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英師傅在故宮裏住了15年，很滿足。
王振英師傅的徒弟劉愷和他的書櫥。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編者按︰作者唐糖採訪了幾位在北京故宮裏修文物的專家們，然後寫了一篇近兩萬字的報導。文章寫道︰「在故宮修文物，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輩子的時光。」現在的人，尤其是年輕人，三天兩頭的跳槽，可是在故宮修文物的工作可是需要一輩子的時光。 不知道有祖宗的人、不知道敬祖宗的人，沒有辦法沉下心來甘心情願的爲民族留下些祖宗的遺蹟。這可是見證中華民族五千年神傳文化的一個組成部份啊！ 被採訪的王振英師傅說，父親就是老故宮人，1979年，王師傅通過接班制到了故宮。並因此有一個意外的經歷，在故宮的宿舍裏住了15年。能到「皇宮」工作，他特別滿足。） （接上）當時我兒子就在北池子小學上學，週末我就帶他出去玩，這地去哪玩都方便，景山北海都沒多遠。我還記得我兒子當時最愛吃東華門外一個賣包子的，豬肉大蔥餡的，老闆留着絡腮鬍子，我兒子叫他大鬍子叔叔。他做好了包子用車推出來賣，包子放在竹子編的笸籮裏，上邊蓋着白棉被，一掀開棉被熱騰騰的，看着就香。孩子到十二歲那年我們就搬出去了。 雖然時隔近二十年，王師傅回憶那時的生活還記憶猶新，對於在故宮的生活，同樣是通過接班制進入故宮工作的王師傅，至今仍覺得特別滿足。現在故宮裏老一輩的後輩，不能再通過接班制進入故宮工作，如故宮裏曾經有一傳承了五代的「賬房先生」，當時皇帝還在朝時，他們上數五代的祖爺爺就是管賬的，直到七八十年代接了最後一班，這個歷史沒有延續。 王師傅的兒子在故宮度過了整個童年，最後沒有從事這一行業。王師傅並不覺得有遺憾，只是一直說一定要愛一行，才能做好，兒子做其它工作開心就好。 而談起遺憾的事兒，這麼多年讓王師傅最遺憾的是我們平日進入故宮都會忽略的一樣東西——「牛角燈的工藝，故宮一開始就沒有這樣的部門可以修這個東西，外面還有沒有能修的我們不知道。」 王師傅覺得如今從事這個行業的人越來越少，他也不是很清楚記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是有多火，他帶的徒弟劉凱是前年來故宮的，作爲師父，他特別欣賞自己的徒弟，他說「幹我們這行，你得喜歡才覺得有意思，其次還得肯動腦筋，有藝術細胞，缺一不可，劉愷就是。」 臨近中午時分，劉愷去「御膳房」給師傅打飯去了。返聘回來兩年的王師傅，還是特別眷戀故宮生活。「只要故宮需要，我還來。」每天早上，無論頭頂北京的天是什麼顏色，也許你會在北四環裏從北至南的自行車道里，看見這位可愛的準老頭，他正是騎車去故宮上班，帶着一些遺憾和很多滿足。 ●史連倉子承父業進故宮，父親成了師父

史連倉師傅子承父業進了故宮，父親也就成了師父。

「還有15個月。」穿着辛普森T恤，扎着據說是鍍金的皮帶扣，故意憋着不笑的史連倉師傅，已經將自己的退休日期精確到月了。「退休了，幹嘛呢？」「哄孫子去。」從三歲起史師傅住在故宮邊上，離故宮北門150米，他父親也是木器組的師傅。 對於史師傅，從有記憶起，故宮就像是另外一個家和守候。回憶起自己的小時候，別的小孩都在丟沙包，捉迷藏的時候，史師傅就開始在父親身邊穿梭，看着老師傅們是怎樣將殘損的木器，一點點的修繕恢復原貌，讓時光倒流。這種耳濡目染，最終史師傅子承父業進了故宮，父親也就成了師父。 「父親是好父親，師父也是好師父。他教你做事兒，沒有什麼箴言要你背，也不會像教材一樣教你，就一邊做一邊講。」 如今的史師傅，也在前年收了第一個徒弟，來自美院的研究生謝揚帆。但在他心裏無論是老一輩的父親、50後的自己還是80後的謝揚帆，在故宮裏的工作都一樣，就是努力幹好每一件活。只是每個時代的「努力」略有不同而已，以前手工多一點，現在工具先進一點。史師傅的桌面上擺着他的各種工具，每一樣工具都有些年頭，而這些工具的把手上，幾乎都刻着他的名字，他佯怒道︰「我可得寫上名字啊，不然他們用完了，又弄混了，不還給我了。」這些不再光鮮的工具，每一件都是史師傅的老夥計，相互摸準了脾氣，用順了手，也有了感情。 