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编者按:2014年10月30日、31日,习近平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为期两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0月31日,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11月1日,90余名「工农红军东路军」后代在北京万寿宾馆以纪念「工农红军东路军攻漳战役83周年」、「古田会议85周年」为名举行座谈会。 11月6日,新华网以《近百名「红二代」在京座谈 林彪之女公开露面》为题报导了这一新闻。报道说:「林彪元帅之女林豆豆在即席发言中提出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件应加紧挖掘、整理的建议。」 随后,新华网删除了这条消息,并且很快重新刊登林彪出逃的旧闻和林豆豆(林立衡)文革时在解放军报社任主要负责人的负面新闻。谁都明白这是为了消除林彪的影响。说白了,还原林彪的出逃真相,就等于拿根绳子把中共吊起来,处以绞刑。 在2014年11月刊出版的《炎黄春秋》上,有林彪的贴身内勤李根清写的万字回忆片段。李根清作为离林彪最近、最不避讳的人,时常帮助叶群整理林彪的私人「散记」,看到了林彪最真实的一面。现在林彪并没有被平反,作为子女林豆豆现在什么都不拥有。所以,李根清在这个历史阶段描述的林彪应该是客观的。) ●林彪的「散记」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 从他自己随手写的和口述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军国大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有穿衣、吃饭、出汗、着凉一类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许多重要决策是在这种思考中形成的。如关于「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关于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关于在京津等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建造人造山的建议,关于加强部队在江河湖海和水网地带军事训练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命令,以及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等,都是踱步中做出的,考虑成熟就口述下来,然后制成正式文件,下发落实。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被保存在档案里,或是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或是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着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有所得必有所记。叶群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会说话。」林彪就是天天用「烂笔头」,给后人留下许多「会说话」的「千年文字」。 下面摘录几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么,记些什么:
例一:「忠庸,张春桥、柯庆施」。这是林彪口授由我写的一张卡片。「忠庸」的「忠」字,我写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个「心」。林彪心目中的张春桥是一个只会耍笔杆子、喊口号的平庸之辈。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写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段话旁边写道:「恩格斯未解决此点,而列宁则解决了,列宁说电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有牢固一是多的观念,而恩则无,列高于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 他还写道:「两点(论)是说明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要用唯(物)论,查明情况才能定(性)质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写的散记中有大量关于发展经济的内容,比如他写道:「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是社会最大事」。「猛发展这一点」是「人类的灵魂、国魂、党魂,劳苦大众的良心,负责人的气概,高贵的品格」。党「须为经济努力」。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是「党兴亡定律」。 例六: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总想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劳臣逸(视察之类)」。 林彪不爱交际,他认为「交际搞不出名堂来(且有百害──坚决天马行空)」。 例七:关于政策,林彪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战争,写了许多关于打仗的笔记。其中,我在一张卡片上就记了林彪这样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仗不在大小)。」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叶群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卡片柜」的木头柜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卡片资料的。其中,就有许多是经叶群整理后的「散记」卡片。叶群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保险柜,那里还有叶群的追记──《一○一笔记》,林彪与叶群聊天时林彪的言论,叶群就追记在这个笔记本里。 每当整理「散记」,叶群都会让我去帮忙。一般的是把林彪亲笔写的制成卡片,存入「一○一」卡片专柜;把林彪与叶群聊天时说的,记在《一○一笔记》里;也有林彪亲笔写的一张张散纸,被原封不动地存进「一○一」「手迹」专柜里。 叶群做事不专一,时常边整理边打电话,一个电话能打一个多小时,一句「那就这样吧」不知重复多少次才会把电话撂下。所以,每次整理「散记」都要花上几个小时。 在林彪的「散记」里也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像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什么都正确。 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这个毛泽东不是完人: 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读过我给他抄写的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写道:「指什么呢?