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盛宗亮受白宫邀请写的《大提琴和琵琶的三首歌》由马友友和吴蛮
在美国总统欢迎中共国前总理朱éF基访美的国宴上首演。图为盛宗亮在美国
白宫和克林顿合影。
青海湖的明澈，西藏佛寺里的晨钟暮鼓，在梦萦缭绕中思念草长莺飞的江南水乡，又在梦醒时分回到铁血政治下的残暴无情。中原大地是盛宗亮音乐的沃土，而与西方古典音乐的经典大师伯恩斯坦的师徒缘，让盛宗亮的作品容贯中西，开创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
1955年出生于上海的盛宗亮是世界知名的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四岁开始跟母亲学钢琴，祖父是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工程师。文化大革命期间，祖父母被迫害致死，父母受迫害，年仅15岁的盛宗亮只身插队落户到青海，在青藏高原的大漠孤烟中度过了七年青春的岁月。
盛宗亮四岁在上海的家中跟母亲开始学钢琴。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被放逐到远离红色政治风暴的西北边陲，在唐蕃古道上做一个寂寞的行者，对艺术家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在被封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上，他发现了大唐盛世多元民族和世界文化融合的印迹；在孕育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的高山之巅，他找到了艺术生命的源泉；在蓝色的青海湖边，他听到未经雕琢的纯朴的 “花儿”（青海民歌）。
在这个多民族聚居的青藏高原，盛宗亮除了在青海民族歌舞剧团担任钢琴和打击乐手，还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和传统。青海的民歌，质朴，奔放，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和未经雕琢的野性之美。在花儿的季节，苍天是大幕，高原是舞台，人们热烈欢快的情歌，回荡在清澈的云水之间，交相汇合成最优美动听的天然交响乐。这些生命的体验都成为盛宗亮后来音乐创作的原始素材。
盛宗亮1972年在青藏高原和藏族妇女一起劳动。
到西方寻找自己的“声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23岁的盛宗亮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成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批音乐学院的学生。80年代初，和许多 1978级音乐学院的同辈一样，盛宗亮随家人移民到美国，来到西方的自由世界寻找自己的“声音”。
1982 年，盛宗亮来到纽约的皇后区纽约市立大学攻读音乐硕士，师从著名古典音乐作曲家乔治．佩乐（George Perle）、雨果．维斯格（Hugo Weisgall），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音乐系，师从世界著名华裔作曲家、美国文学艺术院终身院士、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文中，攻读作曲博士学位。在哥大念书期间，他遇到了西方古典音乐的经典大师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并成为伯恩斯坦的闭门弟子和助手，一直到1990年伯恩斯坦去世。
从1986年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痕：缅怀 1966～1976》开始，盛宗亮的作品就在西方音乐界脱颖而出，被世界各地著名的交响乐团广泛演奏，如纽约爱乐乐团、法国巴黎交响乐团、意大利国家交响乐团、英国BBC交响乐团、德国法兰克富交响乐团、莫斯科交响乐团、东京爱乐乐团、芝加歌交响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三藩市交响乐团、加拿大CBC广播交响乐团，温哥华交响乐团、多伦多交响乐团等。世界著名指挥家、演奏家如伯恩斯坦、马佐（Kurt Mazur）、艾勋巴哈（Christoph Eschenbach）、迪图瓦（Charles Dutoit）、斯瓦兹（Gerard Schwarz）、斯拉金（Leonard Slatkin）、马友友、林昭亮、爱克斯（Emmanuel Ax）、卜朗夫门（Yefin Bronfman）等都将盛宗亮的作品作为其保留曲目之一在世界各地演奏。
盛宗亮曾三次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奖，和著名的美国艺术文学院奖、洛克菲勒基金会奖、甘迺迪艺术中心奖。2001年他获得拥有五十万美金的麦卡瑟天才奖，被麦卡瑟基金委员会（Mar Arthur Foundation）誉为“一个有创意的作曲家，在融合多元化的音乐传统中超越了传统美学界限”，并预言他将在探索和搭界不同音乐文化传统中扮演重要的领袖角色。
