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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陽封控親歷者：差一點就登上那輛「死亡轉運大巴」
2024年12月14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新冠疫情封控期間，貴州轉運大巴翻車事件造成27人死亡，震驚全國。當時身在貴陽的劉默迪就在這場「生死劫」中與死神擦肩而過。這也成為迫使他決心「潤」出中國的「最後一根稻草」。疫情封控期間，他有怎樣的經歷？又有哪些體悟和反思？
「當時想起來還很後怕。對於他們來講可能就是一個動動手指頭，可能我要麼就上車，要麼就不知道了。」2022年9月18日，就在貴州轉運涉疫人員的大巴發生側翻的那個夜晚，劉默迪差一點就登上了那輛「死亡巴士」。
「如果碰到被轉運，我也沒有能力去反抗」
來自東北的劉默迪曾常年和家人生活在江蘇，但疫情期間，他恰好獨自在貴陽工作了兩年。就在當地因疫情而嚴厲封控期間，貴陽市為執行高層下達的三天「社會面清零」指令，在9月17日連夜對多個區的疑似感染與密接人員執行轉運。
劉默迪回憶説：「當天下午就説，15樓發現了一個密接，需要轉運隔離。我們就很擔心，因為我就住26樓。當時已經挺晚了，然後羣裏有人説，15樓開始到20樓還是多少，要下樓。然後第二天上午，就聽説那個事情發生了。」
劉默迪談到，當時被強制轉運的人們來自不同區域，被拼湊在同一輛大巴上。但是當他們舉家登上那輛大巴後，面臨的卻是「萬劫不覆」。事發後，除了當時在微信羣裏轉發的信息，劉默迪發現，網上搜索不到任何相關信息：「包括這27個人，他們代表的這個家庭後期得到哪些處理，什麼都不知道。而且以當時的狀態，也沒有辦法過多的去問。」
貴州轉運大巴翻車事件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傷。這一慘劇激起了全國民眾對於「清零重於人命」的極端防疫政策的不滿和憤怒。很多人説：「我們都在那輛大巴上」。劉默迪的貴州朋友們第二天就給他打電話説：「如果大白敲門要讓你上大巴或者轉運，你就打死都別去。」
貴州轉運大巴
但劉默迪説這不可能:「如果真是我碰到這個要求被轉運的話，其實我也沒有任何能力去反抗，去保護自己。因為當時不光是中國的政府以及他們僱傭的這些大白，包括我的左鄰右舍，他們都會極力的把我趕出他們的這個環境。」
劉默迪表示，當時的情況是人人自危：「在任何一個行政轄區內，只要出現任何一個疑似病例，就像一顆炸彈在人羣當中爆炸一樣，會讓當局者，也會讓身邊的所有人都草木皆兵，都會視你為洪水猛獸。」他説，在當時苦難的環境下，人與人之間很少有真正的人文關懷，都害怕別人影響到自己，因為沒有任何公權力能保護他們，只能靠自己。
在解封之後，劉默迪第一時間就辭職，回到了江蘇。
疫情期間的瘋狂：無所不用其極
回首三年疫情及封控，很多事情都讓劉默迪至今難以忘懷。他説：「當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孩子在江蘇上幼兒園的時候，老師要求每個孩子必須打疫苗。但是當時我們都聽説這個疫苗並沒有經過一定週期的臨牀試驗，然後老師在家長羣裏發信息，每個孩子必須打，這個是『政治任務』。」面對這個「政治任務」，劉默迪和妻子反覆和幼兒園溝通，想盡一切辦法拖延不給孩子打疫苗，最後甚至直接表示，如果非打不可就讓孩子退學。最終，他的兒子成為該幼兒園唯一未打新冠疫苗的兒童。
在疫情期間，劉默迪也深刻體會到了什麼叫寸步難行。當時，他是一家服裝企業的高管，必須經常乘坐飛機、高鐵去參加每一季的訂貨會。在貴陽尚未實行居家隔離時，由於拒絕打疫苗，他的健康碼長期是黃碼，幾乎無法出行。他説：「迫於無奈，因為一邊要工作，又不想耽誤公司的事情，我打了一針（疫苗）。因為如果不打這一針，不光我自己自身的出行受影響，整個公司都沒有辦法正常的上班，必須要關停。」
