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位刚从大陆来访的学者，我叫他“高级知识份子”，他认为这不够，应该去做“公共知识份子”。

那天回家的途中，经过欧洲一个小火车站，赶上不少游客上车，车厢里一下子站满了人。挤到我跟前的一位小伙子，标准的中文“你好”两个字，便自我介绍了他是大陆同胞。我赶忙收起对面空座上堆放的东西，给他腾座。他卸下背包，缓身落座的时候，腼腆得脸都涨红了，这让我对面前的这位年轻人立时有了几分好感，是一位知道轻重好歹的后生。

从年岁和文绉绉的书生气，我猜想他是留学生。聊起来，知道他已经“出站”（博士后工作站）几年了，现在是欧洲一家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我不禁问，你才多大，就有了这样的学历和经历？他说自己属于80后。

他有点儿诚惶诚恐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政治课一直读到博士都是必修课，耽误多少时间啊。我纳闷，现在大陆的大学政治课怎么开法？他说，政治课老师基本上照本宣科，在应付差事，下面根本没人听的。有的老师撇开课本，讲西方的黑格尔哲学。我问，按教学大纲该讲什么？他皱着眉头说：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说完，他和我都笑了。他说，他们学生都有经验，考试前的那几天，要给“狂背政治”腾出时间。他想起最后一次政治考试的试题是“谈谈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拿起试卷他傻眼了，后悔竟然一次都没翻过那本小册子，而且老师在课堂上一个字也没提过，现在他对“科学发展观”一无所知，又不能交白卷，他就根据字面的意思，按自己的理解写的答卷。下来一问，完全写成了另一个意思，和标准答案不沾边。庆幸的是，老师让他过了，说明老师也反感。

聊到国内的学术环境时他说，学术圈的气氛不好，现在的教授号称“表格教授”，整天忙着填写各种表格，参与、争取捞什么好处。做学问的少，都花精力搞关系去了，在谋求官职上。教授头衔不像在欧洲这么有地位，受人尊敬。国内教授不搞行政兼职，不当科、处级的官，没人买账的。能不能申请下来科研基金，不在于课题本身重要不重要，看申请人手里的权力、活动能力大小。

他说自己读博的时候，给教授做过打工仔。没办法，别人都做，你不做？像这样伤害人心的事情很多，不好说的，学生各种各样的压力很大，包括经济上的。有名牌大学，每年都有跳楼的学生，一年里不止一起。出事后，校方马上封杀校园网，删帖，下令不许外传。当时他和同学就联想到，一个学校尚可，一个城市，整个国家是不是也在封杀，删帖？出来一看，比当初想像的还厉害，国内的消息过滤得真干净，要害问题都见不到的。我周围的人，对政府的一言堂很反感，敢怒不敢言。

他说自己原本不打算留下来，出来是为了开阔一下眼界，甚至想带走点儿先进技术回去发展。当有一天自己意识到，可以畅所欲言了，没有顾忌地在表达思想意愿的时候，他才感到外面的自由空气是多么难得可贵。他真不想再回到那种时时处处“不敢”的日子里了。

说到国内优秀大学生还在往外跑，首选美国留学。他说，真想做学问的，想在学术上有建树的都想出来。国内那种环境里盛行歪门邪道的一套，你没有精力去周旋。像我这样的，就不会有大出路的，连房子都不敢买，买了就是房奴。考试毕业造假的人，有点儿不敢出来，在外面不容易混过去。借学术往上爬，捞好处，还是在中国合适。

聊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历史事件。他说，出来看了不少东西，挺震惊的，比如抗美援朝，天安门“自焚”案等等的真相。历史和现实都扯了那么大的谎，还能让人相信你什么？

他多次谈到体制问题。说他周围的同学同事，对政府非常反感，私下里没有不骂的。即使媒体不报导实情，但是看到听到的也不少了。强拆，就是政府雇土匪在拆人家的房子，抢人家的地。那么多的下岗职工和农民真是没有办法，在受欺压盘剥。供个孩子上大学，要一家人出力，看不到是国家办教育，感觉国家在从教育上赚钱。看到了下面多数人生活得很苦，这些社会问题很普遍，好像无解，大概只有从制度上才能去解决吧。

我们又谈到信仰。问他：“信神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信不信神，不太好说，但还是有个信仰比较好。“相信善恶有报吗？”他马上回答：我信！

下车分手前，跟他聊到了“三退”大潮。我说：既然你认为中共很坏，也不信马列主义那一套，为何还站在中共的组织里面？何不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他笑了，点点头。

尽管他没有吐露什么个人的艰辛坎坷，但是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位来自平民的莘莘学子，想做学问的本份人。他“忧国忧民”的那份忧患意识，是良知的流露，也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今天，很多中国学子并没有忘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包括80后的年轻学子，他们知道，仅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不够的，还应该按“公共知识份子”的标准，做社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