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真班禅？右边是由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选定的。

19岁达赖和16岁班禅在北京.

世界各地不同的古老文明、宗教、文化中都有人相信，生命并非只有一次，世间所有有情之物不会轻易死去，而是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世间。如此生生世世，轮回往复。 艾略特·史伯岭（西藏历史学者）：“在印度、在西藏，以前有这个传统，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在宗教范围也是非常非常有天才的，有时候他们就说，他肯定是转世的。” 公元13世纪，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首先创立了转世制度。 艾略特·史伯岭：“在第13世纪是头一次，一个教派正式认定一个喇嘛是转世喇嘛。他们就开始用喇嘛转世的方法组织这个教派的形成。这个是新的，是他们以前没有的。不久，所有的教派都开始用这个方法。” 公元14世纪，藏传佛教大师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他的最后一位弟子，根敦朱巴是格鲁派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之一，也是扎什伦布寺的最早修建者。他被后人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意思是“智慧的海洋”。 300多年后的1622年，拉萨哲蚌寺迎来了第五世达赖喇嘛。6岁的罗桑嘉措师从格鲁派高僧罗桑却吉坚赞。为了感谢经师的教育之恩，罗桑嘉措将班禅喇嘛的名号赠予这位高僧，意思是“博学的大师”。 艾略特·史伯岭：“第五世达赖喇嘛就把他的上师当作班禅喇嘛，而且承认了这位喇嘛的前三辈还是为班禅喇嘛。所以事实上，头一辈带着这个名称的是第四辈班禅喇嘛。” 在藏传佛教的信仰中，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最重要的两位精神领袖。前者被奉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后者被看作阿弥陀佛的化身。 艾略特·史伯岭：“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的人说这是老师和弟子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在政治方面，达赖喇嘛的地位高。达赖喇嘛是第一。” 一世一世的转世喇嘛引领着青藏高原上一代一代的藏人保留下他们特有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 斗转星移，又是300多年。到了公元1949年10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在拉萨潜心修行；年少的第十世班禅喇嘛正在青海等候达赖喇嘛的认证。此时，雪域佛国外却已经是另一番天地。 *阿沛·阿旺晋美提议寻访转世灵童* 公元1989年1月30日，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三天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出《国务院关于班禅大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决定”包括：为十世班禅喇嘛修建灵塔；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寻访认定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 据悉，提出这些建议的是阿沛·阿旺晋美。他是在中国共产党治下官职最高的藏人之一，也是一位极富争议的人物。 阿沛·阿旺晋美，1910年生于拉萨，曾任前西藏噶厦政府噶伦（长官）。1950年10月，解放军开赴西藏途中，与藏军在昌都（位于今天西藏自治区东部）展开了一场十余天的军事冲突，史称昌都战役。身为昌都总管的阿沛·阿旺晋美自认寡不敌众，下令藏军缴械投降。 1951年，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签署《十七条协议》。中国政府宣布西藏“和平解放”。在那之后，阿沛·阿旺晋美一路平步青云，不仅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安然无恙，80年代更位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决定班禅喇嘛人选问题上,阿沛·阿旺晋美并没有顺从北京。西藏历史学家茨仁夏加在《龙在雪域》一书中这样记载：1951年在北京签署《十七条协议》期间，中央政府要求商讨十世班禅喇嘛人选问题。阿沛·阿旺晋美拒绝了。他态度严正地说，这是西藏内部事务，只有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有权决定。 李江琳（西藏问题学者）：“阿沛·阿旺晋美在这些年里面一直扮演着一个角色，就是这两边的沟通。不管他这个角色是不是成功，但是他一直在努力这么做。寻找转世灵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转世这件事情在1958年以后，所谓‘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之后，就被取缔了。” *脱下袈裟 换上毛式制服*