史師傅說不清楚從自己手裏修好了多少件文物，而磨得蹭亮的鋸邊，握得發黑的手柄，每一樣都替他記着。就在前幾日，史師傅還見到了自己進故宮修的第一件文物，「上次去挑東西，我還看見那個床了，它就在倉庫裏放着。」故宮裏每個師傅一生都會修很多文物，而每個文物最後都會擺在故宮相應的位置，還有一部份就放回故宮的倉庫。清代負責木器是造辦處，創始於康熙初年，地點設在養心殿四周的平房內，因此稱爲「養心殿造辦處」。 由於宮內需要增加，造辦處必須擴大，康熙三十年由養心殿遷至慈寧宮，房間多達一百五十一間，可見當時的規模。如今文保科技部木器組待在慈寧宮相對的西邊的壽康宮一帶，這裏也是史連倉的父親和同事們工作的地方。不到兩年就要退休，史師傅將在這裏修復的最後一件文物將是什麼，也許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會去想。 ●謝揚帆︰不能單獨談「匠人精神」，謹慎是核心 「安靜、謹慎，這是文物修復精神的核心，其它的都是圍繞它們而展開。」、天生好靜的謝揚帆，對古舊東西有特別情懷。當初來故宮，在他看來，更像是一種命運的安排，充滿着機緣和未知的驚喜。 2014年的夏天，謝揚帆研究生畢業，當其它同學都卯足了勁兒找工作的時候，他卻只向故宮投遞了唯一一份簡歷。「對我而言，能去故宮工作是一個令人嚮往的選擇，一定會使我的人生有飛躍式的質變，因此，並沒有考慮其它地方。」幸運的是，謝揚帆成功地留在了故宮文保科技部木器修復組。故宮成爲了他從學校出來後的工作之地。按照故宮代代相傳的規矩，謝揚帆需要拜師，而他的老師，正是史連倉老師傅。 謝揚帆至今記得拜師儀式，這個對於當下年輕人來說彷佛在民國電影電視劇中才能看到的場景，活生生地在景山後街一家號稱是溥儀親戚開的火鍋店上演了。 一杯茶，一頓飯，氤氳的火鍋香氣，蒸騰出些許隆重的色彩。謝揚帆向史連倉師傅恭恭敬敬擎了一杯茶，師徒緣份從此書寫開來。 「剛從大學門裏出來，總會覺得科班出身，如何和文物修繕有力而迅速地接軌，是極爲重要的。當真的觸碰到那些文物，其實我內心是有些許的惶恐，因此會更加用心地觀察老師傅們的每個動作，會更加潛心思考他們到底厲害在哪兒？的確，到了故宮才發現，老師傅們手上的功夫確實有過人之處，比如最簡單的，當他們刨一根木頭，一定是下手一次就能刨得非常平整。這種由時間積累而成的經驗和韻道，讓他們對每一件文物都有着極爲濃烈的感情，同時對這份工作也會有比我們深刻得多的理解。」大道存於心而寡於言，這就是故宮老師傅的寫照。 而這古老的師徒傳承之關係，以及精細細緻的手工情懷，在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後，引起了一片熱潮。熱議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詞就是「匠人精神」，指的是追求自己的技術，擁有自信，不爲利益所動，不受外界干擾，耐得住寂寞，不惜時間，精工細作，在質量問題上從不妥協，一心一意只做最佳的產品的精神。 但把文物修復工作直接與「匠人精神」相聯，謝揚帆有自己的想法︰「匠人精神是在做事當中慢慢形成的，並不是事先有匠人精神這個概念，最後以精神哺育工作。匠人正是對於自己手工有着強烈的執着與熱愛，因內心對所做之事有着乾淨而純粹的鑽研，從而精益求精、追求極致與完美，最後盡己可能地形成盡善盡美的結果。這個結果和匠人精神是相輔相成的，不能單獨抽出來。」 一道宮門，兩重世界。穿過千年的神祕，成爲他們手中的日常。與「匠人精神」相呼應的，正是普通大衆對於文物修復工作充滿着絢爛和未知的想象。這種想象讓文物修復連同這些進行修復工作的人，都有一種沿襲古法的韻味。 然而，真正的修復工作，並不像衆人腦海中那般「古舊而老派」，在文物修復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某些部份的修復，已經運用到了相當先進的技術。謝揚帆的師兄屈峯介紹，文物修復如今運用上了「三維激光顯微鏡」，這種顯微鏡可以在觀察文物的時候，直接進行三維成像。比如對破損的陶瓷、絲織品進行修復考慮時，就能夠通過這種顯微鏡來進行迅速而直觀地判斷，到底有多深的坑和多長的裂縫。掃描後的三維成型，能直接連通三維打印機進行打印，減少了很多誤差。