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在《九評共產黨》發表13週年之際，《九評》編輯部發表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以下爲第三章之上部。 ******
| 《九評》編輯部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
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的歷史。沒有「殺」來開路，要把「無神論」灌輸到中華大地，要把華夏民族變成「無法無天」的民族，要把中國的神傳文化打掉，是根本做不到的。 1. 蘇俄預演 爲了毀滅人類，共產邪靈首先要毀滅中華文化。「邪靈」挑選了中國的近鄰，也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國蘇聯進行預演。蘇聯離中國很近，可以成爲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也因爲蘇聯疆域遼闊、人口衆多，才能逃過剛剛建立時歐洲各國的圍剿以及後來二戰時德國的進攻，共產主義才得以在那裏苟延殘喘。 蘇聯剛剛建立，便用其國力「輸出革命」。它將中國作爲輸出革命的重點，派遣維經斯基到中國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再通過鮑羅廷讓國民黨接受「聯俄容共」政策，以讓中共附體在國民黨上迅速成長。 蘇聯剛剛成立就試驗了以暴力殺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列寧認爲「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賦予了契卡不經審判隨意殺人的權力。研究表明，從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絞死和槍決的人數就達到數百萬。僅1921年一年，蘇共製造的饑荒就餓死了大約500萬人。 蘇聯的另一項重要試驗，是通過暴力建立起以「無神論」爲基礎的共產邪說一統天下的局面。其它的意識形態，無論是宗教還是傳統文化自然都在消滅之列。 1917年攫取政權後，列寧立即大打出手，開始用暴力、高壓打擊正教、正信，破壞文化，迫使世人道德敗壞而離開神。這也是爲了破壞中國文化進行的預演。 列寧一方面繼續宣揚無神論，「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上，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無可非議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從1917年布爾什維克掌權的第一天起，就把暴力毀壞文化、消滅對神的信仰作爲其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 列寧死後，斯大林繼承衣鉢，於三十年代開始了極其殘酷的大清洗，除了共產黨內的人士之外，知識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 斯大林曾向全國宣佈要實施「無神論五年計劃」，在完成這個計劃之時，最後一座教堂將被關閉，最後一位神父將被消滅，蘇聯大地將變成「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絲宗教痕跡。 根據保守估計，在「大清洗」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達42,000多人。到1939年，整個蘇聯只有一百多座東正教教堂對外開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則有40,437座。全蘇聯境內東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了98%。這一時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識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營，或被槍殺。 從斯大林死後直至蘇聯解體，蘇共政權都在繼續打擊各類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羅斯小說家、歷史學家索爾仁尼琴估計，斯大林共造成6,0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因爲中國是人類五千年大戲的舞臺，人間正邪大戰要在中國上演最後一幕，所以蘇聯共產政權所扮演的預演角色完結後即煙消雲散，土崩瓦解，曾經喧囂一時的共產主義陣營也告解體。 2. 中共登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雖然法西斯主義被消滅，但卻催生了邪惡的「共產主義陣營」。其勢力最大時，佔據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圖的三分之一。從殺人數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廣度來看，中國共產黨是所有邪惡共產政權中最邪惡的。它在中國的文化滅絕行動就經過非常系統而精心的策劃。 中華傳統文化是創世主爲了最後救度衆生，而在中國親自奠定的文化。毀掉中華傳統文化是共產邪靈的首要目標。它深知，暴力能夠毀滅的只是人的肉體，通過暴力及其它各種手段毀滅文化，才能夠毀滅中國人的靈魂。所以在有計劃地用暴力殘殺精英階層之時，它也摧毀着傳統文化中世人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質載體，進一步割斷神與人的聯繫，達到其毀滅傳統文化進而毀滅人的目的。 在暴力毀壞這些基石，讓這些精英消聲、消亡的歷次運動中，共產邪靈集人類惡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殺戮、強迫洗腦、欺騙鎮壓的各種手段和伎倆，爲其今後正邪較量中登峯造極的最後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練。 