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虽然中国不像苏联有那么多政治笑话,但近些年来坊间还是流传着一些,笑话背后揭示的是残酷的现实。这其中自然有关于共产党「五大导师」之最后一个的中共党魁毛泽东的笑话。 一则笑话是这样的:话说毛泽东拍了一些政令倡导的影片,并强迫人民观看。他很想知道人民的反应是什么,于是便「微服出巡」。他来到了北京一家电影院观看……当影片结束时,全场的观众都站了起来热情地鼓掌。毛看到此景,心里相当满意。这时,旁边的人突然推他的肩膀,小声的说道:「嗨!你不要命了吗?还不赶快站起来鼓掌!这附近有很多公安啊!」 还有这样一则笑话: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毛泽东关进大狱,受尽刑罚,活活冻饿而死,送到火葬场时身上连一件囫囵衣服都没有。死后,牛头把刘少奇领到火坑地狱。望着下面熊熊烈火,刘少奇说:「天啊,真高兴我升天堂了。」「嘿,嘿,你不要搞错,」牛头说,「这里是地狱呀。」「那是你那么以为,」刘少奇一边烤火一边说:「我可是从毛泽东的监狱里出来的。」 无疑,两则笑话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毛治下的中国,是一个人间地狱。 ◎从相信神佛到抛弃信仰 毛泽东的母亲笃信佛教,幼时的毛跟随母亲也虔诚信佛。据中共史料披露,母亲曾患病,毛就四处求神拜佛,而每逢初一、十五,向摆在堂屋中的神龛顶礼膜拜,更是他必做的功课。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还对着堂屋中的神龛作了个揖,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1936年,毛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提到了自己与佛教的一些渊源,称母亲对孩子们一直施以宗教教育,小时候自己也信神佛,从小就跟着母亲到庙里烧香拜佛,但父亲是一个没信仰的人。他们曾努力想改变父亲,但都没有效果。 在毛读书后,他「愈来愈怀疑神佛了」,但并不排斥,母亲注意到后,对其进行了责备。后来,父亲因虎口脱险,而转而恭敬神佛,毛却「愈来愈不信神佛」。 1917年,毛受老师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的唯心主义学说影响,写了一篇作文《心之力》。文中写了自己改变世界的抱负,并「愿诸天先祖,三世神佛护佑」。 同时,文章中还谈到了宗教的教化之功,「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耶稣明之故说忏悔,懂耻而不恶。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这说明毛认为宗教可以造化众生。 同年暑假,毛与好友萧子升一起徒步游学,在宁乡的沩山,拜访了密印寺的方丈。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中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从签名以及认出金佛,方丈判断出了毛非凡夫俗子,判断出了萧子升日后难留中国(注:15年后,作为故宫高级管理人员的萧子升因盗卖故宫文物,携款潜逃,终老于南美乌拉圭)。 当时,方丈和毛之间有一段奇怪的对话。方丈说:「帝王有宗教的天性,特别是唐代的皇帝,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中。」 毛对此赞同道:「是的,中国没有像其它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几个宗教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闻听此言,方丈说了一句:「阿弥陀佛!」并郑重地对毛说:「只望毛施主记住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毛追问何意,方丈笑而未答。几十年后,中共建政后镇压宗教,尤其是文革灭神佛应该是应验了方丈的预测,而毛显然早已将当年所言置之脑后。 让毛将方丈所言置之脑后开始于其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唯物主义。1919年7月,毛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都要进行改变。同年9月,毛在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将「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问题」列为重要的一项研究内容。 1927年3月,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表示鲜明的支持,还告诉农民不要信鬼神,要信中共成立的农民会。 1930年5月,毛在《寻乌调查》中,将宗教徒单独作为一种职业,还将宗教徒定义为统治阶级,「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此时的毛已抛弃了对神佛的信仰。 不过,与斯大林类似的是,毛也认同,在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宗教界可以成为统战对象。1937年3月,毛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说:「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 1940年,毛在延安的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称「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毛在随后还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45年4月,毛在「七大」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宗教问题指出信仰自由,中共容许各派宗教存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还以法律形式规定宗教信仰自由。 然而,毛在中共建政后不久,就变了另一副嘴脸。此前在介绍共产党的「四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篇章中,都提到他们早期都相信上帝,后来在相信或加入撒旦教后,皆走上了反基督、反上帝之路,并通过共产学说开始毁灭人类。而追随马恩列斯之后的毛泽东,也是如此,从相信神佛最终走向了灭除信仰之路。 ◎建政初期对宗教的镇压 中共建政后,信奉「无神论」的中共为了全面推行其意识形态,对宗教展开了大规模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取缔,焚毁了大量《圣经》和其它经书。中共要求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帮派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并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予以严惩。 此外,中共为了加强对宗教的领导,还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因天主教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而成为了打压的重点。针对天主教,中共成立了由其任命的一个机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目的是对天主教徒进行控制和思想改造。 对于中共的企图,负责上海、苏州、南京教区的龚品梅神父不仅坚决拒绝「改造」和「渗透」,拒绝在教会内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而且让教徒继续接受梵蒂冈的领导。