有时是指总体,有时是指两成分,有时是互冲突。悟出,一指化合体,一指两成分,非同语异议,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还写道:「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林彪写道,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是,「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认为毛泽东搞「小帮帮」。所以他说:「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三是,「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是,「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意见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办?故宜后帮。」「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听文件」 林彪不参加会议、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接触群众,又很少会客,获取信息就是靠每天上午、下午听秘书讲两次文件,每次不超过半个小时,此外就是听叶群给他「说事」,或者是听儿女给他讲点事情,远远不能兼得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是每天两次听文件也坚持不好,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每天都及时把收到的文件、电报、信件等进行初选、分类,然后分送给分管秘书,由他们向林彪报告。秘书也不是逢文必讲,凡事必报,还要精挑细选,分析综合,归纳整理,以便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最少的时间,把国内外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报告给林彪。因为半小时实在讲不了多少东西,所以不少时候,只能把需要林彪表态的中央内部传阅件讲给他听。林彪如果出汗了,传阅件也讲不下去,不论文件上有没有「急件」「特急件」的标签都得等着。秘书常常上午等下午,下午等明天,明天又有新文件、新情况,于是手头「待讲件」越积越多,只好天天「挤水分」,把可讲可不讲,可多讲可少讲的文件一压再压,精而又精,只要听到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便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到林彪那里去。 秘书给林彪讲过的文件都会打一个「√」,与我收到的文件数量相比,打了「√」的文件实在是寥寥无几。 秘书给林彪讲文件需要有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要能从大量的、零碎的情况反映中抓住苗头性、方向性、本质性的东西,要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报告那些重要的、复杂的事情,不能照着文件念,也不能离开文件随意发挥,还要吐字清楚,举止自然。秘书赵根生就因为爱皱眉头多次被叶群批评。 林彪对怎样讲文件曾经向秘书提出过明确要求。他说:「为了节省精力,你们要侧重于方向性、政治性的内容,给我讲也主要讲方向性、政治性的,也就是大政方针方面的、原则性的东西。少讲数字、比例。这些东西是常改动、变动的,记也记不住,而方向性的东西则是管一个时期的。太专门性、太专业性的内容可大大省略。」 叶群也经常交代秘书给林彪讲文件一定要「少而精」。她针对秘书「怕误事」的心理,经常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有我和首长顶着呢!」久而久之,一些秘书的急性子都被磨了下来,甚至忙里偷闲,下棋、打乒乓球、扯闲篇。 林彪之所以不亲自看文件,不拿处理公文当作一回事,源于他的身体,也源于他对文件的看法。他写的「散记」里就有这样的话:「文件──死的,如山之多,抛到九霄云外。人──活的,大有启发,闲聊出火星,出燎原大火」;「文件藏头掩尾,修饰打扮,不易看出重点、本质」,所以「勿听演讲、文件,作文,而应聊天,有一针见血(本质),开门见山之效」。 由于林彪对文件的消极态度,给叶群越俎代庖提供了便利。叶群经常对秘书说:「首长今天身体不好,有什么事给我说说吧。」如此这般,许多本来应该由林彪当家的事情便由叶群擅自做主了,许多本来应该让林彪了解的重要情况也被叶群「贪污」了。即便如此,叶群还命令秘书「不要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从而又使林彪丧失了许多事情的知情权。 叶群为什么告诫秘书不要从「右边」往林彪耳朵里吹风呢?这起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一个批示。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关心了一阵子。有一次,他把一份反映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中极少数人呼喊反革命口号,把毛泽东像撕碎踩在脚下的《快报》送给毛泽东。林彪写道:「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想以此引起毛泽东对局势的重视,不料毛泽东批示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同一时期,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呈文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遭冲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毛泽东看后也批道:「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那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呈送文件的批语都在中央内部传阅。 毛泽东把林彪认为的坏事说成是「大好事」,把周恩来对社会动乱的担忧说成是「如丧考妣」,引起林彪、叶群的重视。叶群从此以「不能干扰毛主席的决心和部署」为由给秘书立下规矩:少给林彪讲文化大革命阴暗面的东西,更不能把反映阴暗面的文件推荐给毛泽东。从那以后,林彪就不再给毛泽东报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负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庆龄是敢于对文化大革命说「不」的人。她曾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直陈己见,毫不掩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感。有一次,她在信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未完待续)△ 转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