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坛由反器官摘取医生组织（Doctors Against Organ Harvesting）和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协会合办。反器官摘取医生组织发起人之一特斯顿•特莱（Torsten Trey）医生、《血腥的活摘器官──加拿大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及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参加了论坛。
发生在中国的群体灭绝罪恶
多伦多的克夫曼医生：良知令我不能沉默的面对此类罪行。
多伦多的内科医生克夫曼（G. Koffman）主持了论坛，他表示在中国境内大量发生着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是群体灭绝罪恶。
从医三十五年的克夫曼医生谈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英文大纪元时报上读到了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导。当他从网站上了解了更多详情后，便毅然决定加入到反对活摘器官的行动中。
克夫曼指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发生在中国的群体灭绝罪。他说：“我是犹太人，家里有多人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良知令我不能沉默的面对此类罪行。”
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活体器官供应库
反器官摘取医生组织的发言人特莱医生在论坛上。
反器官摘取医生组织发起人之一特斯顿•特莱医生在发言中谈到了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的主要证据。
特莱医生指出，中共镇压法轮功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案例剧增。他说，据凤凰电视报导，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前，中国只有一百零六家肾脏移植中心，其中二十二家也做肝脏移植。九九年以后，肾脏移植中心增加到三百六十八家，其中二百家也做肝脏移植。中国日报曾报导：中国在二零零五年做了两万例器官移植手术。
特莱医生指出，二零零五年，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被曝光后，中共政府健康部副部长黄洁夫公开声称，绝大部份供移植的器官来自被处决的“死囚”。（其实主要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特莱医生引用大赦国际的估计，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中国处决的死囚人数为九千六百九十六人。中国官方称：到二零零五年止，中国做了九万例器官移植手术。也就是说，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中国做了六万例器官移植手术（从“九万例”里扣掉二零零零年以前的移植手术案例）。按黄洁夫关于器官来源的说法，在这六年期间，有四万一千五百例移植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
特莱医生指出，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南省人民医院甚至在湖南萧湘晨报、长沙晚报和湖南经济电视台做广告，免费做二十例肝脏或肾脏移植。可见器官来源非常丰富。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中国时报的一篇报导称：在四十八小时内花二十二万人民币，做了两次肾脏移植。在这么短时间内做两次移植，在加拿大是不可能的。
特莱医生说：“证据显示，中国肯定存在一个庞大的活体器官供应库。”
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补充道：“被非法抓捕及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愿单位和家庭受连累而不报姓名，从而成为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目标群体。”
法轮功学员现场作证
法轮功学员戴英曾在中国被非法关押了五年，她现场讲述她在广东三水劳教所的亲身经历。
四十八岁的戴英在三水劳教所遭受过毒打、撬牙齿、灌辣椒水、不让睡觉等酷刑。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她曾被强制抽血、做全身检查及拍片。并且目睹了一百六十多名被一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也被要求体检。
“劳教所的大队长用‘这是政府对你们的特殊关心’来解释为何体检只针对法轮功学员而不针对其他犯人。令人费解的是为何此种‘特殊关心’与酷刑却始终相伴。”戴英说，“他们甚至在运送我们的大巴士上给我做透视及拍片。”
特莱医生呼吁制止活体摘取器官罪行
特莱医生介绍说，反器官摘取医生组织由致力于维护医生从业道德的一群医生组成，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我们不把发生在中国的违反医生道德的行为看作孤立的事件，而是把它看作对全世界医疗界的威胁。”特莱说，“这促使我们站出来，让医生、公众及这个医疗界了解这件事。”
最后，特莱医生呼吁：医疗刊物不接受来自中国的关于器官移植的论文，因为它不应成为医疗知识的一部份；医生要及时告知你们的病人这件事，为使他们不会最终对医生失去信任；大家都来帮助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的罪行。
现场一多伦多医学界女士即事上台发言。
现场的一位医学界女士即事上台讲述自己的感想，她说：“所有海外等待做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应该被告知器官的来源，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活摘器官的事情，否则一定不会愿意接受这样的器官，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法轮功学员是那么平和、善良，没有人有权从他们身上摘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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