角为来宾分析了中共的末世表现，他形容，中共现在确实是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四面楚歌的地步”。现在的中共内部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国际压力空前，自89年以来，目前中共的压力是最大的，人权外交方面路越来越窄。现在是中共崩溃前夕最后的浪潮。特别是《九评》发表以后，把中共的丑恶狰狞暴晒在阳光之下，它已经无力回天，必死无疑。巨变也许马上就要到来，也许已经正在进行了。

高健：拯救民族文化非常重要


高健先生。
民主人士高健说：“中国社会的现状非常令人担忧。广东派出所所长标价一百万，社会品质坏到极点，无官不贪，老百姓一切向钱看，连夫妻父子之间都骗。共产党倒台是分分钟都可能发生的事，貌似强大的红色帝国好像坚不可摧，可是谁也不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什么时候掉下来，但今后的中国怎么办，共产文化把人的灵魂全部腐蚀掉了，非常令人担忧。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非常重要。我看到共产党气数已尽，我们更要考虑是共产党倒台以后我们怎么办，面对社会乱象，面对这么坏的人心，我们怎么办？拯救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对于现在仍有不少人认为作为政府，中共不可能这样大规模地做摘除器官的事，高健说：“原来在49年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听到延安的整风运动，听到苏区的AB团的事，他们是不相信的；我们这一代人，听到68、69年大量饿死人的事情，我们也是不相信的；到了后来的人，听说文化大革命时，广西吃人的事情，他们也是不相信的；今天我的孩子听到六四开枪杀人的事情，他们也是不相信的。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不相信是正常的。我们家里养的狗，你让我砍它一刀，我做不到，正常的人都做不到。器官摘除的事情，我在国内就听说过，但那是从死刑犯身上。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器官，我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是我从共产党的历史上的表现来看，我认为共产党是完全做得出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共产党倒台的那一天，人们会发现，就如当年人们不相信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一样，到盟军解放波兰的时候才发现。这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因为西方人是无法想像到共产党的残忍的。”

阮杰：非法财富导致中国巨变


阮杰先生。
中国政党联盟副秘书长阮杰先生说：“首先我们看看中国为什么发生巨变？是因为腐败吗？中国封建历史每朝皆有腐败但历史上百年的不少；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吗？北朝鲜经济不好，但变的可能性不大，五十年代中国很穷，但政权很稳定。从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可以看到，变革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分裂。当权者与绝大多数民众对立，绝大多数富人财富来源不合法，失去社会公正。现在有的人还在谈中共气数未尽论，理论是中产阶级出现，但是，现在国内的情况是，这些精英已被邪恶政权收买了。决定中国前途的不可能是精英，只有中国民众。中共什么时候灭亡？也许08年，也许07年，也许就是明天，而作为民运人士，我们应抱定中共明天就亡的信念。”

阮杰同时现场为国内维权律师杨在新捐款，杨在新律师自从为法轮功公开呼吁后即被事务所解聘，找不到工作，生活十分困难。他说：“你投下去的不是几元钱，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郝凤军：陷入最后疯狂的军警特


郝凤军先生。
原国保局警察郝凤军说，“今天在座的，包括袁教授、陈用林、孙立勇还有我，都是出逃者。最近我接触到国内的很多电话，对我施压。这些军警特现在都已经陷入最后的疯狂了。目前我和我的亲骨肉失去了联系，我的亲人70多岁了，想办护照出来看看我们，结果他们说：“他带了那么多国家机密出去，要回来了，就等着挨枪子。你告诉郝凤军，在国外好好赚钱，别再闹了，我们就会让你们出去。”他们以为用亲情来折磨我就能让我放弃，我有我的人生理念，决定了就决不后悔。我没有泄露国家机密，而是揭露中共怎样镇压老百姓。

我会从自我做起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不遗余力，于国于家我都必须这样做。大的方面要解救受迫害的良心犯和最大的受迫害群体法轮功，小的是自己的家人。朋友问我最近为什么更壮了，是，我在锻炼身体，我要和中共打硬仗，和它对决到底。”

