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晚,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新唐人电视台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邀请东航机长袁胜,就他在美寻求庇护这一突发事件,与观众互动。人权律师叶宁(左三)和新唐人时事评论员李天笑博士(右一)应邀到节目现场。(人民报)

【人民报消息】新唐人热点互动采访报导:原东航机长在美寻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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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刚才袁先生说过,有一个便衣过来跟您说,您这样做是危及国家安全。为什么您只是跟刚那个人说了几句话,就危及国家安全呢?

袁胜:这跟国内的宣传有关,因为我常到国外来,根据国外看到的情况和国内群众的反映,知道实际上它们的政策是外松内紧,给老百姓的感觉法轮功好像没有遭受迫害。

但是警察知道,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到触及它们敏感神经,它认为已经影响它的统治了,所以它把这个问题看的特别重。所以他上来了以后,从他的态度和行动,我明显感觉到他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严重非常严重。

主持人:您认为他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看得特别严重呢?


主持人安娜。(人民报)
袁胜:就是因为它知道法轮功在国内是一直被打压的,它们想镇压下去,就用非常不人道的手段,镇压非常严重。只有它们内部知道,但是对外面,让老百姓感觉好像法轮功没怎么受迫害。

主持人:好像国家也没对他们怎么样。

袁胜:对,老百姓感觉好像宽松多了,没什么事情了,好像是。但是它们内部知道,比如说“退党”,国外都在宣传退党大潮,因为老百姓也长期被它欺骗。

有好多事情人们是慢慢的醒悟,发现被这个党欺骗了好多年,而且有头脑的人一看就会反思。中国经过历次的运动,已经使很多的人,中国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所以有些人就开始反思了。共产党为了掩盖,不让老百姓看出来,但它背后特别残酷,它想把法轮功打下去,就非常残酷。

警察一上来,从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公安内部,特别对法轮功的打压是特别的残酷,从他的态度上就能反映出事实了。

主持人:那还有一个就是袁先生所提到的,那个事情发生的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警察要扣他,不让他上飞机的时候,他们那些机组人员,还有地勤人员,就是当地机场的人员,反而来跟警察据理力争说怎么能不让他走,不就说两句这有什么不行?那您怎么看这种非常极端的两极现象呢?

李天笑:我觉得这里边至少有两个因素可以考虑,一个就是当时袁先生讲到“退党”和“法轮功”的事情的时候,实际上这些机组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知道法轮功的事情,可能不赞同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镇压,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同情法轮功的。

比如说袁先生在他服务单位的工作表现、人缘关系都非常好,他们觉得炼法轮功的人是比较老实忠厚的,他不可能对国家造成威胁。那么在这样情况下,而且又是涉及到飞机300多位旅客,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耽误那么长时间了,对警察本身就有反感了。

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我觉得他们是出于对法轮功的了解,还有从旅客的利益出发,也是出于对袁先生本身,他的本质、他的为人一种正确的评价,是从这上面来讲的。

还有一点,说明警察在行恶的时候,明显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如果大家都能站出来说一句话,警察看到人这么多都站出来评理,这时候警察自然就会退缩。

就是说邪恶总是怕光明、怕正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例子也典型的说明了,中国人不要怕!当世界上的邪恶势力,中共警察为非作歹,做不好事情的时候,你就站出来,大家都站出来,这个事情就会得到制止。

主持人:我想再问一下袁先生,后来到了洛杉矶之后,那一夜之内,我想您可能想了很多,我看到您有一个声明,就是“痛苦的决择”。那你是怎么最后决定要留在美国,要申请庇护呢?


