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紀元報導，蔡崇國先生認爲，對中共十七大幻想的破滅，催生了汪兆鈞的仗義直言。
對於汪兆鈞提出當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共鎮壓法輪功就是是對全國人民的鎮壓」。蔡崇國非常認同，「中國要走向法治的第一步，就是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每一個公民都應該保護法輪功，只有這樣才是保護我們自己」。
十七大幻想破滅 催生汪兆鈞仗義直言
蔡崇國認爲汪兆鈞公開信所提出的問題，都是中國的最重要、最關鍵、最根本的問題。他說，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中國的弱勢羣體，民工、工人農民他們的生活狀況是不可能完善的。和諧社會的口號，以人爲本的標語到處可見，但實際上沒有多大的效果，而且社會整體的購買力和消費能力也不可能提高，中國經濟的畸形現象也就無法改變。
他認爲根本的問題在於，「對法輪功進行迫害，把六四當作禁區，六四的很多受難者不能講他們的家庭成員死亡或傷殘的原因，甚至還有很多在監獄裏面，這些不解決，中國的法治永遠不可能實現」。
蔡崇國指出汪兆鈞在公開信中表達出了全國人民對十七大的失望。他說，十七大以前，有很多人對十七大抱有一種希望。大家都以爲有重大的改革措施、重大的人事問題要推出來，結果是什麼事情沒有發生，這種失望也是促進一些像汪兆鈞這樣的人寫出公開信。
汪兆鈞代表了中國現狀危機中企業家、較富有等人的焦慮
蔡崇國說，他要特別指出來的是，汪兆鈞實際上代表了中國很多企業家的焦慮，在中國的這些企業家、富人，他們的生活、的社會地位也是沒有保障的。每年中國評選出來的最富有的人有多少被抓在監獄裏面，沒有經過真正的審判，沒有真正的律師給他們辯護。所以汪兆鈞這種焦慮跟沒有安全感的處境也是有關係的。
在中國的企業界、各個領域有非常多的人對中國政治非常關心，而且對治國的方策有自己的見識的那些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們面對的是中國政壇的一批沒有膽識、碌碌無爲的一批人，所以說中國社會現實越往前發展，它出現一個非常畸形的現象。
從汪兆鈞的公開信使我想起中國一個新的、很少有人注意的現象，這就是中國這十幾年改革開放以來，湧現了一批生氣勃勃的，很有能力也很有思想的企業家，而他們的狀況是沒有保證的，他們是隨時會因爲稅收問題、腐敗問題被抓起來，他們的財產會被沒收掉。
蔡崇國認爲在中國，一方面，有一批像汪兆鈞這樣的生氣勃勃、管企業有一套，對社會的政治問題有自己看法的人。另外一方面就是擁有巨大權力的政府官員他們碌碌無爲，他們腐敗，不知道中國走向哪裏。那麼這個企業家的生氣勃勃和中國政治家們的那種無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其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難忍受這種狀況的，一方面他們要爲自己這種完全沒有保障的處境做出反應，一個《物權法》根本不可能保障中國的普通人的權力，也不能夠保障那些企業家的權利，他們非常清楚，他們真是要在政治上做出自己的反應。
建立獨立工會 可使中國逐漸走向民主化
在汪兆鈞的公開信中指出中共的國企改制引起了巨大的社會不公，提出的對策是建立獨立工會。在波蘭，就是因爲獨立工會取得了人民的支持，最終導致波共的解體，如果在現今中共獨裁的中國也建立獨立工會，是否會歷史重演。
對此蔡崇國表達了他個人的觀點和想法，他說很多人認爲只有真正民主化了中國才能有真正獨立的工會。但是呢，可以從中國的獨立運動工會開始，使中國逐漸的走向民主化。
我覺得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彼此考慮各自的利益。在平反法輪功、平反六四，使工人能夠組織起來，整個使社會走向法治，社會走向民主化，這樣一個過程和一個政黨，要贏得民衆的信任的。在中國平反六四、平反法輪功，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允許工人組織工會，這些實際上是符合各個階層的利益的。
那麼工人有了工會保護他們的利益了，同時使中國的那種仇富情節得到緩解。使中國社會的整個社會購買力——工人工資提高了嘛——能夠得到提高，那麼企業的產品也賣得出去。資本家呢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被很多人蔑視、仇恨，同時對政府來講呢，他真正才能夠做到以人爲本。
在中國，中共政權所表現的獨裁暴政、粉飾太平、謊言欺騙，說一套做一套的本質，人人心知肚明，歷史的車輪面前註定被碾過、淘汰。蔡崇國指出，中共一邊喊以人爲本的口號，一邊那麼去鎮壓法輪功的成員，禁止人們談六四，禁止工人自己組織起來，這完全是矛盾的，這個東西光靠口號是不行的，汪兆鈞這點看得非常清楚。
