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致吳芝圃的信（資料圖）有一天，習仲勳看到推水車澆麥的福興嬸腿瘸着，不但推不動水車，反倒被水車槓子拖着在井臺上轉圈兒。習仲勳上前將福興嬸攙下井臺，讓她坐在樹蔭下休息一下。福興嬸無意中摟起了褲腿，習仲勳立馬發現她的雙腿浮腫得很厲害。於是，習仲勳就讓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個坑，幾分鐘都不能彈回復原。見此，習仲勳潸然淚下。 當時沒糧食，很多人家只能找點兒紅薯渣、紅薯葉、紅薯稈、壞紅薯、玉米芯等，將其粉碎後弄成飯糰充飢。就是買這些東西，有的社員還不得不出賣衣物。當時鹽也缺，飯糰澀得咽不下去。爲體會百姓之苦，習仲勳副總理和羣衆一道啃這種飯糰。那會兒，都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淚花。 穀糠、薯藤、野菜、樹皮吃光了。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麥收後迎頭碰上了更大的危機：上級下達給長葛縣的糧食徵購基數是3651萬斤，超購289萬斤，這是幹部們吹出來的。如此一來，全縣有29個大隊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糧不足百斤，個別大隊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時任縣糧食局副局長趙壽亭回憶當時情景，說：習仲勳知道這一情況後，立即召開縣委常委會，研究退庫和統銷（返糧）的問題。會上，他還提出動用國家戰略儲備糧的問題（那個時候，動用國家戰略儲備糧是個誰都不敢碰的高壓線。著名河南作家張一弓的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寫的就是饑荒年代李銅鐘在「違法糧」和「救命糧」之間悲壯抉擇的故事）。縣委第一書記張漢英思考再三，說：關於國家的戰略儲備糧，縣裏只有爲國家妥善保管的責任；沒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動。 都聽出了這話的意思，都將眼睛盯向了習仲勳，都在心裏相問：習仲勳，你敢不敢擔當這個責任？ 習仲勳果敢地說：特殊情況下，要採取特殊措施。我們必須盡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現在動用一部分儲備糧，等於向國家「預借」。下年豐收，再補上。 會議室裏，縣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組成員面面相覷，無人發言。 說得輕巧，能「預借」嗎？ 說是「補上」，「補上」就完事了嗎？ 看到這場面，習仲勳思考片刻，拍板決定向中央請示給予破例。 《長葛糧食志》記載：縣決定退庫（小麥）60萬斤，統銷341萬斤，又動用儲備糧62萬斤、機動糧135萬斤……共計1156萬斤，有效解決了羣衆口糧嚴重不足的問題。」 1156萬斤糧食，挽救了多少長葛人的生命？大河網寫道：「《長葛糧食志》上的這張表格，默默地記載着習仲勳的膽識與擔當。」 不在那個時候生活過的人很難知道這個「膽識與擔當」意味着什麼。 長葛公共食堂餓死不少人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在那個時代叫作三面紅旗。那個時候，層層幹部爲了得到賞識，睜眼說瞎話。彭德懷的「萬言書」就是經過調查寫出的真話，說三面紅旗就是要老百姓命的政策。 當時有句話是「村哄鄉，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這次，習仲勳帶領的中央工作組到了長葛，長葛敢不敢當面哄瞞國務院呢？ 有人認爲：習仲勳面對他們的造假和騙術，還會像此前衆多檢查團一樣，睜隻眼閉隻眼，驚呼一聲，讚歎幾句，打個馬虎，最後還是像先前那樣順利過關。 習仲勳來之前，長葛不少公共食堂實際上已經散了夥。聽說中央工作組要來長葛，縣裏連夜召開緊急電話會議，嚴令：各公社、大隊所屬公共食堂，必須趕在中央工作組到來之前重新開伙。 習仲勳到來後，有的幹部向工作組不斷反映，說：貧農、僱農、下中農擁護食堂；一些中農、上中農不贊成辦食堂。 一上來，就給習仲勳出了一道棘手的難題：這是個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你習仲勳好自爲之，自己去選立場站隊吧。 廣大羣衆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習仲勳走村串戶，了解實情── 時任樊樓村青年隊隊長的馮景堯說：他們村有49戶人家，除成分不好的3戶，習仲勳徵詢了46戶人家對辦食堂的意見。