原东航机长袁胜。(人民报)
袁胜:因为当时出现这个情况以后,一路也没什么休息,因为这个负担太重了,吃东西也没怎么吃。同事都开始安慰我,一看我不怎么说话嘛,可能他们知道我心里不好受,都劝我。

他们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但是我知道,我长年飞国外,我知道报导,背后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呢,我自己又不能跟他们讲。因为讲了,有些东西他们也不是很了解,反而误导他们,他们没有意识到。

一路上负担很重,当时想着回去后怎么办?开始是根本就没想到到美国来定居要求庇护,在想回去会怎么办?然后就想他们会问我什么问题?会怎么对付我?怎么行动?我家人会受什么影响?就想我到这边来会怎么办?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到了洛杉矶以后,我躺着睡觉,都没什么睡,睡不着。我想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后来呢,就想到一个福建同修以前所遭受到的迫害。

主持人:一起炼法轮功的。

袁胜:对,他们受到迫害。有的还没我现在这么严重。一般发现《九评共产党》了,还不知道是谁给的,就判你四年监牢。我这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一定比他们还要残酷。我想结果啊,可能家都回不了。经过反复的思考,当时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这样。

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不把你迫害致死或失踪的话,迫害你,就是说打你打的很惨的话,家人看了也会痛哭流涕,更要痛苦。

如果留在美国请求庇护,虽然我跟亲人见不着,但是他们知道我这边是安全的,他们那边只要是没有什么大的迫害影响不是很大的话,我想我们两边这样最起码都能好好生活的。

经过这段互相不在一起的调整期后,可能互相都可以平静下来,以后还有见面的可能。只有这种选择没有别的选择了,所以最后临时做了这样的选择。

主持人:那你下了这个决定之后有没有跟家人说呢?

袁胜:这个决定下了以后,我想我都这么难决定,我家人肯定更接受不了,后来我就跟妻子打电话,我当时想也不能说太多,因为要给她一个反应的过程,她一听她肯定也不能马上给我做决定。

所以我先给她打电话,我说我可能回不去了,她说怎么回事?她可能有点意识到,因为我一直炼功的,她虽然不炼,但她知道这个事在国内有点危险,然后她就说怎么回事?我在机场讲法轮功的问题,当时如果不是当时飞机要起飞的话,肯定我连来(美国)。都来不了,我说我过来已经很侥幸了,当时就要扣押我,所以我就跟她讲我可能回不去了。

她说那你看着办吧!她说你把你自己在那边照顾好就行了,这边的孩子我尽量照顾好然后我就说了些,我想让她有个思考余地,因此我说到这里她就挂了电话了。

后来我再给她打电话,看她的反应,她讲了很多,就劝我回去,她说她肯定要受到连累的,有可能也要坐牢,她往坏的地方估计。她说我能不能回去啊?我说回去是肯定不行。

因为她在国内对这个镇压的残酷是不理解的,她还异想天开说,你回来大不了这个工作不干了,我们干点别的工作,所以收入各方面没以前好,但是还比我住在外面要好。

但我说没她想的这么简单,我说回去最好的就是我在监狱里关着,它们残酷的折磨我,你们看了也很痛苦,这还是好的结果;有可能我就失踪了,你们可能也找不到我。因为他们对苏家屯事件和各种事件,他们就根本不太清楚也不太知道。

主持人:那你有没有跟家人说这件事情是吧?

袁胜:我以前没有跟她讲,我想这事件这么残酷,一旦知道对她们可能身心打击太大。因为她们不太清楚,第二次打电话劝我有没有回来的可能性。

主持人:那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些案例中,比如这种事情出来之后,单位领导或者是公安部门都会去找家人,让家人去劝说的,这种事在你身上发生了没有?

袁胜:我今天和昨天打电话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在劝说,劝说你们让他回来吧!我们会对他像以前一样不会怎么样的。我爱人肯定是相信了。

如果不是这几天出来后的接触,我可能也会慢慢被他们说动,因为我爱人一直在哭,她说:你们领导都在我身边,你回来吧!你领导已经说了没问题的,就跟从前一样。

但是当时我心里很清楚,因为不只我一个人,前面还有都多的同修,他们没有我的情况这么严重,但最后也是用这种办法,所以回去也是没用的。

主持人:那我想问一下叶律师,比如说象这种情况,他的单位的领导说他回来保证他没事,您认为他单位的领导有没有这种控制能力?