盛宗亮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创作家，表演家，还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从1995年起他被密西根大学聘为作曲系终身教授，并被授予伦纳德．伯恩斯坦杰出大学教授的荣誉称号。
中西文化融合的音乐生命
盛宗亮的音乐深受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双重影响，在结合唐诗宋词元曲的意韵和西方协奏曲的恢宏和戏剧化的色彩上，创作了一大批在西方音乐界举足轻重的作品，如歌剧《毛夫人》、《马农之歌》，音乐剧《银河》，舞剧《麒麟》，交响乐《中国梦》、《南京啊！南京——为琵琶和乐队而作》、《月笛》、《红绫舞》、《藏袖舞》、《凤凰鸟》。
55岁的盛宗亮在中国生活了27年，在美国生活了28年，他曾说，中国文化是他的母语文化，西方的文化是他的父系文化。
他的音乐是两种语言和文化融合的生命。在他的音乐里，唐诗宋词悠远深长的韵味，中国民间传统音乐的鲜活生命力，西方交响乐的恢宏和戏剧化的激情，汇合在一起，像发源于青海的母亲河一样，从青藏高原飞流直下，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落差中激起层层浪花，在时代变迁的节奏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
盛宗亮说，传统对他很重要，他认为，学习传统，要追溯到文化的源头去学习，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一个人的根基有多少，能够走得有多远，能不能有自己的声音，都取决于能否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对传统的重视，使他成为美国古典音乐大师伯恩斯坦的闭门弟子。
1990 年3月11日，72岁的美国古典音乐大师伯恩斯坦曾写信这样评价盛宗亮和他的作品：“他大胆创新地尝试用音乐架起一座连接他深爱的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桥梁，他跨越性的努力成就了一批非凡卓越的作品，其中一部交响乐我会在下个秋天与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盛宗亮真正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音。”
守传统 牵引与伯恩斯坦的师徒缘
循着《新纪元》的采访过程，可见到盛宗亮所走出的音乐之路的足迹，他对传统、音乐和创新的见解也跃然纸上。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伯恩斯坦是享誉世界的古典音乐大师，能接触到他的人很少。作为是一个“外国”学生，你是怎么成为他的学生和助手的？
1985年盛宗亮在探戈伍德音乐中心第一次见到美国古典音乐大师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阿隆．科普兰的情景。
盛宗亮答（以下简称答）：1985年在哥大上学时，我在探戈伍德音乐中心（Tanglewood Music Center）见到伯恩斯坦和阿隆．科普兰（与伯恩斯坦同时代的美国最伟大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一），当时我们一共有八个作曲系的学生，都是从音乐学院挑选出来的顶尖学生，伯恩斯坦对我们说：“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在我的私人邀请名单上，可以随时来观摩我的排练和预演。”伯恩斯坦的排练大多在纽约。
当时见到伯恩斯坦的八个学生里有四个学生在纽约，包括我在内，我是唯一的“外国”人（非西方人）。第一次排练，四个学生都去了，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一次都不落地去，有时逃课也去。
伯恩斯坦对我的吸引力是，他填补了我在西方古典音乐方面的空缺，在中国的时候学西方古典音乐，学到的只是皮毛，就好像你在美国跟一个美国人学怎么做中国菜，他只会做酸甜鸡。学西方音乐，就要融入到西方的文化中去，才能学到真东西。
他看到这个中国Chinese kid（中国小子）每次都来，还经常问他问题，也觉得很奇怪，跟我聊，给我解答问题，后来就熟了。他觉得我是个有才气的年轻人，就收我当学生了，我是他唯一的作曲学生。后来我成为他的助手，一直跟随他工作，直到1990年他去世。
其实不光是现在的中国很多人不注重传统，美国也是，从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流行现代派的东西，很多人抛弃了传统，不愿意学习传统的东西，以为抛弃传统才是创新。很多作曲家对传统了解很差。
伯恩斯坦是非常出色的古典音乐大师，他对传统是很重视的，这一点对我很有吸引力。因为传统对我很重要，中国人讲“推陈出新”，而不是“弃陈出新”。我们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展，像金字塔一样，如果没有继承传统的东西，就是空中楼阁般虚幻。传统就像万有引力一样，要想在这个世上立得住脚，就不能抗拒传统。
