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关露手笔。 |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李子木综合报导）这是两个鼎鼎大名的近代历史人物，潘汉年与关露，他们都是中共在抗战期间被充分使用的为中共联日反蒋、卖国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又都是中共非法建政后被残酷封口的典型例子。
抗战期间， 潘汉年奉中共之命冒死成为中共与侵华日军、日伪政权联系的交通员。关露被中共强迫做公开的「红色汉奸」，打入日本人圈子，收取情报，这两位隐蔽战线的「功臣」，在中共非法建政后一个被秘密打入深牢大狱，监禁至死，另一个经历了无数次残酷革命运动，直到白发苍苍之时才被宣布「平反」，随后饮药自尽。
《九评共产党》中有这么一段话：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 潘汉年北京开会 遭秘密逮捕
中共夺权后，潘汉年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等职。
1955年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携夫人新凤霞到北京饭店，看望到北京开会的夏衍和潘汉年，四个人一起吃了晚饭。饭后，夏衍和潘汉年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晚上8点左右，潘汉年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说楼下有人找。
他以为又有什么人来看望，于是穿着拖鞋匆匆下楼。来到一间小客厅后，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出现了，罗当场宣布逮捕审查令，几个荷枪实弹的便衣干警一拥而上，「陪着」不知所措的潘汉年急急走出北京饭店大门，上了等在门口的一辆小汽车，迅速离去。
被抓当晚，那辆小汽车直接把潘汉年拉到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进监狱两天后，4月5日，上海市委书记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了，希望与他有来往的各代表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陈毅还说：「潘汉年被捕之事，对外要严格保密，并统一口径。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潘有紧急任务出国了。」
为什么潘汉年都被送进监狱了却不敢公开讲是「内奸」呢？原来中国共产党组织是最大的与侵华日军勾结的内奸，而派去与侵华日军秘密联系的联络员是潘汉年。
潘汉年在功德林监狱里被关押了将近五年。1960年3月，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刚刚落成，他又被移送到那里，成了秦城的第一批政治犯。
1963年1月9日，中共最高法院对他秘密开庭审判。助理审判员彭树华在《潘汉年案审判亲历》一文中回忆：审判前就已经知道结果，因为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过，「这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也就是走一下法律程序的过场而已。
潘汉年的罪名有三个：内奸、特务、反革命。
彭树华说：「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
审判后一个月，潘获得假释，他带着「刑释管制份子」的身份，被转移到了位于北京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劳改农场。
● 文革期间 被判无期徒刑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的公安部长是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毛泽东妻子江青的指令下潘汉年夫妇再次被关入秦城监狱。三个月内，潘汉年遭到47次突击审讯。一个多月后，为了审讯他在中共当政后的「罪行」，38天内他又被「连续作战」41次。
经过近3年的审讯和大规模内查外调后，专案组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罪行审查」和「判刑意见」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报告经江青转呈毛泽东之后，毛圈阅同意。
1975年5月，已经在秦城监狱八年多的潘汉年夫妇，被押解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由于缺乏医疗，营养又差，年近七旬的潘汉年肝病迅速恶化，又患了类风湿关节炎、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
1977年2月底，他卧床不起，被化名「萧淑安」送到湖南省第二附属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的4月14日，潘汉年去世，终年71岁。
潘汉年被监禁至死，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怕他把抗战时期中共与侵华日军勾结的秘密吐露出来。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根据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和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写了一本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书中引用确凿可靠的证据，揭露了不少历史内幕，包括中共派遣高级特工潘汉年等，主动联系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和日军参谋总部在南京的间谍机构「梅机关」，与这些机构交换情报，共谋削弱抗日的国军，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等等。
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顾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一文中写道，1939年，潘汉年和日本外务省特务岩井英一会见后，在另一名中共特工袁殊的陪同下，到南京与「梅机关」首脑影佐祯昭见面。
岩井和影佐知道，潘汉年不是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毛泽东的特使」，所以对他特别重视，不仅给他发了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还在当时上海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住。
据「中国军网」在2016年刊出的「军事解密」系列文章，日本间谍机构为潘汉年举办欢迎盛宴后，双方会谈三天，达成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日军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都获得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军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进攻西南的国民党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在日占区后方扩张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政府打下基础。
潘汉年被监禁至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奉命会见汪伪政权的头目汪精卫。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潘汉年两次前往会面。
