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查找不到吴弘达亲笔写的简历。然而与吴弘达熟悉的人却说吴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劳改过，仅仅被劳教过三年（在中国，劳改是刑事处罚，劳教是行政处罚）。许多书中是这样描述吴的简历的：吴弘达原本是一个中国人，原籍江苏省无锡市，１９３７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弘达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被依法惩处。１９６１年５月至１９６４年５月，他先后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三年。１９６４年，吴弘达刑满释放后，到山西省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任教，不久又调到武汉地质大学任教。１９８５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经过７年苦心努力，他终于于１９９２年加入了美国国籍，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
吴是否“诱奸”过女学生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从“劳教”而非“劳改”这个事实看，这个可能性确实存在。在五、六十年代，强奸、杀人等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反党反革命却是“敌我矛盾”。从量刑上来看，“诱奸”与“劳教三年”倒也有逻辑上的联系。吴自己在自传《昨夜雨骤风狂》中还谈到，他在时隔34年，初恋情人已经为人祖母的时候，还被他深深一吻。看样子吴也是个多情种子。
吴弘达即使做过牢，也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吴已经数十年没有领教过。要说现在真正的劳改权威，那得是现在还在坐牢或者刚刚出来的异议人士、法轮功信徒或地下教会成员，第一手资料新鲜热辣，远非吴久远年月前的冷饭可比。
吴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民运圈子里基本没有朋友，被他排挤乃至直接诬为“共特”的人比比皆是。据与吴接近的人讲，吴是个妒嫉心很重的人，著名民运人士，如魏京生、李洪宽、王丹、鲍戈等都受到吴的压制，或直接被吴指为“共特”，而吴自己雇佣了共特高瞻一事，吴却将其抹得不了了之。
台湾“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和“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曾经在谈到吴弘达的时候说：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吴弘达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
鲍戈绝不是一个特例。当年李洪宽在美国经营大参考网站，并每日给大陆送出大量电子邮件。这样一个耗费精力和金钱的项目在申请资助的时候却受到吴弘达的百般排挤和打压。王丹的情形据说与李洪宽也差相仿佛，遇到吴弘达不少人为制造的障碍。
知吴底细的人称吴的一大特点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例如1957年有个很有名的右派叫冯国将，1993年在香港就跟吴合作过。冯的前妻为帮助“劳改基金会” 搜集证据，冒着生命危险赴湖北、浙江、和辽宁省的十三个监狱和劳改农场进行调查、摄影及录像。在冯的前妻遇到危急，随时可能被捕之际，吴背叛其诺言，不但不与援手，甚至反过来污蔑冯“骗”了他。冯一怒之下将事实经过发表在香港《前哨》月刊上，题为《我怎么来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吴弘达因为谎言被揭穿而恼羞成怒，对冯的朋友莫逢杰污蔑冯是“共特”，让莫不要租房子给冯住。莫逢杰由于不信吴的话而被吴以最脏的话痛骂，终至二人彻底绝交。
吴弘达一直以“人权斗士”的面目示人，貌似铮铮铁骨。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９日，吴弘达试图通过化名从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中国境内时被中国边防人员抓获。彼时，吴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因此在被司法机关羁押调查的短短两个月内，办案人员并没有对吴进行刑讯逼供，其待遇也远比其他在押犯优越。吴弘达却在８月９日向中国司法机关呈交了一份亲笔签名的《悔罪书》。吴痛哭流涕地悔罪认错，承认他提供给外国电视广播公司的所谓“中国劳改产品”，其实都是从乌鲁木齐普通农贸市场上买来的手工产品，并非来自中国监狱。吴供认说：“他先是来到新疆第二监狱，拍下了一些有关当地警戒设备的镜头，然后，再来到乌鲁木起市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拍下了一些商品的镜头，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监狱标志贴到某个商品上，用特写镜头拍下这个商品，于是，他们觉得非常理想的画面也就出来了。”类似的，他说他关于死刑犯肾移植的镜头，也是来自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拍摄的胸外科手术。
对吴为什么如此竹筒倒豆子般的认罪，我们并不清楚。虽然这无法证伪中共的罪行，但吴的“悔罪”毕竟给了中共矢口否认的口实，并伤害了“民运人士”的形象。从吴这次表演中，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在自传《昨夜雨骤风狂》中给自己加诸的光环。或许有人认为吴加入美籍后，居移气，养移体，已经吃不了监狱的苦，因此不得不做违心之词。可吴从小就在上海一个银行家的富裕环境中养尊处优，劳教三年期间正赶上全国大饥荒的年代，他如果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还保持着他自传中所描述的气节，怎么到了 1995年这种气节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吴来到美国的时机甚好，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被胡、赵提上议事日程，许多有抱负的人都要在国内施展一番身手，彼时海外的中国大陆人很少，自然也没人与吴竞争。吴借着这个机会露出了头角。等到1989之后，大陆出来的人渐渐多起来，可吴已经站稳脚跟，打击和排挤起那些初来乍到、立足未稳之人自然信手拈来，行有余力。
名利双收的吴做了很多纸面文章，而真正吴拿到的第一手资料近年甚少，而被吴直接从大陆劳改营营救出来的人就更加寥寥无几。实事做得不多，荣誉倒是不少，这只能说明吴的手腕非同一般。
在对法轮功的问题上，吴的妒嫉心故态复萌。吴是个花钱很谨慎的人，每年他从民主基金会拿到上百万美元的资助，然而他在人员工资和办公费用上却十分“精打细算”。尽管如此，毕竟吴的号召力不够，上百万美金能够召来的人马不多。而法轮功仅靠信徒自发办媒体、讲真相，却在反中共迫害的各路人士中声势最盛。吴在私下里曾经表示，如果他是江泽民他也要镇压法轮功，实乃妒嫉心作祟之故。这与他公开宣称的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态度背道而驰，且这种私下的讲话常常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想法。
吴弘达一直示人以严谨的风格，美国国会也因此对吴颇有信任，事实上的吴弘达却不是他给外界的那个形象。比如中国到底有多少犯人这个问题，吴就给出过至少三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二千万(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还有一说是1996年的数字, 全国有一千一百个劳改营, 关着六百万到八百万劳改犯人(张伟国主持的美国电子刊物98年3月)。第三种说法见之于吴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说中国大陆劳改营至少有三千个, 犯人有一千二百万至一千六百万, 其中留场就业人员约八百万至一千万。 对于自中共建政以来的犯人总数，吴在95年5月10日说有三千万至四千万, 而在1998年却说有五千万以上(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以上内容摘自范似栋的《拆穿吴弘达的西洋镜》）。
吴弘达作为中国劳改问题的权威，在中国到底有多少犯人这个基本问题上给出几种不同的说法，也让人不能不对吴的治学和考证精神有所怀疑。一个劳改权威，总不能靠着估计出的自相矛盾的数据混日子吧？
吴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英文甚好，且深知西方人的心态与思维方式。在他出席的听证中，发表意见时常常带有很大的表演成分。当被问及他在劳教所的遭遇时，他常常会停顿一会儿，等到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倾听他的下文时，再用非常简洁和肯定的口气陈述，这种做秀常常引来大家惊愕的呼声，并强化他人权斗士的形象。
综合上面的信息，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他所竭力塑造的形象：因盗窃和诱奸女生被劳教、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欺骗、软骨头、沽名钓誉、排挤他人、妒嫉心重、治学态度不严谨等等。此或为吴弘达的真实面目。
(博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