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贪官遭陷害 冤狱四年受尽折磨
大纪元记者顾晓华采访报导，现年51岁的刘增喜出生在中共王朝“一门忠烈”的家庭，他毕业于空军第一预备学校，曾经在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任学员班班长，进入航空兵十二师担任歼击机（战斗机）飞行员。1982年转业进入天津轧钢一厂人事科工作。
刘增喜说：“在那里我负责劳动人事工作，在工作过程当中我发现劳资科副科长每招聘一个员工就会收取很多的好处费，否则的话不让员工进厂，而且还得给厂长送礼。我们厂的党委书记叫刘晓东，他的夫人从棉纺四厂调到我们厂，一天班都不上，她就白拿工资。”
由于他看不惯该厂官员们的腐败行为，向各有关部门检举揭发，他被调派到计量科，随后在1984年年末他们以莫虚有的罪名构陷他，他被判入狱四年。
在1985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被当局在天津市各个看守所调来调去，他至今都无法知道他究竟在哪些看守所待过，这一年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在看守所里遭到了酷刑虐待。
他在里面除遭到殴打、挨饿是家常便饭以外，警察用电棍击打他的颈椎，给他灌辣椒水、盐水。在寒冷的冬季让他躺在冰冷的水泥板上，光着脚站在水泥板上罚站等等酷刑折磨。
他每天被强迫劳动，生产出口用加工品为看守所创汇。
1986年他被送进天津市玛钢厂监狱，在那里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样遭到同室犯人在警察的指使下的殴打，并且在那里经常是饿着肚子劳动，每天只提供有几片白菜叶的汤和一个窝头。
他在监狱服刑期间因为劳动致使后背长了瘤子，并且造成右手腕骨折，狱方不予治疗，强迫他劳动，直到出狱后他才自己到医院接受了治疗。
据他反映，他在那里亲眼看见一个犯人被关在铁笼子里（躺着伸不开身子，站着直不起腰来，只能把身子缩在一起）常达几年，最终致使该名犯人身体变形，无法直立行走。
受尽了肉体与精神上的残酷迫害的他在1989年出狱后不停地向各有关部门与外界举报和揭露中共的腐败与暴政，致使他丢掉了在出狱后找到的另一份工作，于2001年被逼迫下岗。
多年向各有关部门投寄控诉信，揭露中共对他们一家的残酷迫害至今，遭到当局的长年的监控、电话监听以及上门探访。
目前，他只能在某社区当保安以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文革一家三代遭迫害 公开起诉中共求赔偿
据刘增喜介绍，他姐姐是教师，哥哥是员工；父母、叔父、姑母都是中共干部，母亲是抗战时期的中共党员；祖父及外祖父在当时也都为中共做地下特务工作，大舅、三舅是老红军，中共的高级将领；二舅曾是抗战时期中共区委书记，并出席过全国英雄代表大会；老舅是中共党员，曾任某大型油田副总指挥。
就是这样一个铁了心为中共卖命的家庭亦未能逃脱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尤其是文革的厄运。他的二舅被游街批斗遭殴打；三舅被关进牛棚、监狱直至折磨致死；他的母亲遭殴打批斗，父亲被下放劳动改造。残酷的折磨，使他的母亲精神失常。
他在公开信里写道：“我们永远也忘不了那一个晚上，我母亲被许多人送回家，母亲完全失常了，当时的样子吓得我和姐姐、哥哥三人失声痛哭，周围许多人也都哭。”
“写到这里我的心都在抖，泪在流。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病”后，父亲不能休息照顾母亲，仍要继续接受劳动改造。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年幼的姐姐身上（大概七、八岁）姐姐既要照顾两个弟弟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又要上学，还要做饭。当时我们遭受的苦难人世间罕见。比封建王朝的满门抄斩还惨……！”
他的母亲因退休后该获得的工资没有取得而无钱治病，于1997年含冤离开人世。
据悉，他年迈的父亲至今还住在低矮潮湿破漏的平房中，以每月微薄的退休金养活自己和失业十多年分文收入没有，因“文革”惊吓呆傻的大儿子。
刘增喜表示：“我是第一个把中共推上被告席的人。我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共对我母亲及家人在文革中所遭受到的迫害摧残给予经济赔偿。我也呼吁海内外所有遭受文革迫害的人们及亲属联合起来组成“文革”赔偿诉讼团。”
刘增喜：中共越封锁《九评》传播会越广
大纪元于2004年发表的社论《九评共产党》给他带来了很大震憾，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之后，他用真名发表了三退声明。
他表示：“我觉得《九评共产党》意义太大了，他向人们揭示了中共的反动的本质，向全世界，尤其是向中国人揭露中共的真实面目，人们一直在受着中共的欺骗。”
他并表示：“退党大潮是不可阻挡的，中共灭亡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希望这个三退速度越来越快，加速它的灭亡。”
他说：“我觉得这个《九评》能得到广泛的传播跟中共的打压有关系，他压得越厉害，封锁得越厉害，人们就越想了解真相，就越想看《九评》，呈现越传越广的趋势。”
刘增喜向记者表示，他将坚持不懈的向人大代表及各有关部门发出控诉的声音，也希望有更多的海外媒体为其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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