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田純教授說，在居民區進行大規模地表核試驗的國家只有中國。這簡直是惡魔行爲。（攝影：張本真/大紀元）

【人民報消息】當下中共政權敢於與美國叫板、甚至發出威脅的一個重要底氣是其擁有核武器，這自然讓美國不能不擔心，哪一天中共發瘋會發射核彈頭，傷及無辜平民，因此美國一再向北京發出嚴厲警告。 根據中共官方資料，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於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中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於1966年10月27日飛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在中共建政不到30年間，中共就造出了「兩彈一星」，即核彈、導彈和人造衛星，這當然值得中共吹噓。中共3月底推出的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練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第三十五集《閃亮的名字》就講述了這個過程，提及了幾個「兩彈一星功臣」的名字，尤其是早早死於飛機失事的郭永懷。 顯然，就連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中共能在建政後短時間內掌握「兩彈一星」技術，除了有蘇聯的幫助外，還主要依靠這些主要從海外歸來的23名科學家，即中共眼中的「功臣」。他們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任新民、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洗腦片之所以重點提及錢學森和郭永懷，是因爲前者因受到特別保護，基本沒有遭到迫害，後者文革前死去，而其他「功臣」則在文革中同樣沒有逃過中共的迫害，一些人結局十分悽慘。洗腦片避提，大概是不願有心人深挖他們錐心的過去。 如著名的導彈與航太材料專家、曾留學英國的姚桐斌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他留給妻子的最後一幕是：直挺挺地躺在沙發上，白襯衫血跡斑斑，灰褲子上也是污血和髒土。由於他個子高，兩隻腳伸在長沙發的扶手上，一隻腳穿着襪子和布鞋，另一隻腳光着，沒有鞋襪。頭在沙發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鏡不見了，臉上青一塊紫一塊。如此慘烈的場景，讓妻子肝膽欲裂。 如著名核子物理學家、曾留學美國的鄧稼先夫婦文革中同時被批鬥。鄧的夫人、北京醫學院的教授許鹿希，先是被打成「黑幫份子」，其後批鬥中貼大字報的漿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幾乎崩潰。當時鄧稼先不見妻子回家，就到北京醫學院尋找。當他看到妻子被批鬥後的慘景，心都快碎了。 其後，鄧稼先甚爲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無休止的折磨，選擇了自殺。還有鄧稼先最優秀的弟子、攻克了核彈最關鍵的核心技術中一個無比複雜的函數方程的研究員趙楚，在被批鬥後吞下那份獨一無二的函數表後自殺。而一共參與了32次核試驗，親自去羅布泊指揮試驗15次的鄧稼先，因爲缺乏必要的防護，長期受輻射傷害，最終在1986年患直腸癌去世。 如曾留學巴黎，中國第一代核子物理學家、中國近代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錢三強，與同樣傑出的妻子何澤慧，在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當時的錢三強已年逾花甲，對各種農活很陌生，但還是什麼活都得幹。他們的三個孩子，也被下放到陝西農村。 如曾留學德國、著名的物理學家王淦昌在文革中，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罪名無數。甚至那些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了起來，還用假槍斃逼嚇，要其交代與王淦昌的關係。 還有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的著名光學專家王大珩，文革中掃廁所；著名地球物理和空間物理學家趙九章文革中被批鬥後自殺；火箭專家屠守鍔，文革被扣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橫遭批鬥；理論物理、粒子物理學家周光召文革幾次被抄家，並遭到批判，幫其照顧孩子的岳父母也被趕走；中國航太科技專家和自動控制專家、自動檢測學的奠基者楊嘉墀，文革中被停止了一切行政職務，下放到單位食堂勞動，白天還要寫檢討；無線電電子學、空間系統工程專家陳芳允，文革開始後即被撤職，下放到陝南一家工廠當工人進行「鍛練」、「改造」；空間返回技術專家王希季，文革被批鬥，被「請」進學習班；核子物理學家于敏在文革期間，與鄧稼先等人一起被送到青海基地批鬥…… 雖然上述專家們是懷抱一顆火熱的爲國效力之心，回到中國的，但專業上卓有成就的他們，在政治上顯然有些天真，沒有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因此，他們所做的一切在客觀上起了某種程度的助紂爲虐的作用。他們很多人遭受迫害的經歷，除了可以讓人看清與中共共舞的危險，讓人反思，又焉知不是上天對他們認知不清的懲罰？ 或許鄧稼先臨終前的醒悟可以警示他們的追隨者。1986年鄧稼先去世前，中央派去的幹部焦急地立在他的床頭，幾乎以哀求的口氣求他重建函數方程。