除了個別五保戶和單身漢願意在農忙時辦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反對繼續開辦公共食堂。 1961年5月8日前，習仲勳和中央工作組調查完了宗寨、樊樓、杜村寺3個大隊，發現共有大食堂29個。 農民岳永平反映說：食堂吃一次飯，光排隊就得1個多小時。早晨吃飯到半晌，中午吃飯到日西，一天還能幹多少活呢？辦食堂，佔用了一半的幹部與勞力。下地幹活的，都是婆婆媽媽和娃娃。照這弄法，再過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隊第一生產隊隊長張金鐸向工作組反映說：辦食堂，口頭上說的是加強農業第一線，實際上第一線全在食堂。幹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產就放鬆了。 我一下地，羣衆就吵「吃不飽，幹活沒勁」。於是，我只好親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員算計下鍋的面。搞了半個月，飯吃得稠了些。羣衆說：像這樣吃，還差不多。可我一離開，飯又稀了。現在糧食少，食堂是辦不好的。顧了生活顧不了生產，顧了生產顧不了生活。吃力不討好。」 時任宗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劉水柱向習仲勳反映說：辦公共食堂，沒燃料，就燒樹木；樹砍完了，就燒木板、農具、飼草，甚至扒房屋。僅宗寨大隊，就扒房21間，燒椽梁85根，燒農具24件，燒飼草5萬多斤。再辦下去，要出大問題。」 了解到真實情況，習仲勳有了發言權。 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習仲勳擲地有聲地說：公共食堂，只要羣衆不願辦，就不辦！」 這廂辦大食堂，那廂大鍊鋼鐵。羣衆的鍋，都被收走鍊鐵了。食堂一鬨而散，一些羣衆連做飯的鍋都沒有了。習仲勳想得很細，說：過去辦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後，不等於不管羣衆生活了。相反，應該更好地關心羣衆生活，幫助羣衆解決生活困難。」他要求幹部們：食堂解散後，要幫助羣衆解決鐵鍋、砂鍋等緊缺炊具，想辦法爲羣衆找豆腐渣、蘿蔔纓等。 一天，習仲勳找到時任和尚橋公社黨委副書記楚西酉，說：「楚西酉書記呀，爲官一任，造福一方，想盡辦法拯救人民羣衆，再不能讓老百姓患上浮腫病或者出現餓死人的現象了。不然的話，咱們當幹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當時在縣委辦負責新聞工作、現已83歲的李喜木對大河報記者說，有件事，他至今記得還特別清楚。有一天，習仲勳在樊樓調研得很晚。摸黑返回縣城的路上，習仲勳聽到叮叮噹噹的響聲。循聲過去一打聽，羣衆在偷偷開荒種地。他說：羣衆開荒自救，應該支持。受此啓發，習仲勳號召全縣幹部羣衆開墾路邊、河邊等「十邊荒地」，種糧種菜；要求幹部帶頭養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當時，個人開荒種地、養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鬥的。習仲勳頂着極大的政治風險，號召大家做這些事。」時任宗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劉水柱說，「他這套『組合拳』出招不長時間，我們大隊145個浮腫病人的病情就好轉了。全大隊28個黨員幹部帶頭養大牲口31頭。每戶養3至5頭豬，雞鴨每人兩三隻，隊隊發展副業。很快，宗寨恢復了生產元氣。」 探索「戶包總產」 在中共非法統治中華大地之前，中國的農民生活有序，共產黨來了之後，不是爲了人民能生活好，而是爲了鞏固自己的政權。長葛調研期間，習仲勳指導的「戶包總產」的探索與實踐就是與中共早期的政策相違背的，但卻是讓農民可以生存下去的政策。 包工到戶、定田到戶、包產單位越小越好等「包產到戶」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大躍進的夾縫中生存着，它是中國農民自發尋找自救之路的方式或方法。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影響下，包產到戶成爲被批判、被打擊的對象。鑑於當時的政治形勢，習仲勳指示「戶包總產」、「不要向外宣傳擴散」。這段鮮活的歷史，時至今日還鮮爲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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