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车队开进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象只惊慌的老鼠！
被碾压的学生成为一堆肉泥！
大屠杀之日天亮后，天安门附近布满学生的尸体和自行车残骸。美联社摄于1989年6月4日7时。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肖辛综合报导）从1989年6月4日开始，六四成为中共永远都过不去的坎儿。六四的最大受益者江泽民把原党总书记赵紫阳软禁至死，现在自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频频出假照片企图证明自己安然无恙。人家朱镕基怎么不需要这么忙乎啊？还是江自己心里有病。 六四又到了，我们来听听六四亲历者们谈六四。 ◎ 坦克清场，睡在帐篷里的学生发出惨叫 1989年六四亲历者之一，定居德国的陈刚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他在当年亲眼看到的坦克清场将睡在帐篷里的学生辗死后的场面。经历六四23年后的他反复强调，中共不配平反六四，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只有解体中共，惩办凶手。 他说：「1989年6月3日晚上，我当时是帮忙抢救伤员，在五棵松路口，我看见一堆肉泥，薄薄的贴在地上，他当中有背心、人的衣服，后来我才知道那曾经是个人，被坦克碾成了一堆肉泥，当中有几颗牙陷在肉泥里头，后来我才能分辨出来哪边是头，哪边是脚，否则根本分辨不出来。我就随着救护车去了军事博物馆附近的北京铁路总医院，看到被子弹击中的人太多了，不光是在治疗室里头，连走廊上到处都是伤员。当时我看见一个小伙子被击中头部，但是他还活着，喘一口气吐一口血。因为伤员太多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那等死。」 6月4日上午，他搭车回家，和几个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出来的北方工业大学的学生坐同一辆车。当时学生们也说，中共军队清场时，坦克和装甲车活活压死了在帐篷里睡觉的学生们。 「他们都显得特别悲愤。有一个小女孩一直在哭，后来我问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她就哽咽地告诉我，他们在被解放军驱赶出广场的过程当中，坦克还有装甲车从长安街金水桥那个方向向广场推进。在坦克轧过帐篷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听到在有一些帐篷里头就发出一片惨叫声。」 ◎ 江是六四决策者与领导者 江泽民是六四最大的受益者，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1989年5月江已经代替赵紫阳成为中共总书记，随后手握党政军三大权。如果江泽民在六四没有特殊表现，邓小平是不可能把江摆到这个位置上的。按照工作能力来说，江泽民简直就是一泡稀屎。 当年汪道涵当上海市长时，江泽民当电子工业部部长。后来汪道涵请求退下，并推荐江泽民接任这个全国第二大直辖市的一把手。 80年代，市长是一把手，市委书记是二把手，因为市长是负责全面工作的，而市委书记只是党的会议上动动嘴的。 为什么汪道涵要推荐江泽民呢？因为汉奸出身的江骗汪说，自己过继给了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六叔江上青，而江上青早年和汪道涵共过事，汪道涵念念不忘旧友，于是把这点儿情用在了江泽民身上。 1985年，江泽民接任上海市长职务，把上海搞到一塌糊涂，1986年全国很多地方的经济呈现复苏趋势，上海人民却连当时2分钱一盒的火柴还要凭票购买。后来中央不能不紧急调朱镕基去上海当市长，让江当市委书记。 江泽民是凭什么得到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大佬的青睐呢？没有人知道，只知道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1989年六四前几个月镇压过上海的学生运动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而其最大的帮凶就是有夫之妇的姘头陈至立。仅此而已。 在境外出版的《六四日记》终于解开了这个最大的困惑，每个字都具有绝对的爆炸性和摧毁性。 《六四日记》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日记，内容由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为止。该日记李鹏集中揭发1989年江泽民进入中央成为三呆婊，和邓小平把党政军三大权交到江手里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因为江本身就是决策者与领导者，所以邓对江是放心的，相信江不会去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的呼声至今不断，为了摆脱自己是六四罪魁的说法，踏着六四尸骨爬上权力最高峰的江泽民一直命亲信们制造舆论，说1989年4月到6月，上海市委江书记正在上海处理学潮和《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不在北京。言外之意是江与六四无关。 2000年，三权在握的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六十分钟」节目主持人、著名记者华莱士，华莱士非常犀利的问及江与「六四」的关系，江的手下马上打马虎眼说，六四发生时江泽民是上海市委书记。 