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前言
一、中共左手出臺「好政策」，右手在幹什麼？
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對策」是跟誰學的？
三、「親民領袖」帶給人的思維誤區
四、「民生政策」落實效果到底如何？
1.取消農業稅
2.減免學雜費
3.醫改新政和全民醫保
4.全民社保
5.「民生政策」的欺騙性
五、如何看待遲到的「民生政策」
六、中共真的關心「民生」嗎
七、「壞政策」是如何得到保障的
八、要敢於維護自己的權利
九、敢問路在何方？
前言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人把經念歪了。」這是很多中國百姓，包括一些西方人對中國問題的一種流行看法，不知不覺中認同了「上面的人是好的，搞壞事的是下面的人」這樣一個歪理。大家想想，中央的官員不也是從下面一層一層做上去的嗎？
中共近年來出臺的「民生政策」和個別領導人展示的親民姿態，讓老百姓得到一些實惠和心理的安慰，從而對領導生出感激之心，這可算人之常情。但是，不少人從這些民生政策和個人姿態的迷幻泡影中生出對共產黨的擁戴和希望，主動把自己和子孫後代的命運再一次寄託給中共，幻想好日子的到來而放棄對自身權利的追求和維護，甚至反感對共產黨的揭露。這樣的後果是什麼呢？不但眼前的小恩小惠得不到真正的落實，我們的長遠利益更是得不到根本保障。
一、中共左手出臺「好政策」，右手在幹什麼？
舉個最近的例子。BBC中文網2008年10月10日有一篇報道《土地經營流轉：政府熱，農民冷》。山東聊城種植果樹的農民史朝旭在接受BBC中文部記者的採訪時說，「中央的政策很好」，但又坦言，「農民不會從這一次的土地改革中受益」，因爲「有法不依、權大於法」，也就是下面的人會把經給念歪了。記者問如何防止不念歪呢，史朝旭說，「只有把農民聯合起來，可是這很難。」採訪到此爲止。
史朝旭看到了問題的實質，只有組織獨立農會，才能監督政府把「好政策」落到實處。可是，到底是誰不讓農民聯合起來？顯然不是鄉鎮領導和縣委書記能做主的，這種事情只有領導一切的「中共中央」才有決定權，也就是說，真正干擾「好政策」 落到實處的，原來正是出臺「好政策」的那同一夥人，難怪俗話說，中國的麻煩，「問題出在前三排」。
這就非常具有諷刺意味。一方面中共不斷出臺「好政策」來緩解危機重重的民生問題，比如取消農業稅，減免學雜費，搞社會低保、社保和醫保，提高退休金等等；另一方面，中共又在處心積慮的出臺「壞政策」來阻止這些「好政策」落到實處。不允許言論和媒體的自由，於是不能做好輿論監督；不允許司法獨立，於是不能維護社會公正；不允許那些享受「好政策」的百姓聯合起來，於是他們不能維護自身的基本權益不受侵犯；不允許信仰和修心向善的自由，於是不能提升道德和恢復誠信。
中共左手給出「好政策」，右手卻在使出「壞政策」。結果，不但「好政策」大打折扣，還會衍生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
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對策」是跟誰學的？
其實，不論是「上面的」還是「下面的」，都是共產黨教育出來的幹部，「下面的」對策是完全跟「上面的」學來的。
比如，環保問題。中央出臺了一個政策，各省「落實環保一票否決制」。聽起來好象中央決心很大，都覺得這下環保問題有了出路。可是，到了具體落實時出現了什麼情況呢？很簡單，省、市、縣、鄉各級領導成爲利益共同體，大家爲了保住烏紗帽，就鼓勵隱瞞污染，出了事就儘量掩蓋，不讓媒體報道，甚至打擊報復敢於揭發的記者。
壓制媒體記者的做法是地方官員的發明嗎？當然不是。鉗制媒體新聞自由是中央的基本國策。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在2005 年發表的報告說，中國是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更別提花費巨資封鎖互聯網，脅迫外商配合中共過濾信息的醜事了。地方官對待媒體曝光的做法完全是在效仿中央而已。
再說說上訪的事。這幾年官民關係緊張，羣衆大規模抗暴事件頻出。貴州甕安少女被強姦致死引發羣衆燒燬政府大樓是個典型例子。後來中央就要求地方政府，不要一有問題就把武警公安和軍隊推到第一線，造成官民緊張。要同羣衆對話，避免激化矛盾。還有一條措施，叫「零上訪」。聽起來中央的決心很大啊，要地方政府妥善處理羣衆意見。可是，地方政府仍然一有事情就調動武警公安，因爲那些羣體事件大都是衝着當地政府官員本身來的，根本就無法同羣衆妥協溝通，與其讓事件越鬧越大，遠不如用武力防止事態擴大更能保住烏紗帽。有人上訪怎麼辦？也很簡單，把有上訪嫌疑的人都關起來，還有就是到處截訪，不讓訪民進到北京，甚至在信訪辦門口截訪，也就是實現了「零上訪」。