謝揚帆也介紹道︰「我們還有其它相對而言很先進的技術--無損檢測，相較以往的碳14檢測而言，這是一種通過激光或紅外線的折光率來檢驗材料的方法，十分精準，減免了需要從文物上提取樣品的步驟。」這些技術的運用，讓文物修復前期準備工作變得更加高效，同時爲後期的實際操作提供了不少指導。讓文物修復存在的隱患和風險大大減低。高科技和文物修復的結合，很好地融合了「發揚創新」和「繼承傳統」這兩個亙古不變的議題。 「文物不變，但圍繞文物進行的修復理念、方式方法一直在不斷的更新。我們也需要時時刻刻進行實踐和理論的雙重學習。」雖然技術的革新減少了文物修復中的問題，但大多數的工作依然要在手頭上完成。指尖每天摩挲、修復的都是國寶級的文物，必須做到全神貫注、無比謹慎，工作壓力也是不可小覷。 而謝揚帆減壓的方法，卻也離不開手工。「我租了一個工作室，裏面都是我這麼多年創作的作品，作爲央美雕塑系的畢業生，在創作的時候我的思緒可以開闊、輕鬆與自由，這也可以和我的日常工作進行互補。平日裏，我會去工作室待待，做做創作，我依然想把木雕創作作爲我的長期愛好。」謝揚帆雕塑作品《長夜》雖然想把木雕創作當成自己的愛好和減壓手段，但面對學了多年的雕塑專業，謝揚帆依然抱有相當的深情和感嘆——「我本身對於木頭就非常喜歡，在創作中更偏向於傳統寫實，會經常將人物肖像作爲表達對象。打木雕於我而言，是一個在不斷削減和對抗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的思緒、想法會越發清晰，從而完成某種由心到手的轉換，讓內心深處模糊不清的『型』通過木頭這種材質轉換出來。我覺得做作品，也是一個讓人不斷走向內心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我能夠更加細膩地體會這個世界。這種『觀我』精神的提升，應該也能對文物修復工作進行反哺。」 ●屈峯︰修復文物與藝術雕塑完全是兩碼事 「有時候我真的坐在那、躺在那，想得一夜也睡不着。」今年37歲的屈峯，微胖而有精神，開始有點中年危機了，總覺得時間不夠用。 97年，19歲的屈峯剛到北京，那時他手裏最多的，也許就是時間……」之前沒坐過地鐵，很好奇，買一張票在地鐵上坐一天，每一站都下，下來看一下，然後再上。 「當時，屈峯已經在西安讀了4年美術中專，畢業時還能包分配工作，父母也想着讓他就工作得了。最後他還是來北京讀中央美院，一讀8年——5年本科、3年碩士，再到中國藝術研究院讀了3年博士。等2006畢業的時，大中專院校包分配的政策早已成爲歷史了。「家裏就說，你不能飄着啊，總不是個事。尤其像我這種來自農村的人，父母希望你首先得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屈峯學畫的時候，趕上最後一批公費讀書，不僅不收學費，還會發糧票、髮菜票。那時候學畫比現在的花費少得多，而且大家對於學畫、繪畫的看法，與如今對於畫家的看法不一樣——「那時，大家都覺得當大畫家能賺錢，比如張大千、齊白石等等一幅畫多少錢，而且齊白石的畫還能爲國家創收。當時就是這樣宣傳的，和現在不一樣。」畢業時，通過師妹的介紹，屈峯考進了故宮博物院。這份穩定、有戶口的工作給家裏人有了一個起碼的交代。這個「交代」，一開始對從初中開始學了近二十年美術的屈峯來說，與曾嚮往的「藝術家」生活有些距離。 「若我在美院裏面教書，那我每天教授學生做的和我研究的就是雕塑。但是在這裏，首先我看它們不是雕塑，是文物，性質是不一樣的。如果我把它看成是一種雕塑的話，它可能做得不好，我就會給它改。但是它是文物，是不能動的，不能改變的，這是規矩。你得明白文物是什麼，修文物又是幹什麼。」 懂得修文物的規矩，是每一個文物修復者進來後的第一門課。屈峯介紹說，新人進到故宮，第一件事不是上班，而是專門拿出半年的時間去培訓，學習、了解故宮各個部門的工作。近20天防火防盜防破壞的培訓，之後一個月去各個部門，聽不同門類的專家講解各類文物的操作規範，比如木器組，需要了解書畫、瓷器如何取放保存。最後三個月，新人需要到故宮開放部售票或者看現場，也就是遊客到故宮各個宮殿裏看到的工作人員，其中一部份是文保科技部的人。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