與此同時，它們還有計劃地、系統地建立了邪惡的「黨文化」，並用其培養、訓練沒殺掉的世人，把他們變成共產邪靈繼續殺戮更多世人的工具。 共產邪靈也深諳怎樣利用世間一切經濟利益、政治洗腦等手段讓世人就範，聽從其擺佈。一次一次的運動、鎮壓、殺戮，使它們對這些手段越用越嫺熟。 3. 屠殺精英 鄉村中的地主、紳士階層及城市中的商賈、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這些文化精英幫助承傳着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毀掉這些精英們是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一步。於是，中共製造敵人，開始在農村屠殺「地主」、鄉紳，在城市中殺「資本家」，在製造恐怖的同時洗劫社會財富。 中共建政前後的所謂「土地改革」，或曰「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過暴力殺害農村的文化傳承者。中共顯然並不想把土地交給農民。它還是用一貫的伎倆，先給農民一點甜頭，在完成了農村對地主、鄉紳的屠殺和文化的毀壞後，立刻通過「合作化」收回了分給農民的土地。結果廣大的農民還是繼續受苦。 城市有產者也成了中共屠殺的對象。這既是爲了搶劫他們的財富，也因爲他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維持社會安定繁榮的力量、傳統文化的承傳者，甚至是具備西方自由人權思想的羣體。 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傳播佛道修煉經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將矛頭對準文化中與信神直接相關的部分，即「宗教」，在經過屠殺、判刑、洗腦、強迫還俗、歪曲教義後，以完全聽命於中共的宗教痞子爲首，建立佛教協會、道教協會等，將這些協會作爲中共控制和摧毀宗教的工具。 無論是宗教中的出家人，還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將出現斷層。與剿滅宗教同步進行的是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通過所謂唯物主義、無神論和進化論教育，對學生系統的洗腦，灌輸對傳統文化的仇視。又通過「反右」運動，將不聽話的知識分子全部發配勞改，打入社會最底層，用「飯碗」和「輿論」來殺，讓這些過去掌握話語權、主導社會輿論的「士大夫」成爲被鄙視和嘲弄的對象。 「反右」之後，無論在家庭、學校裏，還是在社會上，都已經聽不到獨立的聲音。學生們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不僅不相信神佛，對於傳統的文化與藝術也毫無敬畏之心。但中共對此並不滿意，畢竟年歲稍大的人還保留着對傳統文化的記憶，文物古蹟等傳統文化的載體也隨處可見，傳統的價值仍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傳播。因此，中共利用建政後被洗過腦的學生，利用他們青春期騷動而叛逆的心理發動了「破四舊」運動，讓中華文化陷入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在對這些人的屠殺中，中共一舉數得，用意歹毒至極：第一、可以製造恐怖氛圍以嚇阻所有的反抗企圖，第二、洗劫社會財富以爲己用，加強政權的力量；第三、將百姓置於貧窮和動盪之中，讓百姓除衣食之外無暇他顧，不再有時間和精力接受教育、傳承文化；第四、讓百姓對這種暴力感到麻木，因爲面對這樣的反人類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經、不想辦法說服自己認可殺人有理，就唯有奮起反抗一途。這個過程也就是挾持人的道德下滑過程；第五、則造成中國文化的斷層，讓人喪失憑文化而最後得到創世主救度的機緣。 上述五個目的，現在中共已經在多大程度上達到了？我們不妨從中共屠殺的方式和被殺的人數來加以分析。 （1）鄉村與城市中的屠殺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1951年2月，中共指示，「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至少有60萬人頭落地。中共公佈，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最少在500萬人以上，佔當時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從一個數據中，我們可以知道這種屠殺對文化造成多大的傷害。「1949年，（上海）黃渡地區的青壯年中，81.4％是文盲。在貧農、下中農的家裏找不到一個識字的人。如沈家浜村1949年前24戶人家，有19戶三代都沒有進過學堂，家家戶戶連一支鉛筆也找不到，寫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鎮上求人。」也就是說，殺掉農村的所謂地主富農，也就是幾乎殺光了農村裏讀書識字的人。 如果「鎮反」和「土改」主要殺地主、鄉紳，接下來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屠殺城市中有資產的人士，也就是城市中受過傳統教育，懂得如何經營企業或商業，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會的人。這是在城市中製造恐怖氛圍並洗劫財富。 （2）剿滅宗教，割斷與傳統信仰的聯繫 傳統信仰是中國文化的源頭，畢竟文化是神傳給人的，而傳統的信仰則是神直接建立的。在中國，影響最深遠的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他們告訴世人什麼是佛，什麼是道，怎樣做人。幾千年來人們信神敬佛，保持着道德水準不至於下滑得太快。 1950年，中共對各地政府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全面取締會道門，即當地的宗教及幫會組織。