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天,習仲勳看到推水車澆麥的福興嬸腿瘸着,不但推不動水車,反倒被水車槓子拖着在井臺上轉圈兒。習仲勳上前將福興嬸攙下井臺,讓她坐在樹蔭下休息一下。福興嬸無意中摟起了褲腿,習仲勳立馬發現她的雙腿浮腫得很厲害。於是,習仲勳就讓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個坑,幾分鐘都不能彈回復原。見此,習仲勳潸然淚下。 當時沒糧食,很多人家只能找點兒紅薯渣、紅薯葉、紅薯稈、壞紅薯、玉米芯等,將其粉碎後弄成飯糰充飢。就是買這些東西,有的社員還不得不出賣衣物。當時鹽也缺,飯糰澀得咽不下去。爲體會百姓之苦,習仲勳副總理和羣衆一道啃這種飯糰。那會兒,都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淚花。 穀糠、薯藤、野菜、樹皮吃光了。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麥收後迎頭碰上了更大的危機:上級下達給長葛縣的糧食徵購基數是3651萬斤,超購289萬斤,這是幹部們吹出來的。如此一來,全縣有29個大隊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糧不足百斤,個別大隊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時任縣糧食局副局長趙壽亭回憶當時情景,說:習仲勳知道這一情況後,立即召開縣委常委會,研究退庫和統銷(返糧)的問題。會上,他還提出動用國家戰略儲備糧的問題(那個時候,動用國家戰略儲備糧是個誰都不敢碰的高壓線。著名河南作家張一弓的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寫的就是饑荒年代李銅鐘在「違法糧」和「救命糧」之間悲壯抉擇的故事)。縣委第一書記張漢英思考再三,說:關於國家的戰略儲備糧,縣裏只有爲國家妥善保管的責任;沒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動。 都聽出了這話的意思,都將眼睛盯向了習仲勳,都在心裏相問:習仲勳,你敢不敢擔當這個責任? 習仲勳果敢地說:特殊情況下,要採取特殊措施。我們必須盡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現在動用一部分儲備糧,等於向國家「預借」。下年豐收,再補上。 會議室裏,縣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組成員面面相覷,無人發言。 說得輕巧,能「預借」嗎? 說是「補上」,「補上」就完事了嗎? 看到這場面,習仲勳思考片刻,拍板決定向中央請示給予破例。 《長葛糧食志》記載:縣決定退庫(小麥)60萬斤,統銷341萬斤,又動用儲備糧62萬斤、機動糧135萬斤……共計1156萬斤,有效解決了羣衆口糧嚴重不足的問題。」 1156萬斤糧食,挽救了多少長葛人的生命?大河網寫道:「《長葛糧食志》上的這張表格,默默地記載着習仲勳的膽識與擔當。」 不在那個時候生活過的人很難知道這個「膽識與擔當」意味着什麼。 長葛公共食堂餓死不少人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在那個時代叫作三面紅旗。那個時候,層層幹部爲了得到賞識,睜眼說瞎話。彭德懷的「萬言書」就是經過調查寫出的真話,說三面紅旗就是要老百姓命的政策。 當時有句話是「村哄鄉,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這次,習仲勳帶領的中央工作組到了長葛,長葛敢不敢當面哄瞞國務院呢? 有人認爲:習仲勳面對他們的造假和騙術,還會像此前衆多檢查團一樣,睜隻眼閉隻眼,驚呼一聲,讚歎幾句,打個馬虎,最後還是像先前那樣順利過關。 習仲勳來之前,長葛不少公共食堂實際上已經散了夥。聽說中央工作組要來長葛,縣裏連夜召開緊急電話會議,嚴令:各公社、大隊所屬公共食堂,必須趕在中央工作組到來之前重新開伙。 習仲勳到來後,有的幹部向工作組不斷反映,說:貧農、僱農、下中農擁護食堂;一些中農、上中農不贊成辦食堂。 一上來,就給習仲勳出了一道棘手的難題:這是個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你習仲勳好自爲之,自己去選立場站隊吧。 廣大羣衆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習仲勳走村串戶,了解實情── 時任樊樓村青年隊隊長的馮景堯說:他們村有49戶人家,除成分不好的3戶,習仲勳徵詢了46戶人家對辦食堂的意見。