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舟曲特大泥石流災難，造成巨大生命財產損失。

文章說，舟曲之覆帶來的陰影與驚恐，似乎比兩年前的汶川地震更爲深重。人們已經清晰地感到，舟曲這類緣於大自然報復人類的生態災難正在逼近。官方公佈的資料證實了國人的驚恐並非杞人憂天：今年1—7月全國共發生地質災害26,009起，是去年同期的近10倍。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透露的權威消息證實舟曲之覆只是拉開了一連串災難的序幕，全國共發現地質災害隱患點20萬處，其中類似於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質災害隱患點1.6萬處。這種隱患點重點分佈於雲南、貴州、四川、重慶、甘肅、陝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

舟曲之覆緣於人類的過度開發

舟曲之覆，緣於人類過度的開發活動（包括砍伐樹林、水電開發等）。中國地質調查局副總工程師殷躍平接受採訪時說，地質災害中人爲活動的因素佔到50%以上。值得關注的是，人們爲何要在舟曲這一不宜築城之地建城？

我在網上看到了舟曲未被泥石流吞沒前的照片：一座建立於峽谷之中的城市，城市周圍是高高矗立的山，山上全是光禿禿的石頭。按照中國古代堪輿學說，這類地形謂之絕地險地，不宜築城──築城選址有「依山傍水」之說，但所依的山，並非舟曲所依之形體陡峭多滑坡體的山。據地質學家範曉說，舟曲縣城海拔1300多米，兩岸最高的山峯有3800多米，相對高差約2500米，坡度非常陡，要考慮安全區，至少大、小峪兩側一定範圍之內不能建房。舟曲城建於這種山環抱之峽谷地帶，可謂自置死地。那裏即使種植莊稼也會受到山洪的威脅。目前令人困擾的是，舟曲重建能否另擇新址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與我有同樣疑問的大有人在。過度的人口壓力也許是可以找到的唯一解釋。公開信息顯示舟曲面臨過大的人口壓力。舟曲人均土地面積只有1畝左右，80％的人糧食不能自給。據該縣城鄉建設局副局長李愛輝介紹，1959年，舟曲全縣不過1萬餘人，至2000年，縣城所在的城關鎮不足2萬人，而2010年城區人口已超過5萬。然而，舟曲縣城測繪面積僅4平方公里，除河流、山體外，可利用面積僅1.47平方公里，城區東西不到2公里，南北不到1.5公里。因四面環山的限制，舟曲縣幾乎沒有向外擴張的條件，舟曲縣總面積3010平方公里，總人口13.69萬，但卻有5萬人口擠在這個狹小空間裏，城區人口密度位居全省縣級城市之首，和蘭州相近。2008年後，舟曲縣爲解決建設用地嚴重不足的矛盾，還提出了在城區白龍江東段建設「城東新區」的設想。但新區還未建成，縣城就遭遇了此次致命的泥石流。

對於這次引發重大人員傷亡的三眼峪溝泥石流區域，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專家早有預測。該地滑坡體上堆積區呈扇狀，向白龍江傾斜，且人爲改造強烈，前緣被城區建築物佔用，中、上部大部分地帶爲耕地，沒有植被。截至2003年，當地民衆繼續砍伐森林，破壞植被，部分地區林線已退至分水嶺，大自然的報復只是時間問題。5年前，舟曲全縣排查，發現86處泥石流災害隱患，分佈廣泛，白龍江河谷尤爲集中，僅兩河口至縣城就有12條災害性泥石流溝道，直接威脅縣城安全。

全國共有1.86億生態難民

過多的人口對當地資源的過度透支，使當地淪爲生態災難頻發的高危地帶。爲什麼還會有更多的人試圖擠進這麼一小塊不宜居住的地方？皆因他們無處可去。

舟曲縣人口無法依靠農業收入養活自己，共有4萬人外出打工，2009年外出務工收入超過億元。但舟曲人也與其他地方的農民一樣，無法在別處生根，一是因爲當局的人口管制方式（如戶口），二是因爲中國城市居大不易。所以他們進城務工的結果只是增加收入，並無遷居其他地方的多大可能。

舟曲縣政府並非沒有憂患意識，除了建築攔洪壩；還曾設想以置換的方式，將最靠近大峪上游的三眼村村民遷移出去。這次舟曲之覆後，國家發改委官員於11日到救災現場，甘肅省發改委負責人趁機向中央提出多項請求，其中包括增加甘肅向新疆的移民，以舒緩舟曲的人口壓力。當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表示支持適當轉移人口。當這條消息見報後，引起流亡海外的世界維吾爾人大會批評，指北京藉機推動新疆移民。正在努力想法平息維吾爾族不滿的北京當局可能不想橫生枝節，次日甘肅省政府新聞辦召開新聞發佈會做了澄清：甘肅省人民政府在舟曲災區羣衆安置和災後重建中，沒有考慮向新疆移民。