動用武力鎮壓和抓人截訪是地方政府的發明嗎？也不是的。1989年天安門「六四」事件，中共不是動用了武警和軍隊嗎？2008年拉薩抗暴，不也是動用了武警和軍隊嗎？法輪功被迫害這麼多年來，政府有坐下來同法輪功學員對話溝通嗎？允許法輪功學員上訪嗎？
所以，根本不是什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而是共產黨本身從中央到地方面對百姓訴求「無策」的問題。你要言論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不就是要共產黨垮臺嗎？這時候中共除了槍桿子的鎮壓，筆桿子的造謠中傷口珠筆伐之外，它沒有別的辦法。
三、「親民領袖」帶給人的思維誤區
如果個別領導人對百姓的疾苦更體貼一點，對百姓來講當然是件幸事，但是功勞應該屬於他個人。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在中共這個體制中，個人並不能有多大作爲。有人以領導人的個人魅力來爲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找藉口，爲共產黨的專制辯護，甚至認爲共產黨有希望了，是非常錯誤和危險的，對民族的長遠發展甚至是極其有害的。
朱鎔基當總理的時候，反腐敗可謂豪氣千丈，「九十九口棺材留給貪官，最後一口留給自己」之說，更是讓人民慶幸有個好總理。最後如何呢？腐敗是越反越腐。溫家寶作爲個人，有體恤百姓之心，總理流下的眼淚感動着無數人民。他曾親自爲重慶農民熊德民追討她丈夫被拖欠的工資，此後發出了「從源頭上防止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怒吼，一些地方政府還成立了替工人追討工資的辦公室，名爲「追討辦」。可是，這些年下來，拖欠農民工資的問題解決了嗎？人們看到的只是拖欠工資愈演愈烈，甚至引起暴力事件，看到的是溫家寶的孤立和毫無效果的堅定。原因很簡單，溫家寶身爲總理，可以爲農民工流下同情的眼淚，卻不能給予農民工聯合起來組織獨立「農民工會」、維護自身權益的天賦人權。集會自由是中國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貴爲總理的人，連憲法賦予的權利都不能爲民作主，還奢談什麼呢？
朱鎔基和溫家寶的無奈，表現在他們只好用卸任或者死後別人如何評介他們來安撫自己的良心。2000年，朱鎔基說他希望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就很滿意了。2008年，溫家寶在紐約接受採訪時說，希望在他離開人世之後，人們能記住這位總理遇到災難沒有退縮，沒有享受特權就滿足了。
總理們的無奈之情，就是共產黨體制對中國發展前途橫加制約的最好說明。從他們的無奈中，我們要領會到，只有不斷的對共產黨這個體制施加壓力，才能有真正的改進。如果因爲總理們的親民，而「愛屋及烏」的滿足於共產黨的現狀，或者指望共產黨自己的改良，那麼，不但對民族是個災難，就是對親民的總理們來說，也是辜負了他們的願望。
照理說，越是體恤百姓的領導人，越願意傾聽百姓的呼聲，那麼，我們老百姓就越是應該把中共壓制百姓基本人權的事情向他們呼籲，越是應該揭露共產黨的流氓和邪惡，讓親民的領導人看到民意，看到來自民間的支持和道德勇氣，這樣豈不是更能讓他們擔負起歷史的責任嗎？
退一步說，如果這些親民領袖是想用自己的姿態來爲共產黨塗脂抹粉，來延續共產黨解體的命運，只在乎後人如何看待自己是不是個清官，而忘卻了自己的歷史責任，在最需要他們去從根本上動搖中共統治，從制度上爲老百姓保障社會公正的時候，他們選擇了逃避責任，選擇了配合共產黨，甚至被共產黨利用來麻痹百姓，那麼，從長遠看，這些領袖們也許將成爲歷史的罪人。
三個河南民警在派出所裏打死23歲河北青年杜學雷的消息曝光後，網友反響激烈。面對一而再的發生警察濫用職權的惡性案件，有人發出了「我們最最敬愛的溫總理啊，你在哪裏啊？」的呼喊。這一聲呼喊，有對總理的期待，更有對總理歷史責任的譴責。
中國人不再相信眼淚，中國人要的是結束共產黨殘暴專制的勇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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