肖中华：请参与调查法轮功被迫害真相


肖中华先生。
澳洲调查迫害法轮功真相调查委员会发言人肖中华说：“我们身处澳洲，从西方人士对动物的爱护，对塔省金矿工人的关注，可以知道西方社会对生命是十分尊重的，每一个生命的过程都是很可贵的。但是何华德说，我知道中国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要注重我们国家的利益。可是，面对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这么惨痛的侵犯人权的事情都无动于衷就不配做人了！加拿大报告出来，让西方民众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国之本。作为受迫害深重的法轮功学员群体，我们需要第三方的声音，需要你们来证实我们的控诉。未来中共倒台以后，人们会感谢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孙立勇：女儿的二十岁生日礼物

从悉尼赶来参加座谈会的民主人士孙立勇说：“今天是女儿二十周岁生日，出门前女儿问，你送我什么礼物，我说我要去参加自由中国组办的谴责中共的活动，这就是我送给你的最好礼物。17年前6月3日晚，6点多时，广播说市民们不要出门，否则后果自负。我没管带着女儿去了。我抱着女儿在天安门前转悠，举着小旗喊：“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九点多，我看见有人满身是血跑过来，我知道已经开枪了。子弹在头顶飞过，愤怒的市民一边跑一边扔砖头，那天晚上我彻底认识了共产党的本质。


孙立勇先生。
书本告诉我，民主要靠民众自己去争取。这对于很多中国人是个盲点。64后我和朋友自办民主刊物《钟声》，要求为六四平反正名，安抚受难者家属。我们每天去塞信箱，一年后全部人员被抓，我被判了七年。在狱中我遭受了无数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所揭露的受迫害，我完全相信，我可以作证。出狱后的日子也非常艰难。03年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澳洲。国内的64死难者家属、良心犯、法轮功学员，他们太艰难了。我们人在澳洲，要多想想国内受苦难的人，能帮就帮。

有人说，共产党是沙基，一场雨就垮，可是这要靠我们每人都化作一滴雨，行动起来，作实事。比如说，听到哪里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就大家都往那里打电话，给他施压。中国老百姓对中共的认识是很深的，北京老太太每天听美国之音，听法广，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比悉尼唐人街那些89六四喝人血馒头十几年后回到观礼台的人深得多。

我现在每个月寄个一百元钱给国内的兄弟们，我身上总有各种各样的电话卡，有空就给国内的公检法打电话，我只要将来中国实现民主了，我能说，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他们没白交我这个朋友。不要要求别人，做好自己，做点实事。


蓝女士。
听毕孙立勇一席话，一位姓蓝的女士感慨地说：“孙先生的故事讲起来很简单，七年的牢狱生活一句话可以带过，但个中过程可以想见是非常的惨痛。孙先生吃了很多的苦，但没进监狱的中国人也苦，很多人是靠失去灵魂换得的荣华富贵。六四的时候我是吉林大学的学生，听说军人被打了兴奋剂，用的是开花弹，十几年后证实这些都不是谣言。我也是那时候起看透了共产党，但是我没有孙先生的勇气，只是看到共产党很强大，无可奈何。整个人感到很空虚没有信仰寄托。可是现在我不一样了，我知道了解决的办法，看九评，传九评就是我们能够实践的最好的解体中共的。天灭中共的时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关键是不要成为陪葬品，退出一切组织就可以保平安。”

曾在军中服役的陈先生建议应当积极争取军方的支持。他说共产党对军队控制的很牢，党指挥枪，文革动用军队搞阶级斗争，六四动用军队杀人，给涉世未深的军人洗脑杀人。但军中有民主思想的并不少，例如魏京生，伍凡都曾是军人，最好的办法是把九评在军中广泛传播，让他们认清中共是什么，支持军队国家化。

旁边的郑女士接着说，她前几天就接到从国内传出的一批退党名单，这些人都来自军队和公安部门。“我都用化名给他们退了党，别的人不知道，但他自己心里知道。到时候你让他再把枪口对着人民，他还会吗？百万大军瞬间为零。”

这是百鸣文化沙龙和大纪元时报首次采取座谈会的形式探讨中国问题，与会人士普遍反应轻松热烈，畅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