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中共前党总书记胡耀邦是1989年4月15日去世的，北京民众随后在天安门广场对他的自发悼念至今留在我的脑海里，如海的花圈、自发悼念的人群让中共惊恐。
后来，他的女儿李恒医生（小名满妹）写了书《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用来纪念父亲。其中就包括胡耀邦去世前的一段日子，父女之间的依恋难舍的痛苦心情。为什么会这样？满妹也不知道，那时她一提到父亲就要哭泣不止。
在党文化的教育下，满妹并不相信神佛，她在写的这段回忆中有所描写，吓坏了美国的修女。事后满妹才发现，在毫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父女之间出现了超自然的心灵感应。这朴素的描述告诉我们，预感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真实的存在，尤其在亲人之间更多反映出来。
下面是李恒（满妹）的回忆：父女连心，忆父亲离世前的日子
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怔怔的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
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父亲一楞，诧异的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车上幸福的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我们俩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的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的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的流出。
父亲静静的搂着我，一只手轻轻的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的流逝，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
父亲慈爱的说：「当然嘛，当然嘛！」
他看着我泪流满面的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突然间，我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慈祥的脸上似乎有一丝抹不去的惆怅，单薄的身躯显得那样凄凉，流逝的岁月无情的蚕食了父亲那生动的表情和不倦的身影。随着汽车渐渐远去，我极力在视野里寻找着他，可离别竟是那样迅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买一台摄像机，记录下日常生活中真实、热情和充满活力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竟没有在父亲在世时实现。
回到北京，我仍无法摆脱那种被称作心灵感应的阴影，它使即将在我面前展现的未知的西方世界变得兴味索然。出国前几天，我絮絮叨叨的挨个儿找工作人员以及有关的医护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父亲的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和身体状况，拜托他们替我好好照料父亲。我甚至还特意叮嘱母亲和兄嫂们，要他们注意留心父亲的身体和起居，千万千万别大意……
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第六感，也无法破译这种人体信息，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的感知到了。
我黯然神伤的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的坠在了中国。
●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th & Hospital 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 Health）进修。
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学习医院和医疗管理。我是学会派出的第二名进修人员，住在拥有这家医疗服务中心的教会的集体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的哭了起来。
坐在其它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的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的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的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盲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记得我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上大学时，内科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心肌梗塞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治疗」。那是最大的一道题，留了一页卷面的近1/4供学生回答。我答的极为详细，不仅把老师留在卷面的空白写满，还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页。后来判卷老师告诉我们班同学，这道题我考的最好。
情急的思绪，竟像潮水般把数年前那次考试的答案翻涌上来。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的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的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的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的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的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的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的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的失声痛哭起来。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的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的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的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的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的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可是，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冻红了的双脚和不贴身的宽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这些修女们再为我忙碌，转而故作轻松的说：「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了。」
莫妮卡宽厚的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她要亲自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推说还没想好，把她送出门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的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糊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的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的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那时还没有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须搭乘经香港或东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虑到万一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换乘下一班飞机，又不懂日语，我选择了经香港转机的航线。
接下来是长达17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像是要把世间万物吞没；雾蒙蒙的天空黑云翻滚，像是要把整个飞机压烂。我呆坐在飞机上，耳边反复交替着两个声音：「父亲不会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样生动、那样年轻的活着！」「父亲肯定不在了，他负担得太多太重，已经走不动了……」我试图制止住这恼人的争吵，但这无休止的声音紧随着我，由小到大，扩展，扩展，竟然与茫茫的大海和滚滚的黑云连成了一片……
还没有到香港，飞机就晚点了。我没能赶上本应即刻飞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飞广州，再转乘第二天广州至北京的头班飞机。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小岛宾馆的路上，我不时分别询问来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告诉我，他还活着吗？」但是不管问到谁，他们竟是众口一词的回答：「你别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 父亲还在吗？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农夫和蛇》的画面，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的占据了我的整个脑海和视野……（摘录完）
● 满妹听到哀乐时得到的启示
《农夫和蛇》是《伊索寓言》中的一个故事：一个寒冷的冬夜，农夫在路边拾到一条被冻僵的蛇，他很可怜它，就将它拾起，放在自己的怀中取暖。当那条蛇苏醒过来时，竟向着恩人的胸口狠狠一咬，令他中毒身亡。
历史的真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毒蛇，逼恩人胡耀邦辞职的薄一波也是毒蛇窝里的一条剧毒蛇。
时任党总书记胡耀邦把薄一波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恢复权力和名誉。1987年1月3日，胡耀邦被通知参加中南海小会议厅的生活会，这个「生活会」开了7天半。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 薄一波说：「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记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
从薄一波的话中可以得知，时任党总书记胡耀邦工作是最努力的，他辛苦跑遍全国二千多个县，真正得实惠的是中共，因为老百姓会把功劳搁在中共头上，那么也就是说胡耀邦给中共带来了荣誉和政权的稳固。为什么这么好、这么得民心的总书记要被决策层开7天多的批斗会，非要逼他下台呢？
胡耀邦的女儿在听到哀乐时，脑海与眼前出现一幅《农夫和蛇》的画面，那就是答案。
毒蛇，你对它再仁慈也改变不了它的毒性，它生来就是那路东西，只要它活着就要害人。所以，为了他人的安全，只有将其处死，决不能手软。(文/单京京）△
（人民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