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致吴芝圃的信（资料图）

有一天，习仲勋看到推水车浇麦的福兴婶腿瘸着，不但推不动水车，反倒被水车杠子拖着在井台上转圈儿。习仲勋上前将福兴婶搀下井台，让她坐在树荫下休息一下。福兴婶无意中搂起了裤腿，习仲勋立马发现她的双腿浮肿得很厉害。于是，习仲勋就让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几分钟都不能弹回复原。见此，习仲勋潸然泪下。 当时没粮食，很多人家只能找点儿红薯渣、红薯叶、红薯秆、坏红薯、玉米芯等，将其粉碎后弄成饭团充饥。就是买这些东西，有的社员还不得不出卖衣物。当时盐也缺，饭团涩得咽不下去。为体会百姓之苦，习仲勋副总理和群众一道啃这种饭团。那会儿，都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泪花。 谷糠、薯藤、野菜、树皮吃光了。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麦收后迎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超购289万斤，这是干部们吹出来的。如此一来，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时任县粮食局副局长赵寿亭回忆当时情景，说：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退库和统销（返粮）的问题。会上，他还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那个时候，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是个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著名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的就是饥荒年代李铜钟在「违法粮」和「救命粮」之间悲壮抉择的故事）。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说：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动。 都听出了这话的意思，都将眼睛盯向了习仲勋，都在心里相问：习仲勋，你敢不敢担当这个责任？ 习仲勋果敢地说：特殊情况下，要采取特殊措施。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下年丰收，再补上。 会议室里，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说得轻巧，能「预借」吗？ 说是「补上」，「补上」就完事了吗？ 看到这场面，习仲勋思考片刻，拍板决定向中央请示给予破例。 《长葛粮食志》记载：县决定退库（小麦）60万斤，统销341万斤，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机动粮135万斤……共计1156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 1156万斤粮食，挽救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大河网写道：「《长葛粮食志》上的这张表格，默默地记载着习仲勋的胆识与担当。」 不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很难知道这个「胆识与担当」意味着什么。 长葛公共食堂饿死不少人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那个时代叫作三面红旗。那个时候，层层干部为了得到赏识，睁眼说瞎话。彭德怀的「万言书」就是经过调查写出的真话，说三面红旗就是要老百姓命的政策。 当时有句话是「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这次，习仲勋带领的中央工作组到了长葛，长葛敢不敢当面哄瞒国务院呢？ 有人认为：习仲勋面对他们的造假和骗术，还会像此前众多检查团一样，睁只眼闭只眼，惊呼一声，赞叹几句，打个马虎，最后还是像先前那样顺利过关。 习仲勋来之前，长葛不少公共食堂实际上已经散了伙。听说中央工作组要来长葛，县里连夜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严令：各公社、大队所属公共食堂，必须赶在中央工作组到来之前重新开伙。 习仲勋到来后，有的干部向工作组不断反映，说：贫农、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一些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 一上来，就给习仲勋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这是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你习仲勋好自为之，自己去选立场站队吧。 广大群众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习仲勋走村串户，了解实情── 时任樊楼村青年队队长的冯景尧说：他们村有49户人家，除成分不好的3户，习仲勋征询了46户人家对办食堂的意见。除了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反对继续开办公共食堂。 1961年5月8日前，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完了宗寨、樊楼、杜村寺3个大队，发现共有大食堂29个。 农民岳永平反映说：食堂吃一次饭，光排队就得1个多小时。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午吃饭到日西，一天还能干多少活呢？办食堂，占用了一半的干部与劳力。下地干活的，都是婆婆妈妈和娃娃。照这弄法，再过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张金铎向工作组反映说：办食堂，口头上说的是加强农业第一线，实际上第一线全在食堂。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产就放松了。 我一下地，群众就吵「吃不饱，干活没劲」。于是，我只好亲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员算计下锅的面。搞了半个月，饭吃得稠了些。群众说：像这样吃，还差不多。可我一离开，饭又稀了。现在粮食少，食堂是办不好的。顾了生活顾不了生产，顾了生产顾不了生活。吃力不讨好。」 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向习仲勋反映说：办公共食堂，没燃料，就烧树木；树砍完了，就烧木板、农具、饲草，甚至扒房屋。仅宗寨大队，就扒房21间，烧椽梁85根，烧农具24件，烧饲草5万多斤。再办下去，要出大问题。」 了解到真实情况，习仲勋有了发言权。 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掷地有声地说：公共食堂，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 这厢办大食堂，那厢大炼钢铁。群众的锅，都被收走炼铁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了。习仲勋想得很细，说：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要求干部们：食堂解散后，要帮助群众解决铁锅、砂锅等紧缺炊具，想办法为群众找豆腐渣、萝卜缨等。 一天，习仲勋找到时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楚西酉，说：「楚西酉书记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想尽办法拯救人民群众，再不能让老百姓患上浮肿病或者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不然的话，咱们当干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当时在县委办负责新闻工作、现已83岁的李喜木对大河报记者说，有件事，他至今记得还特别清楚。有一天，习仲勋在樊楼调研得很晚。摸黑返回县城的路上，习仲勋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循声过去一打听，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他说：群众开荒自救，应该支持。受此启发，习仲勋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路边、河边等「十边荒地」，种粮种菜；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当时，个人开荒种地、养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习仲勋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号召大家做这些事。」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说，「他这套『组合拳』出招不长时间，我们大队145个浮肿病人的病情就好转了。全大队28个党员干部带头养大牲口31头。每户养3至5头猪，鸡鸭每人两三只，队队发展副业。很快，宗寨恢复了生产元气。」 探索「户包总产」 在中共非法统治中华大地之前，中国的农民生活有序，共产党来了之后，不是为了人民能生活好，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长葛调研期间，习仲勋指导的「户包总产」的探索与实践就是与中共早期的政策相违背的，但却是让农民可以生存下去的政策。 包工到户、定田到户、包产单位越小越好等「包产到户」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大跃进的夹缝中生存着，它是中国农民自发寻找自救之路的方式或方法。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影响下，包产到户成为被批判、被打击的对象。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习仲勋指示「户包总产」、「不要向外宣传扩散」。这段鲜活的历史，时至今日还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