伯恩斯坦给我很多指导，他带我去他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音乐会，进他的音乐圈子，接触到一流的音乐家，比如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听他们谈音乐和对音乐的理解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境界中，让我在潜移默化中学到非常多的东西。虽然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我比很多西方人都更了解西方音乐的传统。
严谨、投入 在艺术上精益求精
问：伯恩斯坦是个什么样的音乐家？
答：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世界级音乐大师，他有大师的灵气，这个是不多见。很多人都想模仿他，比如他华丽的指挥风格，个人魅力，但这只是他的表面。他内在其实是一个很深刻和渊博的学者，在艺术上非常精益求精，比如，他指挥过很多次的莫札特交响乐，也灌了唱片。但是每次指挥，他都会拿一个新的谱子来重新研究，然后把以前的谱子拿来对照，听过去的CD，进行对比。
所以他每次指挥都是不一样的。他指挥马勒的音乐，会仔细研究马勒，全身心投入到马勒的世界里去，在那几个星期里，他会一直处于马勒当时的精神状态中，在指挥时达到忘我的境界。
伯恩斯坦那一代人的古典音乐家，对音乐和美学的标准是很高的，非常严格，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你无论怎么做都可以，也没有人会批评你。
1993年德国著名古典音乐指挥家库尔特．马苏尔与纽约爱乐乐团首演了盛宗亮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痕——缅怀1966～1976》。这是盛宗亮和家人与库尔特．马苏尔在纽约首演后的合影。从右至左：盛宗亮的姐姐、盛宗亮、库尔特．马苏尔、盛宗亮的父亲和母亲。
伯恩斯坦是很严谨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作品和音乐的要求很高。有一次我跟他去欧洲巡演，他指挥我的交响乐《痕缅怀1966～1976》。在意大利，他向意大利乐队介绍我的时候，说了一句意大利语，我不懂意大利语，就问了旁边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天才”，翻译告诉我说。我听了，心里当然很高兴！伯恩斯坦从来没有当面告诉我他是怎么看我的。
后来有一天，他让我弹他写的《咏叹调与船歌》（Arias and Barcarolles），这是一个钢琴二重奏和四个独唱演员的曲子。弹完了我向他建议“你可以考虑把这个写成管弦乐队的版本吗？”他看了我一眼说：“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你来试一下吧！”我说：“你知道我写的东西都是有中国味道的，你想要一个中国的伯恩斯坦吗？”他说：“你来写写看，试一试！”
1988年盛宗亮为伯恩斯坦的《咏叹调与船歌》写的管乐队音乐在纽约首演。这是首演后盛宗亮和伯恩斯坦与演员们的合影。
从那以后，每星期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都问我“写得怎么样了？”我那时开始有一些委约的工作了，开始忙起来，就没顾得上写。连续两三个星期他问我写得怎么样时，我都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切都在我脑子里。”
最后终于有一天，伯恩斯坦的经理人打电话来问我：“大师让你试着写点东西，你写了吗？”我说：“还没有，但我已经准备好了。”经理人追问：“那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我说：“你得给我一个日期，我才能安排时间写，没有日期不好安排时间写。”经理人沉默了片刻说：“老实告诉你吧，如果你不写点什么，让大师看了，批准了，我无法给你一个日期。”
我听了才恍然大悟，原来伯恩斯坦并没有委托我来写，他只是让我试试，看我行不行。他不是说我是天才吗，为什么还不相信我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谨慎、严格的人，他绝不会因为他很看重你或喜欢你就因此而轻易放松他对艺术标准的要求。两天后，我将写好的东西交给伯恩斯坦，他看了，用红色铅笔在上面写上了他的评语‘Fantastic!’（太棒了！）一个字都没做改动，我拿到了这份工作。”
创意 必须立足于传统
问：传统和创新的关系？
答：学习传统不是要模仿过去的东西，不是仿古。是要在融会贯通中，创出自己的东西来，要有自己的声音。我不是要写出一个听起来像贝多芬或伯哈姆斯的东西，我要写出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有自己独到的想法和见解。
如果不注重传统的教育，为了创新而创新，就像没有翅膀的鸟一样。要想有创意，就必须对传统非常了解，渊博。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教育就是脱节的，揠苗助长，不注重学生基本功的教育。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家，需要有修养的，不只是技能方面的，在人格和修养方面都要有全面的培养才行。我教学生，看他们的谱子，拿来翻一下，一看就知道这个学生的底子有多少，他到底知道多少东西。