鄧稼先的回覆是：「我閉上眼睛，就看到趙楚的血，他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讓毀滅性的力量掌握在不該掌握它的勢力手中，對人類是一種犯罪。」 而這些同樣被中共欺騙的「兩彈一星」的專家們，生前不知是否知曉核試驗對環境、對民衆造成的危害，迄今都未消除。 2017年，《北京日報》曾刊登了一篇題爲《馬蘭驚雷──揭祕中國核試驗基地》的報導，報導稱中共1959年在位於新疆死亡之海羅布泊腹地建立了核試驗基地馬蘭，從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1996年中國進行最後一次核試驗，30多年的時間裏前前後後曾經在這裏參加核試驗的基地官兵和技術人員不下10萬人。 那麼，這32年間中共進行了多少次核試驗，造成了多大的環境污染？這10萬多人遭受了怎樣的健康威脅？周遭的百姓有多少受害者？對此，中共當然是不會告訴老百姓，但好在日本的研究者爲我們提供了數據。 2009年，日本札幌醫科大學核防護學高田純教授曾調查研究中共核試驗造成的影響，他根據45次核試驗的爆炸威力、放射線當量、氣象數據、人口密度分佈等計算出被害人口數據。 他在發表的《中國共產黨放置在絲綢之路的核冒險恐怖》一文中表示：「中國的核試驗缺乏足夠的核防護措施，中共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進行的45次核試驗，被害規模超過二戰日本廣島原子彈的四倍，估算放射污染導致周邊居民19萬人急性死亡。據中國內部文件透露，有129萬人受到核輻射，其中死亡達75萬人之多。」 日本中亞史專家金子民雄先生，曾經深入到羅布泊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據他的回憶，在現場作業的時候，眼睛不停流淚，淚中摻着血，喉嚨難受，鼻子還流血。核輻射後遺症多年後還困擾着他。 另據海外學者鄭義披露，新疆核試驗場中心叫黃羊溝，距離人口稠密的庫爾勒市和焉耆縣以及近百萬人口的水源地──新疆第一大淡水湖博斯騰湖僅僅270公里，距核試驗場後勤城市馬蘭僅180公里，距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二師三十六團場僅127公里。 一位曾經在新疆工作多年的旅美學者在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那裏核污染情況已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凡是靠近核試驗場方向的樹木樹葉全部脫光，長滿魚鱗片的皮膚病患者和毛髮脫落等症，隨處可見。試驗基地每進行一次核爆炸，遠在萬里之外的日本便向中國遞上照會，嚴重抗議。說是原子放射的塵埃已隨風飄到了日本上空，污染了日本的環境。而近在試驗廠數百里之內的幾百萬中國人民，包括漢人和少數民族，卻默默地忍受着所有核污染造成的嚴重後果。……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二師36團的駐地，離開試驗場只有百多里，又處在下風口，那裏的核污染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樹木光禿；麥子沒有麥芒，短短地貼近地面；那裏沒有蟲害，害蟲和益鳥早已逃離此地。昆蟲動物可以做這種選擇，而人卻不能。兵團的準軍事制度和人身依附的戶籍登記制，把36團近萬名農工及家眷孩子死死地拴在那裏。」 據悉，中共每一次核試驗都不會通知當地政府和人民，僅僅有一次例外：首次氫彈試驗。高田純教授表示：「絲綢之路觀光地與核試驗場同居一處。那個觀光地的旅遊，是伴隨着核輻射的風險。特別是在1996年以前的現場訪問風險最高，即使今天也依然遺留着核危險。」1979年還留下了一顆未爆炸的200萬當量的原子彈，被永久性地封存在那裏，「永久性沾染區」的牌子還豎在那裏。 至於那些當年在「爲國爭光」口號下參與核試驗的軍人，身心受到的摧殘更是難以想像。2012年，曾在中共核試驗部隊裏工作、現居住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劉清（化名），以親身見證者的身分份，向大紀元曝光了中共核試驗污染對軍人身心的嚴重損害。 根據劉清的描述，當年他們對那裏的空氣、水、塵土都是零距離接觸，而且劉清先後五次進入過核試驗的空爆場執行任務，在那裏吃住過半年多，但他唯一的防護用品就是那身普通的軍裝，出空爆場時也沒有人爲他們進行過測量和檢測。 他說：「中共的核試驗是不講人性的，他們根本不把人當人。剛爆炸完3分鐘，就把部隊拉進去演練，三萬人的部隊，有坦克兵、裝甲兵還有騎兵都開到剛爆完的現場去演練，其實就是拿人做實驗。當然那些高層的領導不會去了，最多在爆炸前轉一圈立馬就走，而我們在覈爆場執行一次任務，一待就是幾十天。」 暴露在覈輻射下的劉清們後來的身體情況可想而知。幾十年來，劉清多數時間都在打針吃藥。牙齒脫落、慢性胃炎、乙型肝炎、鼻炎、白細胞明顯偏低等等症狀也出現了，可怕的失眠症伴隨他至今。而與他在同一個街道辦事處一起入伍的十個戰友中，已有兩名先後在45歲左右因癌症離世。 劉清的身體狀況也影響了後代。他表示：「我的兒子雖然在澳洲生活，年輕輕二十來歲，老是感冒，免疫功能很差。」 不過，至今活着的絕大多數參加過核試驗的老兵卻沒有被評殘，受到的核傷害也沒有被中共政府認可。他們去維權，卻遭到了當局的推諉、打壓。 儘管1996年7月，中共宣佈從即日起開始暫停核試驗，並在9月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但據劉清透露，中共還在一直搞小型的、地下的核試驗，這樣外面不容易檢測到。這顯然又是中共欺騙世界的罪證。 從中共「兩彈一星」功臣難逃迫害和核試驗遺害至今看，中共哪裏考慮過人民的利益？中共究竟是什麼貨色，還沒有看清嗎？△ （轉自大紀元，原題爲《兩彈一星功臣難逃迫害 核試驗遺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