在這場波及全國鄉鎮的運動中，政府動員了它們認定的「可依靠階級」揭發打擊會道門的成員。各級政府參與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的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即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佈，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 中國的各種宗教團體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們被鎮壓或殘殺，剩下的很多還了俗，還有很多是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專門穿着袈裟、道袍歪曲佛經、道藏，從這些經典中爲中共的運動找根據。 正教被毀，鄉村地主、紳士階層，城市商賈，被殺的殺、關的關，剩下的膽戰心驚，惶惶不可終日。 （3）思想改造，無神論佔據學校 中共對知識分子精英的改造、鎮壓、剿滅也有着系統的安排。對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等院校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始於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對民國時期的教育專家和高級知識分子當然不放心。苦於沒有他們大學開不成，技術人才也無法培養，所以中共採取了所謂院系調整的辦法。它們直接取消宗教教會大學，因爲宗教信仰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並改造私立學校，及取消原大學裏的哲學、社會學等院系，因爲這些院系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思想、有研究，具有一些自由理念，對中共政權構成極大挑戰。同時中共全面照搬蘇俄教育系統，改變民國時期尊重思想和學術自由的教育系統，強迫進行思想改造，把高等院校師生都培養成聽中共指揮、只重技術、無神無信仰的一代。 從1950年到1953年，經過院系調整，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在高校中所佔的比重由1949年的24% 降至1952年的11%。一大批歷史悠久的優秀綜合性大學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和地位，被改爲工科院校；新設工科院校劇增，「向蘇聯學習」得到了徹底的貫徹。 採用「美國模式」的人文學科，在民國期間，產出了一批有相當影響和水準的學者，歷史學、哲學、社會學都不乏人才。這些受「英美自由主義」影響、教育的人文知識分子，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自然地被打上「小資產階級」的記號。非馬克思主義體系的那些人文學科被停止，或取消。其中的社會學在中國大陸徹底消失。 院系調整的另一個目的是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大學各科系及其骨幹教師，割斷了原來教授與學校的歷史聯繫，也就大大有利於共產政權對知識分子的掌握和駕馭，從而有利於共產極權的建立和鞏固。 原北大校長馬寅初於1951年10月23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必須按照國家的需要，徹底的調整院系，……而要達到這一目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要……自覺自願地進行了思想改造。」一句話，進行院校調整就是爲了思想改造。 這次通過院系調整對教育專家，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後強迫知識分子就範的第一次行動。 （4）鎮壓知識分子，強迫全民說假話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有大約200萬知識分子，雖然他們中一些人留學西洋，但還是繼承了一部分傳統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中共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因爲作爲「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號召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羣衆「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於把他們中的「反黨分子」誘騙出來。中共稱「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言者無罪」，這些表演頗見成效。當時著名的知識分子章伯鈞、龍雲、羅隆基、吳祖光、儲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種弊端。但一夜之間，風雲突變，反右鬥爭開始，他們都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這一場反右鬥爭劃定了55萬名「右派分子」，27萬人失去公職，23萬被定爲「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飯碗被搶走，生命難以爲繼，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 這一運動除了讓知識分子遭到迫害之外，也向全體中國人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在共產黨的統治下，誰說真話，誰就面臨悲慘下場。更有甚者，在歷次運動中，中共要求全民必須參與「揭批」，連人們「保持沉默」的權利都剝奪了。 