這一小事件蘊含的信息量比較豐富，除了涉及新疆地區少數民族關係之外，包括甘肅在內的西北五省的生態移民確實早就成了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全國的生態難民共有多少？至今我只見過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於2005年4月透露的一組數據。潘岳引述專家的話稱：由於廣大西部和生態脆弱地區難於承載現有人口，全國22個省市需要遷出1.86億人，而能夠接納人口的廣東、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浙江、福建、黑龍江、海南等省市最多隻能接納3000萬人。屆時全國將有1.5億人口淪爲生態移民。

生態難民無處可去

其實，上述所謂能夠接納人口的省份，其人口與資源承載力也實在有限，能否接納3000萬人實在是個疑問。總之，目前可以看到的是成千上萬的生態難民無處可去，更多的是各省依賴自身在艱難地消化。比如寧夏自治區2003年計劃今後若干年內搬遷的總人口爲302,794人，至2008年開始整村搬遷，截至2009年底，共批覆建設移民安置專案區34個，移民13.08萬人，累計定居移民8.2萬人。

舟曲所在的甘肅省，人口壓力與資源緊張的矛盾在西北各省當中尤爲突出，總人口由1949年的 968.43萬人增加到2005年的2634萬人，淨增人口1665.6萬人，增長了175.6%。由於人口的大量增加，全省可利用土地人口承載量長期處於超載狀態，相對於全國的綜合資源承載力，超載850萬人，相對於西北五省區的綜合資源承載力，超載485萬人。爲了生存，人們毀林毀草開荒，逐步由低到高、由川原進住山區，拓展生存空間。

甘肅地處青藏高原、黃土高原、蒙新高原三大高原會聚區域，位居黃河、長江和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哈爾騰河四大內陸河上游，是一個生態功能特殊、生態地位極端重要、影響全國生態安全的生態過渡帶，環境極其脆弱。過度的人口壓力導致水土流失嚴重，荒漠化日益擴展，植被、草場退化嚴重。墾殖活動過多，使這塊土地上的人既是生態環境的破壞者，最後又成了生態難民。

甘肅省政府早就採取各種方式鼓勵民衆自找出路，如投親靠友、自行搬遷等。但移民數量大，省內土地資源容納量有限，往外大規模移民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曾被稱爲「沙漠之盾」的民勤，由於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綠洲面積不斷縮小，早已淪爲中國四大沙塵暴策源地之一。全縣2385萬畝面積中，各類荒漠和荒漠化面積達到2228萬畝。13萬畝沙棗、 35萬畝紅柳處於死亡半死亡狀態。爲了生存，從1995年開始民勤人就紛紛逃離家鄉。民勤縣政府於2003年啓動生態移民計劃，有組織的將人口遷往新疆，內蒙等地。但經過多年的移民實踐後，《民勤生態難民遷移情況調查與預警研究》作出結論，國內已經很難有一塊地方可以承接移民了。

潘岳所指的 「生態移民」，從其實質考察，不如說是「生態難民」。「生態難民」是近50年才提出的一個概念，指那些因爲生態條件不適合人類生存，或者因生存條件劣化難以繼續生存的情況所導致的移民。他們既是生態惡化製造者，也是生態惡化的受難者。比如生活在魯豫兩省黃河灘區的189萬灘民，他們常年生活在危險之中，一場大雨就可能讓河水奪槽而出，毀壞房屋，淹沒農地。而他們不甘於向黃河低頭的自救行動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洪災的危險。

弄清楚全國逾億生態難民無處可去的困境，我們也多少可以明白在汶川地震之後，該地人們只能在震區就地重建，因爲在中國版圖內，爲震後的災民們找到一塊安身之地非常困難。而震區就地重建的後果我們也看到了，就在舟曲之覆後不久，汶川遭暴雨重創，北川兩天300起泥石流。

一個國家的生態安全是其最終的政治安全。從明朝開始，中國人口日益向海岸線一千英里以內──約佔國土總面積約三分之一的地區集聚。剩下的三分之二的西部地區則人口稀少，一直是承接各種自發及有組織地移民的地區。西部地區的環境生態從未象最近30年以來這樣面臨如此嚴峻的局面，並影響全中國的生態安全。就一個國家而言，只要生態環境持續地受到破壞，就沒有政治經濟的最終安全。世界著名環境專家諾曼‧邁爾斯所著《最終的安全：政治穩定的環境基礎》一書，反覆強調的是一個觀點：國家安全的保障不再僅僅涉及軍事力量和武器，而是愈來愈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遺傳資源、氣候等環境因素。只要生態環境持續地受到破壞，就沒有政治經濟的最終安全。因爲環境退化使生存環境惡化，生存空間縮小，並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經濟基礎的衰退，其政治結構也將變得不穩定。結果或是導致一國內部的動亂，或是引起與別國關係的緊張和衝突（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部分緣於水資源）。

本文開頭所引述的資料表明，中國已經進入生態災難頻發的階段，當局的經濟發展方略將失去環境依託。對中國而言，增速減緩意味着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果在十年前當局選擇政治體制改革，中國也許不會進入目前這種難以逆轉的潰而不崩之局。在資源耗竭、人口壓力過大的情況下，今後的中國必將經歷一個前所未有、漫長且痛苦的再調整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