在《江泽民思想年谱》等书中，都是从1989年6月23日、24日的四中全会开始记录江泽民有关「八九风波」的讲话与活动，企图制造「六四」屠杀与江泽民毫无关系，江没有在北京的假象。 李鹏《六四日记》却无情的证实了「六四」清场之夜，江泽民就在天安门附近楼上俯瞰屠杀全景。 1989年6月3日李鹏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小平同志批淮了今晚的清场方案。江泽民同志在警卫大楼四楼上，从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的动态。」 6月4日的日记李鹏写道：「政治局决定加强宣传小组，由江泽民同志负责，丁关根同志协助，起草一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告全国人民书》。」 李鹏以明确具体的时间、地点证实了「江泽民是『六四』清场的一位决策者与领导者」，告全党全国人民书「这份文件是江泽民同志主持起草的」。 至此，六四后江泽民独揽党政军三大权的谜底，终于解开。 ◎ 中共制造闹事证据 1989年，陈毅然女士作为一名普通的北京市民目睹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六四大屠杀事件，中共的谎言一直令她难以释怀，也无法忘记。以下是2003年6月1日晚上，她在多伦多大学的六四纪念碑前向记者讲述的亲身经历： 在六月三日晚及四日早，我目睹了军车开过去的情况。在三日下午，就有许多军车被截。作为一名普通的北京市民，我因为正好有空，就想亲眼看看事实。 我看到有一辆军车被截，学生们在里面搜出许多箱子，打开发现箱子里是许多菜刀。当时有香港记者问他们，为什么军人有这些东西？回答是：「我们不知道，只是让我们丢掉。」很明显就是要嫁祸北京老百姓，我当时就很气愤，决定跟着去看一看。学生用平板车把这些东西拉到新华门前，我看见新华门前挂着许多绳子，上面有许多不知道哪来的旧菜刀、三角铁一类的东西。我觉得很气愤，本应回家的，也没回一直盯着西单路口那块儿。 ◎ 中共提供闹事工具 后来天黑了，我看见一辆军车拉来一车的枪。当时有一操外地口音的便衣把门打开，从车上走下来，对那里的人们说：「这些枪你们都可以随便拿了。」同时他拿出两个装满液体的军用水壶递给我说： 「这个，你可以拿回家去使用。」我就觉得这些枪怎么可以这样处理呢？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枪应该严格地管理起来，发给老百姓后流落民间会发生什么后果？这是普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我当时是很生气的。 我把军用水壶打开，里面是汽油。当时路旁有许多公共汽车被烧，后来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车被点着。 第二天天亮了。 天又黑了的时候，街上的北京市民有几十万。站在电报大楼往后看，根本看不到头，那么宽的长安街站满了人，我也是其中一员。由于有了前一天晚上的经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晚上的时候最后一辆军车从六部口往天安门方向拐，我们就跟着军车往前走。 ◎ 开枪 我们唱着歌，这时，最后的这辆车就往后打枪，我前面的人和旁边的人都有倒下的。就是说，每次枪响之后，都有人被打中。大家就把他们抬到平板车送到医院。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也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我们中并没有人打他们(军人)，也没有人骂他们，更没有拿起什么酒瓶、砖头打他们。大家只是唱着歌跟着走。完全没有必要开枪。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我气愤已极，心里只有一句话：「下一枪你们打死我，我根本不屑跟你们一起活！」 我想当时那么多的人中，可能也有很多人这样想。气愤已经使我们变得不知道害怕了。 ◎ 共产党可耻 我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真觉得在共产党里这么多年，听的尽是一些谎言，我觉得可耻，真的为自己在共产党当中觉得可耻。 经过六四以后，我改变很多。我回到单位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党，第二件事就是要辞职，第三就是要出国。这些事情我都做到了。 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每想起这件事情都会发抖，颤抖得很厉害。直到2001年，我到多伦多这里的六四纪念碑来把事情经过讲出来，才好了。 经过六四，我想，让其他人完全理解我们的这种经历是非常困难的；而作为我们亲身经历的人来说，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我认为中共政府当时借口说为了国家稳定才如何如何，这种话大可不必讲。当时的北京市民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凭着热情，一心为了这个国家好。中共当局为了镇压无辜百姓而制造暴徒、欺骗军队、搞这种阴谋实在是太卑鄙、太过份了！ ◎ 38军军长徐勤先「宁被杀头，不作历史罪人」 现年82岁的徐勤先，在1989年时拒绝执行没有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字的戒严令，先是被革职，其后被判刑5年。徐勤先六四期间抗命的事件被中共当局全面封锁，他的经历只在海外流传；2009年香港《苹果日报》记者在毛泽东前秘书、中共党史专家李锐家中偶遇徐勤先。经报导后，徐勤先与他的抗命故事始被更多人知晓。出狱后的徐勤先被中共当局安置到河北石家庄生活，现享受副军级待遇。他在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已经过去的事情，做了就没有什么后悔的。」 