阿嘉仁波切小时候。

解说：1958年8月19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发文，青海省宗教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是“逐步废除‘活佛转生’制度”。 阿嘉仁波切（前青海塔尔寺住持）：“那个时候是叫做大跃进嘛，大跃进里面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基本上把寺庙都关了，把寺庙里面的高僧大多都逮捕，这些僧人都被迫去还俗，穿衣服去下地种地，或者是到工厂里去当工人等等。” 阿嘉·洛桑图旦，1950年出生于今天中国青海省大草原，父母是青藏高原的牧民，两岁时由十世班禅喇嘛认定为青海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的转世灵童，迎请到塔尔寺继承法座。 1958年，年仅8岁的阿嘉仁波切经历了塔尔寺的剧变，亲眼目睹了挎着机关枪的解放军进驻寺院，批斗、抓捕僧人。他自己也被迫脱下袈裟，换上毛式制服，戴上红领巾。 阿嘉仁波切：“我们的袈裟就裁成一片一片，染成黑色，或者是染成深蓝色，做成制服就穿。我当时穿的那些制服都是袈裟染了做的。从那儿以后，对我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也在往后的这些年代里看到宗教如何受到冲击，寺庙如何受到破坏等等，都亲眼看了不少。” * 毛泽东：宗教是一种毒药 * 中国共产党早在建政之初便清楚地认识到，西藏宗教上层人士在藏人中拥有巨大威望和影响力，必须争取到他们的支持。 1954年，19岁的达赖喇嘛和16岁的班禅喇嘛获邀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常委会委员。 那次行程中，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但是在表面的友善背后，年轻的达赖喇却窥见中共最高领导人对宗教的真实态度。 1955年春，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私下会晤了他，并亲口对他说：“宗教是一种毒药。” 达赖喇嘛在回忆录《流亡中的自在》中写道：“我觉得满脸火辣辣的，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来你是个毁灭佛法的人。” 几年后，噩梦果然降临。1956年，中共开始在藏区推行以“民主改革”为名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这些在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运动也让藏区生灵涂炭。到了1958年，“改革”开始蔓延到宗教领域。 1958年，首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说，对于宗教，“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至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使它削弱的（得）快一点”。 1958年7月通过的《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彻底改造宗教人员，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 李江琳：“藏传佛教的组织化的系统非常严密，这一点中共从来都不喜欢的。在藏区它不摧毁这个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这种社会组织，它无法在那个地方立足，它就无法控制到基层，所以它必须会这么做。” * 99.9%的寺院被毁 数十万藏人丧生* 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十世班禅喇嘛越发成为中国政府倚重的统战对象，几度获邀前往北京。就在他与最高领导人会面之际，中共的轰炸机正掠过他的家园。 1961年末至1962年初，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青海、四川藏区进行了半年的考察，眼前的景象令他大为震动——所到之处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一切再不是他心中故乡的模样。 回到日喀则，他奋笔疾书，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写就一份报告呈交国务院。全文七万多字，人称《七万言书》。这份报告对中共十几年来的治藏政策提出严厉批评。毛泽东看后大为光火，称这是一枝“毒箭”。十世班禅喇嘛从此被软禁，文革期间又几次被揪斗，在铁窗背后挨过了近十年的漫长岁月。 到197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藏区6400多座寺院99.9％被毁，数十万藏人死于炮火、饥荒、监禁、迫害…… 1977年，十世班禅喇嘛获释。他没能返回西藏自己的寺院，而是被规定必须住在北京。他同一位汉族女子结了婚，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再次成为一颗政治明星。 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停止对当局的批评。他在世间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时说：“由于你们在西藏解放时期的努力，使西藏有长足的进步，西藏人民不会忘怀。然而你们也在西藏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 *政治形势急转直下* 8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治藏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反思。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了西藏。 李江琳：“由胡耀邦主导，召开了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实际上是对从1950年中共进藏之后，到1980年那段时间西藏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的一个纠偏。” 达赖喇嘛的二哥、流亡印度的嘉乐顿珠在自传《噶伦堡的面条商人》中回忆说，班禅喇嘛圆寂后，邓小平希望达赖喇嘛本人来北京主持悼念仪式。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带来一封亲笔信，请他转交达赖喇嘛。可是噶厦政府以准备时间不足为由拒绝了。真实原因是他们担心达赖喇嘛被北京劫持。嘉乐顿珠说，他认为邓小平的邀请是真诚的。他对这次错失的机会感到失望。 2015年底，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本人也提出了几项要求，中方拒绝了。 达赖喇嘛：“已故班禅喇嘛圆寂后不久，我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想派一个代表团、一个宗教代表团去为他做一些宗教仪式，这是我们的传统。中国政府拒绝了。所以这件事没能实现。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联系他们说，想就寻访转世事宜派一个代表团。这件事也没能实现。” 1989年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不久，中国又发生了一连串事件。3月，西藏接连爆发示威，拉萨戒严；4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天安门事件”；6月4日凌晨，这场运动以血腥镇压划上了句号。 李江琳：“‘六四事件’导致中国党内的改革派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赵紫阳被软禁，江泽民上台。‘六四’之后中共政策急剧地向左转，至少在政治上向左转。西藏戒严了一年，到1991年5月份才解除戒严。基本上中国大的格局、大的形势变化，大致上尘埃落定。江泽民巩固了权力，这个时候他腾出手来，处理西藏的问题了。” *恰扎仁波切获中共领导人青睐* 1991年4月6日，十世班禅大师转世寻访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寻访工作会议。 阿嘉仁波切：“这个小组大概有个四五十个人吧，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党的干部部分，一个就是所谓的藏区高僧大德。干部部分呢，就是跟藏传佛教有接触的这几个省。这几个省的第一把和第二把书记参加；第二个部分呢，由高僧大德组成，藏区这些比较大的仁波切啊，还有有名望的人啊，同时中国佛协的一些有名望的人。 我记得我还担任一个秘书长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吧，不过是开会的时候做个样子，发表一下意见啊，拍拍掌啊，点点头啊，举举手啊，这些而已。” 班禅喇嘛的经师嘉雅仁波切任担任组长。在他圆寂后，扎什伦布寺住持恰扎仁波切成为寻访小组的第一把手。显然，在中国官方眼中，他是一位“政治过硬”的僧人。 阿嘉仁波切清楚地记得1991年，他代表青海出席中国政府纪念统治西藏40周年庆典时发生的这样一件事。 阿嘉仁波切：“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李铁映。李铁映为首的很多人在台上。在那个地方举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有两个儿童，两个都是藏族的，一个穿着小男生的藏衣，一个穿着小女生的藏衣，两个人手拿鲜花上去给中央团团长献花。献完花以后呢，李铁映就很神气地，把这个花一拿来以后就往下扔，就扔到台下来了。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很不正常嘛，很奇怪，这个中央团团长突然把献给他的花扔到台底下来了。当时我也不是在前排，可能在三排、四排左右吧，这样能看到前排的这个恰扎仁波切就第一排里头稍微靠边一点的地方。那么这个花就扔给他了。他当时拿到花的时候，全场就开始鼓掌。” 当天，阿嘉仁波切在另外一个场合又碰到了李铁映。李铁映握着他的手这样说： 阿嘉仁波切：“这次这个转世灵童问题啊，请你要配合，千万不能在这里头跟中央要唱对台。你也看到这是一种神的感应啊，反正是一种加持力吧，我的这个花也身不由己地扔到恰扎仁波切那儿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配合中央的这个说法，叫恰扎仁波切来主持这个情况，你们不要去参与。” *中央政府介入并非历史定制* 中国官方没有料到的是，随着寻访进程的推进，恰扎仁波切的“反骨”越发显露出来。抗命的原因是，双方在谁拥有认定转世的最后决策权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阿嘉仁波切：“开会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清楚，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班禅大师的灵童最后的选定是中国政府要定，因为这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北京的态度很明确，班禅喇嘛的转世认定必须遵循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承认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可是在恰扎仁波切看来，既然是遵循“历史定制”，无疑只有藏人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才有最后决策权。 英国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在《寻访班禅喇嘛》中记述道：恰扎仁波切在会上说，如果不能由达赖喇嘛来认定转世，他本人将辞去寻访小组的职务，让中方自己去处理这件事。 北京和达赖喇嘛究竟谁拥有灵童转世的决定权？什么才是转世认定的“历史定制”？ 从公元13世纪转世制度创立以来，转世始终是藏人内部的事务；各教派也逐步形成了一些既定的宗教仪轨。 艾略特·史伯岭：“有时候是前一辈喇嘛写下，我的下一辈是在哪里出生的，是什么样的人。”