现在美国的音乐教育也在走下坡路。我那天跟李政道的儿子李中清（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还谈到大学里的音乐教育，在大学里开音乐课，并不是为了让每个人成为音乐家，而是为了丰富一个人的想像力和人文精神，这对任何人在任何领域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
问：您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牵挂故土的情怀？
答：毕竟是中国人，虽然身在海外，但是一直都很关心中国，总是希望中国能好起来，老百姓过得好。六四天安门事件对海外华人的震惊很大，非常的震惊，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我有一种有家不能回的感觉，当时我在美国发声，很直言，后来大使馆来找我，做我的（思想）工作。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写了歌剧Song of Majnun（马侬之歌，芝加哥抒情大歌剧院委约，1992年4月在芝加哥首演），Majnun在阿拉伯语是crazy（疯了的）的意思，这是一个传说中的阿拉伯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故事，男主人公被迫与心爱的人（女主人公）分手，流离失所，在痛苦和绝望中疯了，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边走边唱，唱的就是这首歌。这首歌唱的就是我当时的心情，悲剧的男主人公就是我，女主人公就是中国。
丝绸之路上 思考中国文化
问：1982年移民美国，18年后你才第一次回到中国，研究和收集古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传统，是吗？
马友友邀请盛宗亮创作的《七首中国调-大
提琴独奏》在1995年10月首演后两人合影。
答：是的，1998年马友友邀请我出任“丝绸之路”项目的艺术顾问。2000年夏天我第一次重返中国，沿着中国境内从西安到喀什的古丝绸之路，做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收集民间音乐传统，从陕西的秦腔到新疆Mukam（源于中东伊朗，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民间音乐），从甘肃走廊到敦煌莫高窟。
在古丝绸之路上，我经常在思考什么是中国文化？从考古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来看，中国文化从远古以来就是世界性的，受世界其他古老民族和文化的影响，比如中亚的文化、中东两河流域的文明，尤其到了唐代，中国文化发展到顶峰，融合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和他们所带来的各自的民族文化，大家在这个大熔炉里互相影响、融合、发展。
中国唐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就相当于今天的美国，非常开放，相容并蓄，不但不怕外来影响，反而吸收和融合外来影响，让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和强大。在唐代，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做官，现在的中国还做不到。
唐大曲的10部中，有8部是外国的音乐，人类的文明本来就是没有国界的。我发现中东Mukam音乐的结构跟唐大曲很相似，它有散板、中板、快板，跟秦腔大段的咏叹调也有相似之处。
我对音乐研究很感兴趣，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既要看前面，也要看后面，了解过去和传统对自己的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艺术 让人心灵超脱
问：音乐应该对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答：我觉得，艺术不仅仅是给人提供娱乐的，艺术应该对人起到一种超脱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好像宗教一样，让人超脱。比如，你去听一个好的交响乐，或者看一部好的电影，你会在艺术中忘记自己，超脱现实，不再为生活中的苦闷而烦恼。我觉得这应该是好的音乐或艺术作品达到的效果。你在创作过程中，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引领观众进入那种超脱的状态。
有一天在欧洲的一次演出结束后，伯恩斯坦对我说：“今天的演出是好的。”然后他说：“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演出的吗，因为我沉浸在里面很久才出来。”
问：你希望将来的人怎样记住你和你的音乐？
答：如果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后，我写的音乐还能被人们演奏，就说明我对人类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马勒曾说过，一个人的音乐是否会被历史记住，要等他死后50年才知道。
（205期新纪元周刊，图盛宗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