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是：“我们不是最喜欢拒人的学校，最没人情味的是麻省理工！相信我，不管怎样还是申请吧，顶多邮箱里多出薄薄的一纸拒录信，来吧，让更多的申请者来吧，这样我们的录取率就可以跌破1%了！”斯坦福大学的是：“哈佛算哪根葱？加州是我们的地盘。你对我们来说可有可无，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申请吧，万一中大奖也说不定。”
网友们如此调侃，本意无非是这些学校很“牛”，入学的的确确地非常不容易。美国名校的“牛”，体现在很多方面，不仅体现在其高度的独立性上，敢于对政府、政治家、艺术家等社会名人说“不”，而且体现在对学生的高标准要求上。后者大家多少都有些了解，还是说说前者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大学校庆，拟邀请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参加。里根于是托人捎话，看是否可以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的头衔。对此，哈佛师生议论纷纷，大家都认为他和学术一点都不沾边儿，还是不授予为好。觉得多少失了颜面的里根最终没有参加庆典，但哈佛的庆典照样办得有声有色。类似的情况在美国名校中并不少见。哥伦比亚大学也曾拒绝给英国女王授予博士学位；曾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布什总统的弟弟，也被佛罗里达大学拒绝授予荣誉学位。
大学的“牛气”除了是自己弄出来的，也是被社会上的名人烘托出来的。一些本身就很有脾气的“牛人”，一到了大学，立刻就变成了“乖乖生”。
比如几次获得奥斯卡奖的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19岁时曾考入加州大学长滩分校，学习电影专业。三年级时，他离开了学校，开始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并最终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几十年后，年过半百的他再度报名母校的电影专业，继续攻读学士学位。这时的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早已成了教学范本，可他依然得接受年轻教师指导，该交作业就交作业，该做论文就做论文。虽然有时候交上去的作业就是自己导演的著名电影的片段，可老师给的分数还真就不高。可斯皮尔伯格就是没什么脾气，毕业典礼时既不上台讲话，也不去主席台就座，而是和其他毕业的年轻人一样，穿着学士服，老老实实地坐在台下。
同“牛气冲天”的美国名校相比，当代中国的名校可是脾气好得很。说起中国的名校，北大、清华自是当仁不让，可惜这两所名校虽然对学生要求相对严格了些，但却在官员等人面前从没有“牛起来”过。多少官员被聘为兼职教授？又有多少官员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在这两所学校获得了博士学位？大概北大、清华的历任校长们最是心知肚明了。
以北大为例，1993年，中共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曾被聘为客座教授；北大百周年校庆时，更是传闻校方欲向当时中共的一把手江泽民颁发荣誉博士称号，因舆论哗然而作罢。2003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亦大张旗鼓地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人民日报社社长王晨、新华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南振中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党校校长龙新民四人为兼职教授，北大校长和书记亲自颁发聘书。
且不说学生们到底能从这些官员身上学到什么真正的知识，只是想问一问，在聘用之前北大领导和相关部门是否想过：这些“公事繁忙”的官员到底有多少时间来北大授课呢？此举对北大的学术水平真的有提升作用吗？
笔者认为，不是北大校方没有考虑过，而是校方觉得这根本不是考虑的重点。因为所有的人都清楚，聘用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在理论上什么建树，而是在于他们那显赫的地位。
众所周知，在当代中国这个“官本位”的社会中，官员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官阶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就越多。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不得不向官员低头，所以想向官员们“耍耍脾气”也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官员们呢，则因为这兼职或客座教授的头衔，无形中提高了身价，故此也愿意投桃报李。官学勾结之路因此在当地中国遍地泛滥。
因为北大、清华如此“自贱”，那些利用“业余时间”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的各级官员们，只要花钱找人写写论文、收买一下导师，就可以很轻松地获得博士学位。尽管现在北大已经不再招收在职官员读博，但业已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是短期内就可以消除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在内的中国大学的好“脾气”，不能向美国的名校那样牛气冲天呢？根源还在于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自建政以来，中共为了加强控制，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对所有高校都进行了改造，并且规定大学的领导由政府来任命，完全颠覆了民国时期高校的教授治校的传统。现在大学的校长更重要的是对“上”的负责，而不是对学生、教师负责。而且中共对于那些敢于反对自己的知识份子，都会将之消灭于无形。
可以说，如果中共不将控制的巨大资源还给高校，让高校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并且真正做到教授治校，中国就根本出不了什么国际一流大学，顶多在国内孤芳自赏罢了。问题是，中共愿意这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