就在貴陽啓動疫情封控的那天，劉默迪親眼目睹了大白鎖住了他們那層樓的安全逃生門。他和大白據理力爭，指出如果樓層內有心臟病人或者糖尿病人，需要去醫院透析，或者有孕婦等怎麼辦？大白的答覆卻是：「那個不是我負責，跟我沒有關係。」
劉默迪認為，各地當時對於疫情的管控就是像在抓GDP，或者是在計畫生育期間的「百日無孩運動」一樣，變成了一種政治正確，手段則無所不用其極。其間，更發生了很多令人髮指的事情：「甚至我在被隔離的時候，還聽説我隔壁樓裡面的女孩子為了拿物資，大白逼迫這些單身居住的女孩子與其發生性關係，作為一種勒索。」
「他們活在那個謊言當中很舒適」
針對當局採取的「清零封控」做法，劉默迪認為，這並非簡單的為了防疫，而是與習近平連任和為二十大保駕護航，以及對全民的服從性測試都有很大關係：「如果真是為老百姓的話，也不會突然宣布封城，也不會突然宣布解封。因為突然封城造成了很大的人道災難，突然解封則造成了更大的人道災難。我聽説解封的時候，很多大城市的火葬場人都燒不過來，屍體是堆積的。」
劉默迪説，雖然現在已是科技昌隆的文明社會，但是中共的治理手段還是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沒有任何進步：「現在跟大饑荒的時候，村口站著拿槍的衞兵、要就地餓死沒有任何區別。就是你可以在疫情封控期間死在房間裏，但是你不能給中共添麻煩，不能給境外遞刀子。」
他認為，只有在這種非常極端的情況下，中共的真面目，包括中國人權情況到底如何，才能明白無誤的讓每個人切身體驗到：「但是以我的親身經歷來講，我身邊認可中共政策的人大有人在，儘管他們自己是受害者。」
劉默迪發現，很多人至今仍被當局洗腦，認為在全世界，只有中共當局保護了老百姓3年，歐美國家則很快就被疫情打敗，任由其發展；對於貴州大巴事件，他們也認為是一種意外偶發事件：「他們會説十四億人，發生這個事情難道不很正常嗎？」
劉默迪指出，中共的信息封閉，加上愛國、愛黨的宣傳及民粹主義，已經把很多中國人變得愚昧、無知而且盲目自信：「他們當中絕大部分人可能連護照都沒有，也沒坐過飛機，更不用説來沒來過美國和國外。但是他們有一套自己的説辭，能夠讓自己自洽。他們活在那個謊言當中很舒適。」
舉家「潤」美：「我只不過是想離地獄遠一點」
70年代末出生的劉默迪説，很早以前他就看清了中共，認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和怎樣的政權之下。疫情是他有生以來唯一切身體驗過的重大社會事件，也促使他加快了離開中國的行動：「它可能（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劉默迪舉家「潤」美的時候，正值中國的深圳日本學校男童遇害之後不久。在大陸的親身體驗，讓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在洗腦教育的環境下長大，成為犧牲品：「我舉家來到美國，其實我並不是認為美國任何方面都好於現在的中國，我也不認為美國是天堂，但是我只不過是想離地獄遠一點。」
他強調：「我只是希望能夠自由，而不像在疫情期間處處都被人制約，處處寸步難行。因為在我看來，疫情一定不是中共的最後一場運動，未來還會有很多場。我也不認為中共會很快倒臺，因為在國內有太多人一方面是他們的既得利益者，一方面是他們的擁護者。」
劉默迪表示，他寧可在美國撿垃圾，也不會願在中國過所謂「中產階級」的生活：「因為對於我來講，自由就是所有。」△（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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