保護法輪功就是保護自己
汪兆鈞的公開信中提到，當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對此蔡崇國說每一個公民都應該保護法輪功，只有這樣才是保護我們自己。
他說，現在中國社會很多人由於高壓，不願意談法輪功的問題。當年在六十、七十年代也不能夠談那些右派、地富，他們被看作是『洪水猛獸』。結果文革以後很多人和右派何地富反保持距離的人他們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中國人的不幸總是從一部份人的不幸開始的。所以那些其他的沒有遭到迫害的人根本不管這些不幸的人。最後呢這個不幸就是在普遍的冷漠當中一步步的擴展」。
一個社會如果說對一部份，即使是一小部份人的迫害熟視無睹，那麼這個社會是沒有前途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當然是對法輪功的迫害實際上就是對中國所有的人，而沒有任何人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中國現在是幾乎所有人都同意中國要走向法治，但如果對法輪功這批人不經過審判投入監獄、殘酷的迫害，這個社會怎麼可能建得起法治來呢？所以說中國要走向法治的第一步，那就是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中國人不斷抗爭 擺脫中共恐懼
蔡崇國從社會現象，看到中共體制下人們的狀態。他說，有一個國內的資本家跟他說法輪功是中國近年來最大的冤案。但是呢，有很多人他們在目前的體制下投機當中發財過得很不錯。他們是現有體制的忠實的保衛者，這也有不少人。
蔡崇國指出中共統治下動用警察，基層政府對人的普遍的監視使很多人很恐懼，恐懼它又導致冷漠，這樣子的人就更多，所以不能夠樂觀。對於如何擺脫中共給中國人心中帶來的恐懼，走出冷漠，蔡崇國說，我覺得還是要抗爭，那些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失去了房屋的那些城鎮包括鄉鎮的居民，他們在抗爭、在上訪，這是一種壓力。那些被開除、被取消了記者律師資格的那些記者和律師，他們也通過私下的各種手段，通過創辦自己私人的網絡報紙啊甚至博客呀，也在抗爭。那些被禁止發表作品的那些作家呀，理論家呀，他們因爲受到迫害，被禁止公開的發表文章，他們也用他們的方式在抗爭。那麼各個這樣階層的人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在抗爭，那麼社會總有一天會改變的。
我們可以看到汪兆鈞的這次對法輪功的呼籲，也和法輪功的成員這麼多年來的抗爭也是有關係的。 抗爭、不屈的抗爭才能夠表達：鎮壓沒有出路，你必須進行社會對話。
蔡崇國講到，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以及柏林牆倒臺、蘇聯的解體，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普遍的恐懼。現在的中國領導人一方面指望通過經濟發展來維持和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但現在中國社會大部份人對經濟的高增長不感興趣。因爲這十幾年來的經濟高增長使大家發現這些百分之十的增長率和自己日常生活沒有什麼關係。
他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提高，他們看到不公正的現象越來越多。他們要支出的教育經費、教育費用和醫療費用、房租或者買房的房價越來越高，那麼生活越來越沒有保障，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生活條件越來越惡化，即使過得好的人，他也不知道明天后天會怎麼樣。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又有什麼意義呢？那就是說經濟增長並不能夠給現在的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人帶來政治上的合法性了，出路在哪裏，那現在中共越來越多的人實際上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那有的老幹部提出來共產黨怎麼樣走向社會民主黨這個方向，你不管贊成也好不贊成也好，它是共產黨內一部份人的一種對前途的一種思考。
我剛才講的普遍的各個社會的抗爭結合在一起，它應該使中國有可能發生變化，當然我們希望這個變化是通過各階層的對話開始。通過對中國各種過去現在的種種悲劇的改正、面對開始，這是我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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