第一次，是他到南京见「梅机关」的首脑影佐后，通过影佐跟汪精卫见了面。影佐的公开身份是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这件事，日本间谍岩井英一在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有详细记录。
第二次：1943年，潘汉年在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的陪同下会见汪精卫。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所在地，由李士群直接指挥。潘汉年与这个特务机关也有联络。20世纪40年代，他和李士群多次会面。
根据中共领导人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
● 潘汉年是中共的替罪羊
有朋友可能听不明白了，潘汉年是「奉命行事」，怎么却被自己的组织定罪了？因为，毛泽东要掩盖他定下的「联日反蒋」决策，让潘替中共背黑锅，同时让潘闭嘴。
1962年，潘汉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审判。负责办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树华，在查阅了全部案卷后提出八点质疑。他们向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谢说：
「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泽东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另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录达三十多处。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罗青长回忆说，「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然而，这种「肯定」换来什么？假如当初，潘汉年知道自己只是被利用，还将被卸磨杀驴，他还会如此卖命地当这个「红色特工」吗？
中国共产党是地地道道的邪教，你一旦加入此党，即失去自由、失去自我。它要求党员绝对牺牲，无条件服从，将个人意志完全交给组织，而组织则冷酷无情，对党员可利用则利用，无可利用则弃如敝屣，甚至肆意蹂躏践踏置之死地。女共产党员关露（1907──1982）悲惨的一生是最好一例。
关露生于1907年，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关露」是她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笔名。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幼喜爱文学，三十年代在文坛已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尤擅长于写新诗，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她的手笔，是中共左翼文联的活跃女性。
关露1932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一选择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造成了她下半生的悲剧。
● 奉党之命做汉奸文人收集情报，胜利后仍背黑锅
1937年上海沦陷后，关露奉党组织之命留守上海孤岛。1939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密电她到香港见廖承志。到香港后，通过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见到了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接受了一个机密任务──打入上海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充当中共与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当时李士群与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他联络，因胡绣枫曾对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过，但胡绣枫在大后方另有任务，潘汉年遂决定改派关露。
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回到上海与原来左倾文化界朋友断绝来往，承受着同胞难堪的眼光，与汉奸头子李士群交际应酬。
1942年，中共特工系统另外派人与李士群联络，关露接令如释重负，向组织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军。但想不到组织派给她的新任务更叫她难堪：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人的角色，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在共产党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的组织信条下，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导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并经上级领导吴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参加了「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消息并见了报。
在当「汉奸」的这段时间，面对朋友的鄙视和世人的责骂，作为理想主义者新女性的关露内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脱离此羞辱环境，调往他处去抬头做人，但多次向组织要求调离上海，均被拒绝。关露只好忍辱负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战胜利后还她清白。
但1945年抗战胜利了，关露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
随即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而且关露失去的不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 邓颖超干涉关露与王炳南恋爱
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三十九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邓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而且从她抵达解放区后，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 对党绝望而自杀告别苦难人生
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3月，关露长达几乎半世纪的冤案终获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一份题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作情报工作，「不存在汉奸问题」。
但此时这一迟来的恢复名誉对关露己毫无意义，她已走到人生尽头，满头白发，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间只有十平方公尺的陋室中，孤苦无依。对人生她己毫无留恋。
就在获得平反的该年冬天，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绝望的关露吞安眠药自杀了。她平静地躺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木板床上告别了苦难的一生，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这一年关露75岁。△
（人民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