达赖

阿嘉仁波切：“还有一种是去看神湖。我们拉萨不是有拉姆拉错神湖嘛，会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现象。还有一种是有些住持，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尤其是跟他有佛教上弟子和师傅、师弟关系的这种传承师傅来定。”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400多年，直到公元18世纪初，崛起的满清王朝渴望将势力扩展到西藏；而此时的西藏，内部群雄割据，外族虎视眈眈，也急需大清帝国的保护。 从1720年起，满清朝廷几次派兵帮助西藏赶走外族入侵，并借由出兵的余威，开始在西藏驻军并设立驻藏大臣。至此，千百年来遗世独立的西藏在事实上被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此后，特别是在乾隆年间，身为“保护者”的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各项事务的控制，其中包括喇嘛转世事务，成为控制者和统治者。 不难看出，中央政府的介入并非出现在转世制度的源头，历史定制本就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介入喇嘛转世事务代表的是一个被伤害的弱小民族一段屈辱无奈的历史。 *和达赖喇嘛密信联络* 公元20世纪末，一个声称“解放”了西藏“百万农奴”的强大政权同样想要左右这个民族的信仰。 在这场政治与信仰的较量中，恰扎仁波切选择了后者。他开始派信使从西藏到印度暗中和达赖喇嘛联络。他发誓，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班禅喇嘛，哪怕为此搭上自己的性命。 达赖喇嘛：“有一个和恰扎仁波切关系密切的人，还有另一个人，他是一位流亡藏人。他回西藏，他们两个有机会见面。他捎信给我，告诉我他们在做什么。” 1993年2月20日，恰扎仁波切在写给达赖喇嘛的密信中说：“我们现在处在别人的强行控制下，如何联系，请予指示。” 1993年8月，他又写信说：“望昭示班禅灵童的特征、父母、方向等等。” 根据中国官方文件，这一来一往的书信共计近30封。 另一方面，北京也在通过自己的渠道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络。△ (转自美国之音，所有图片翻拍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