他表示:「我怎么也不能接受他们讲的进化论,这是对上帝的侮辱。」为此,龚品梅还组织并亲自督导了「不投降、不退让、不出卖」的「中华圣母军支团」,阻止圣母军成员向政府登记和退团,拒不参加官方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1955年9月8日,龚品梅与范忠良、金鲁贤等30多名神父及300多名教徒在上海被逮捕入狱。1960年3月,龚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在「审判」期间,龚品梅神父对提审员如此说道:「我从来都不会背叛我的信仰,和你们信仰共产主义一样,不会改变。」 1985年7月,在国际社会的营救下,龚品梅神父被假释,但由爱国会软禁看管。1988年1月,中共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宣布提前将其释放,恢复人身自由;同年,龚品梅因心脏病被获准前往美国接受治疗,其后一直在美居住。 龚品梅神父的遭遇不仅仅代表了无数天主教神父、信徒的命运,而且亦折射出中共对于所有信仰者的摧残。数据显示,留在大陆的五千多名中国主教、神父或被关或被杀,最后只剩数百人,而那些在华的外国籍神父部份被杀后全部被赶出了中国。 此外,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万1,000多名天主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基督徒、佛教徒、道教徒的命运也莫不如此。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极为普遍。 ◎文革期间对宗教的镇压 经过中共建政初期的镇压,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爆发后的「破四旧」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从1966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 海外学者丁抒在《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文描述了当年的惨烈。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 「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 「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 …… 从对信仰的镇压,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严重程度而言,毛泽东所为超过了斯大林,而这仅是其祸乱中华大地的一部份。 镇压宗教、破坏传统文化仅仅是毛祸乱中华大地的一部份,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是如何掌握最高权力的? ◎党内初露头角与肃反大屠杀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1921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担任会议书记员。其后,成为中共湖南分部的负责人。在中共秉承苏联旨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图借壳发展后,毛摇身一变,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同时与其它中共党员一道,在国民党内扩大中共势力。彼时,毛在中共党内崭露头角。 为了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蒋介石于1926年3月下旬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收回了一部份党权,并决定北伐。就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一方面,苏俄和中共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变,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重新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进而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另一方面,中共在北伐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其目的是通过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并阻挠北伐。在湖南、湖北两省出现的红色恐怖最为严酷。 比如,由毛泽东领导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号称有518万人,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而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财产被没收。 中共的暴虐不仅让坚决反共的国民党人,也让那些曾经胡涂的国民党人和军阀清醒地意识到了共产主义的危害。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抓捕中共党员。中共为此发动几次武装暴动,均告失败,参与秋收暴动失败后的毛则逃到偏僻的山区,盘踞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井冈山一带,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根据地,开始发展壮大自己。 不过,手中有了军队、在党内地位有所提升的毛还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中共中央任命毛为苏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换而言之,毛成为了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来自上海的命令只有通过其才能贯彻。 然而,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个人权威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提升而确立和巩固。一方面,当毛将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合在一起时,必然引起了苏区一些领导人和红军将士的不满;另一方面,来自湖南的毛在一些方面与江西本土领导人存在着矛盾,毛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挑战。 为了确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毛以清除「AB团分子」为由,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内部大清洗,其中在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富田事变中,就有大约七八百名军官以及原江西省行委领导先后被害。可以说,在短短两三年中,毛在肃反运动中就杀了10万人,毛由此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而这不过是其杀伐的序幕。(未完待续) △ (转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