徐勤先并不是唯一的反对军事镇压的高层军官，一位前党史研究员证实了当时一份请愿书的存在。这份请愿书由7名高级指挥官签署，呼吁中共高层撤回军队。他们认为，「人民的军队属于人民，而不能用来对付反对者，更不能用来屠杀他们。」徐勤先认为学生的抗议是一个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加以解决。 中国历史学者，曾为《炎黄春秋》副主编的杨继绳曾经透露自己的六四亲历：1989年他正在新华社工作，六四镇压后的清晨，他到达木樨地——那里也是中共军队发起最猛烈镇压的地方——看到了遗弃的自行车、被烧焦的汽车和凝固的血迹。望向周围他还看到了弹孔，到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对面的墙上有血红色的大字：「人民的血」；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六四镇压」确切的死亡数字，关于被坦克辗压或被炮火炸死的平民，在不同的出处，从几百到一千多人不等。 杨继绳这位「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多年后在他的一本书《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中，详细记载了当年徐勤先拒绝参与戒严和镇压学生的过程：「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医……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军长们当即表态。其他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书中继续写道：「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做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旅美学者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也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多年间追索六四镇压真相及被镇压的军人的去向等，著有《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等。他早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曾披露徐勤先抗命被判刑外，还有当时北京军区第28军军长何燕然、28军政委张明春、39集团军116师师长许峰等，皆因当年不愿执行命令，受到降职调职等处分。 ◎ 有人忏悔、有人升官 2014年六四前几天，解放军39军1164高炮团前中尉李晓明在香港NOW电视台讲述了「六四镇压」中的亲历，数度落泪，并称这是他毕生的耻辱。李晓明披露：「当时本部在沈阳的39军从北京城东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被民众以肉体阻拦，要求他们不要向学生和老百姓开枪。6月3日晚，他们被告知，在上峰有暴徒打死军人，听到消息之后他们每个人都义愤填膺，此时，上级将子弹发给了他们，并且命令他们不惜一切要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每个人都获了几百发子弹」；他所在的39军在6月4日凌晨开进广场后，发现已有其他部队镇压了在广场的学生，其后他们负责协助警方追捕在逃学生和民运人士。一直到当年7月他们才返回沈阳驻地。 」 另一位在八九民运期间济南军区的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近年曾多次公开祭拜六四死难者，并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忏悔。 2009年张世军向胡锦涛上书《一个戒严战士公开信》，要求为个人和六四平反。其后遭到当局打压多次失踪。2012年张世军曾与德国之声记者通过新浪微博私信交流，不久后他身着旧式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拍照，该照片在当年的六四纪念日前夕再度触碰中共敏感神经。德国之声数次根据张世军留下的固定联系电话和手机与其联系，均无法拨通。 2014年4月29日，一位六四前戒严军人、艺术家陈光在其位于北京宋庄的工作室，邀请一些朋友观看了他纪念「六四」的行为艺术。5月7日，4名国保带走陈光并将他关进了北京通州看守所，当局并未公布对陈光的拘留理由。 吴仁华在早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曾表示，中共在「六四镇压」中，从北京、渖阳、济南、南京等军区抽调了十几支部队、出动了约25万军人：「其中以38军和27军出动兵力最多；六四大屠杀中，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的陆军第38军、39、54集团军和空军第15空降军是四大主力」；他还透露，与徐勤先等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六四屠城后，军队论功行赏，他多年间追踪这些执行镇压命令的军官，获悉很多人得到犒赏、提拔。 其中徐勤先原在的38军政委王福义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并授予中将军衔；参谋长刘丕训升任副军长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些人现在怎么样呢？没有一个平平安安的。别说是他们，就是邓小平，遗嘱也要求把自己的骨灰给撒了，也怕被鞭尸。（肖辛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