除了個別五保戶和單身漢願意在農忙時辦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反對繼續開辦公共食堂。 1961年5月8日前,習仲勳和中央工作組調查完了宗寨、樊樓、杜村寺3個大隊,發現共有大食堂29個。 農民岳永平反映說:食堂吃一次飯,光排隊就得1個多小時。早晨吃飯到半晌,中午吃飯到日西,一天還能幹多少活呢?辦食堂,佔用了一半的幹部與勞力。下地幹活的,都是婆婆媽媽和娃娃。照這弄法,再過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隊第一生產隊隊長張金鐸向工作組反映說:辦食堂,口頭上說的是加強農業第一線,實際上第一線全在食堂。幹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產就放鬆了。 我一下地,羣衆就吵「吃不飽,幹活沒勁」。於是,我只好親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員算計下鍋的面。搞了半個月,飯吃得稠了些。羣衆說:像這樣吃,還差不多。可我一離開,飯又稀了。現在糧食少,食堂是辦不好的。顧了生活顧不了生產,顧了生產顧不了生活。吃力不討好。」 時任宗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劉水柱向習仲勳反映說:辦公共食堂,沒燃料,就燒樹木;樹砍完了,就燒木板、農具、飼草,甚至扒房屋。僅宗寨大隊,就扒房21間,燒椽梁85根,燒農具24件,燒飼草5萬多斤。再辦下去,要出大問題。」 了解到真實情況,習仲勳有了發言權。 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習仲勳擲地有聲地說:公共食堂,只要羣衆不願辦,就不辦!」 這廂辦大食堂,那廂大鍊鋼鐵。羣衆的鍋,都被收走鍊鐵了。食堂一鬨而散,一些羣衆連做飯的鍋都沒有了。習仲勳想得很細,說:過去辦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後,不等於不管羣衆生活了。相反,應該更好地關心羣衆生活,幫助羣衆解決生活困難。」他要求幹部們:食堂解散後,要幫助羣衆解決鐵鍋、砂鍋等緊缺炊具,想辦法爲羣衆找豆腐渣、蘿蔔纓等。 一天,習仲勳找到時任和尚橋公社黨委副書記楚西酉,說:「楚西酉書記呀,爲官一任,造福一方,想盡辦法拯救人民羣衆,再不能讓老百姓患上浮腫病或者出現餓死人的現象了。不然的話,咱們當幹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當時在縣委辦負責新聞工作、現已83歲的李喜木對大河報記者說,有件事,他至今記得還特別清楚。有一天,習仲勳在樊樓調研得很晚。摸黑返回縣城的路上,習仲勳聽到叮叮噹噹的響聲。循聲過去一打聽,羣衆在偷偷開荒種地。他說:羣衆開荒自救,應該支持。受此啓發,習仲勳號召全縣幹部羣衆開墾路邊、河邊等「十邊荒地」,種糧種菜;要求幹部帶頭養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當時,個人開荒種地、養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鬥的。習仲勳頂着極大的政治風險,號召大家做這些事。」時任宗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劉水柱說,「他這套『組合拳』出招不長時間,我們大隊145個浮腫病人的病情就好轉了。全大隊28個黨員幹部帶頭養大牲口31頭。每戶養3至5頭豬,雞鴨每人兩三隻,隊隊發展副業。很快,宗寨恢復了生產元氣。」 探索「戶包總產」 在中共非法統治中華大地之前,中國的農民生活有序,共產黨來了之後,不是爲了人民能生活好,而是爲了鞏固自己的政權。長葛調研期間,習仲勳指導的「戶包總產」的探索與實踐就是與中共早期的政策相違背的,但卻是讓農民可以生存下去的政策。 包工到戶、定田到戶、包產單位越小越好等「包產到戶」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大躍進的夾縫中生存着,它是中國農民自發尋找自救之路的方式或方法。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影響下,包產到戶成爲被批判、被打擊的對象。鑑於當時的政治形勢,習仲勳指示「戶包總產」、「不要向外宣傳擴散」。這段鮮活的歷史,時至今日還鮮爲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