人权律师叶宁。(人民报)
叶宁:问题是袁先生一旦回去的话,这个管辖权就从单位的领导转到610办公室,单位的领导是管不了610办公室,610办公室是不会听命于单位领导这个调遣的。

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回国遭受严重的、极其残酷的迫害的可能是非常现实的。我觉得袁先生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是理智的。

李天笑:我觉得在电话机旁边给你打电话的领导,他们可能也不是他们自己在自由的说话,他们已经是接受610办公室的警察或者甚至是外交部门更高层的来对待这个事情。

因为这在中共看来是国际事件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们是在通过这种软性的东西,把你弄回去以后,迫害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就如叶律师所讲的。

我想做为你本人来讲,实际上袁先生是从中共长期严酷的现实中过来的,所以他最能体会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遭受什么样子的迫害。

我这里也有一些例子,比方说中共统治底下拥有《九评》,现在抓起来就是判刑。有几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在石家庄的家里面搜出来《九评》就被判五年半;另外辽宁的一对夫妇被查出来家里有《九评》,分别判了十三年和十二年的重刑。

主持人:就因为家里有这本书吗?

李天笑:对,家里搜出来有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有一个就说他家里是说他是刚去派发《九评》被判刑三年。那么现在袁先生这个情况跟他们是非常类似的。

在中共现在内部公安已经讲了,就是只要是派发《九评》、《江泽民其人》,还有“退党”等这些东西那就是判刑,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袁先生选择申请政治避难也好或者其它的方式,这都是被中共逼出来的,中共的暴政使他不能回去,这是非常明确的,并不是他自己不想回去,他是不得已的这么一种行为。

主持人:那我们已经有位观众朋友在线上等了好半天,我们现在接一下加拿大乔小姐的电话。

乔小姐: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袁先生,就说他在机场不是有一位小老乡,跟他聊天的那位小老乡,我说他会不会是中共派的特务,因为我常听说中共会找一些人,看起来很老实的人,然后装着跟你聊天,然后套《九评》、法轮功的情况,一旦发现有人提的话,他就会去告发你,然后警察会来抓人、抄家。你觉得这个小老乡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袁胜:你说的情况这是经常的,报导也报导了很多次了,在上海也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个(小老乡)我不能保证,因为他大概是受中共的宣传可能有关系,他太相信中共了,相信它们的宣传都是对的,所以我估计是这方面可能性比较大。可能因为是上级跟他讲了遇到这样的事情要汇报,所以我估计可能性不大。


李提案笑博士。(人民报)
李天笑:我插一句,中国有句古话说:“朋友之间要讲义气不能出卖朋友”,在这个问题上,就明显的看出来,党性高于人性,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朋友之间的交情,就是人家告诉你一些事情,是对你私人有好处也是出于好意告诉你的,你何必告诉别人让他被抓起来呢?这完全是出卖了道义,从道德的角度讲,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主持人:那刚才袁先生也说到,现在国内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法轮功、对传《九评》、促三退,是一个外紧内松的政策,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它一紧了,老百姓都知道,唉呀!这个事情不能说不能谈。

袁胜:它一紧了以后,老百姓就会考虑,他就会更多的了解法轮功,你为什么要这样?他们是怎么回事?所以它又要严格的镇压,它知道它做的是错的,它又不想老百姓知道它是假的、坏的,所以它只好用这个办法,只有用控制的好了。

如果它做的太快的话,让老百姓都知道,做的行为特别大,老百姓肯定了解,它要把事实摆出来,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哪里不好;这样一摆出来很明显、老百姓也有一个判断能力,一看它们把它们的本质暴露出来,它只有用这样可以适当的松紧可以控制。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