說假話可以說是中共黨文化裏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惡行之一。中共通過多次政治運動訓練中國人用黨文化思考問題、處理事務，使世人習慣說假話，對一切虛僞、謊言、造謠、顛倒是非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趨之若鶩。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到處可見的假煙、假酒、假藥、假食品、假文憑、假結（離）婚等，無處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夠出現和氾濫，不能不說是從人們習慣說假話開始的，一旦放棄「真」這個道德底線，還有什麼作假會讓人良心不安呢？ 反右運動，是中共向徹底破壞中國傳統道德與文化邁出的重要一步。 隨着文化精英的消亡，共產邪靈截斷了中華傳統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綿不絕的傳承。此後的年青一代也就無從得到來自家庭、學校、社會、鄰里潛移默化的教育和薰陶，變成沒有文化的一代。 經過三反、五反、鎮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調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毀文化、殘殺各類文化精英的運動，中國鄉村、城市那些支撐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英人羣基本被毀。同時唯物論、無神論、黨文化培養的新一代已經成熟，他們帶着暴力思想、行爲開始進入角色，進行摧毀神傳文化的下一步安排。 （5）將人改造爲「非人」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發出，中共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毀壞傳統文化的運動，即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幹子弟爲骨幹的北京市部分中學紅衛兵在北京市進行大規模的抄家、毆打、屠殺等活動，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區造成上千人死亡，釀成了所謂的「紅八月」。 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在《九評共產黨》一書中多有揭示，我們在此需要關注的是這些暴行從文化層面對中國人造成了何等的傷害。 僅舉北京市大興縣的屠殺事件爲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人民公社共48個生產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家庭被殺絕。殺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毆打，有的是用鍘刀鍘，有的是用繩子勒死。嬰幼兒則一條腿被踩住，另一條腿被劈開，從而被撕成兩半。 這種暴行實施者的喪盡天良、人性滅絕自不必說，旁觀者也需要放棄「惻隱之心」才能忍受下來，也就是必須背棄中國文化中的「仁」的價值。 古人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種「非人」行爲是中共所極力鼓勵的。很多人就是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僅以廣西一省爲例，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九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兩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一萬九千多人。單這一省，就有近五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在其後的1989年的天安門六四事件，1999年開始的「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那些殺人多的、手段殘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質獎勵，乃至官位的晉升。最兇殘的指揮者，如羅幹、周永康，則被江澤民提拔到正國級高位「政治局常委」，以酬傭其殺人、毀滅道德和文化的「功勞」。 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動用了傾國之力，使用的酷刑集古今中外之大成。除了毒打之外，還包括令人髮指的性虐待、嚴寒下的冰凍、酷暑之下的乾渴、超過人體極限的體力勞動、超長時間的剝奪睡眠、讓毒蛇狼狗或成羣的蚊子咬法輪功修煉者，乃至直接活摘法輪功修煉者的器官牟取暴利等等。 這些大規模暴行已經構成了「反人類」罪。換句話說，只要還是人，就有義務反對「反人類」罪行，而中共強迫所有人蔘與到它們的暴力殺人、迫害正教的罪行中來，或被動地認同或配合這些罪行，也就是讓很多人喪失了識別好壞、是非、善惡的標準，而變成助紂爲虐的「非人」。 神來度人、拯救人，針對的是還能被稱爲「人」的人。當中共強迫人變爲「非人」時，就是在斷絕他們得救的機會，也就是在把人推入地獄。 與此同時，共產邪靈讓人們實施暴力、殺戮世人時，告訴人們殺人是應該的，人應有的善良之心必須放棄，而建立了「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的黨文化理念。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中共每一件惡行都在有意地爲建立它們用以毀壞傳統文化、敗壞人們道德的黨文化添磚加瓦。在黨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變成了共產邪靈的打手、殺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