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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倫訪華：試圖遏制一場經濟戰爭
北彥
【人民報消息】對比一年前耶倫的訪華，剛過去的一週對美中關係意味著什麼，美國財長耶倫肩負著怎樣的使命？
從耶倫訪華前夕以及在廣州和北京的聲明來看，皆與美中兩國根本利益相關。但是，在俄烏戰爭持續期間，在中國外交日益封閉、美中外交溝通日益困難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后的兩年里美國政府重要官員如此堅持不懈地展開對華外交，不僅有幫助於理解美中關係正在發生的重大轉向，以及事關各方對地緣政治和全球化的未來預期。
從經濟和平到經濟戰爭
一年前耶倫訪華之際，北京正處於新冠疫情後明暗不定的政局。這種明暗不定既包括美中關係，還包括北京對國內經濟和社會局勢的認知混沌，對歐洲以及俄烏戰場局勢都處在懵懂狀態，似乎完全不掌握疫後天下大變的情況，還陶醉在東昇西降的歷史主義幻覺中。
所以有一些專家將上次耶倫訪華看作美中關係重啟的關鍵，就是透過繼續強調美中維護正常經濟關係的重要性，保持一種經濟和平(Pax Economica)，以此維繫美中關係在最低限度的穩定，幫助疫後的中國逐漸重新認識世界，進而維持印太地區的和平。
雖然觀點聽起來比較老套，加上歐洲對俄羅斯綏靖政策的失敗——2008年俄入侵南奧塞梯後，歐洲繼續與俄羅斯進行能源合作，並未阻止2014年、2022年俄羅斯兩次入侵烏克蘭。這種觀點卻是華盛頓近兩年來的流行思路，作為美中間尋求緩和的現實主義理論基礎。然而，耶倫去年訪華後的一年間，國際輿論再次大變，也讓耶倫今次訪華背上了新的使命。這恐怕是那些統一國內輿論又無視國際輿論的中國統治集團所無法理解的。
在2024年初中國正式提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概念後，隨著比亞迪「白船」到達漢堡港，國際社會陷入了中國正在發動經濟戰爭的擔憂。一方面，擔心中國傾銷這些綠色產品可能引發工業海嘯，耶倫此次訪華重點之一便是勸告中國停止輸出過剩產能，保衛美國工人的工作；另一方面，則是中俄經濟合作的加深，支撐俄羅斯的戰爭機器，將俄烏戰爭無限拖延下去，抵消了北約是烏克蘭的援助。
自2016年美中貿易戰以來，美中經濟關係先後經歷了報復性關稅、脫鉤論、小院高牆、競爭性合作等模式的試錯，中國方面也從一帶一路到東升西降，其間還經歷了拋出“2025發展綱要”卻在招致廣泛懷疑後撤回的爛尾，最新的“新質生產力”計劃仍然強調發展製造業，特別是新能源為主體的製造業“出海”，繼續中國對全世界的傾銷模式。除了用「經濟戰爭」形容這種破壞全球經濟秩序、嚴重威脅現有國際秩序也可能自取滅亡的盲目決策，再找不到其他適當的概念。阻止這場經濟戰爭成了耶倫再次訪華的主要使命。
“我也可以談”
既然是戰爭，那就意味著雙方都不會輕易投降或妥協，耶倫此次訪華到底能取得多少成效是外界關心的問題，譬如，她如何能以經濟和平的方式阻止經濟戰爭？
對耶倫來說，她的談判重點在於勸阻中國產能輸出、並轉化為中國內部的製度改革。但她所面對的，卻是一群剛在美國企業家面前信誓旦旦聲稱絕不改變體制的中國核心領導階層。對他們來說，除了產業調整，不願意對分配體系、勞動制度、和福利體係做出實質調整，他們把這些圍繞勞動和消費主體也就是人民相關的社會改革都當作命根子一樣而不願意動半分。
即使在布林肯和奧斯汀的訪華議程中，布林肯將強調的中俄關係、奧斯汀強調的南中國海局勢以及台海關係等，可以想見，在同時舉行的北約峰會、日美峰會和美澳日菲的南海演習背景下，中方勢必繼續保持強硬姿態，不願意做出任何有關根本利益的交換，卻毫不在意冒犯北約、美國和菲律賓等國的核心利益。這種不對等的認知，注定了中方難以妥協，這場經濟戰爭也將長期持續。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從耶倫訪華的幾天對話中看到一些正面訊號。中國的新舊經濟主管官員表面上都原則性接受了耶倫提出的談判建議，從何立峰到李強都釋放出久違的合作訊號。似乎，即使頑固、僵化如滿大人的北京菁英們，仍然是可以談論的。這為美中關係的穩定和經濟和平都創造了空間。
這是因為一向鴿派的耶倫此番出人意料地放出狠話、做了強硬威脅，還是因為布林肯和奧斯汀即將帶來更具對抗性的談判問題，而令北京不得不在經濟議題上服軟、至少做虛與委蛇狀？
致命的缺陷
一個合理的推測是，北京面臨著召開「三中全會」的巨大壓力，如何形成一個能被廣泛接受卻又不動及根本的所謂「重大改革方案」已經困擾了中國領導人半年多。對三年新冠疫情期間發動「動態清零」給人民帶來巨大痛苦、給國際社會帶來巨大動蕩的中國領導人來說，他的政治地位遠非外界想像的那麼鞏固，面臨著一個對國家領導人來說可能算是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他在過去十二年裡不僅消滅了體制的韌性、也是中共的活力，讓這個體制越來越僵化，而且已經自我閹割了對未來的想像。理論上，正是這種想像力的喪失，才會驅使他們重拾過去二十年的海外傾銷模式、繼續以製造業為綱，並且陷入外界批評的「科技烏托邦」幻覺之中。那是他們對未來剩下的唯一的想像，如同劉慈欣創作的《三體》一般乏味，後者同樣代表了中國工程師治國者貧乏的想像力。
這種想像的貧乏，或許才是中國當下政治的致命陷阱。他們不僅閹割了知識分子和人民的自由和創造力，也閹割了自己的大腦。這種充斥虛無主義的政治決策和體制，在歷史上，無不最終導向自毀，如同日本、德國發動大戰前夕的狂熱背後的虛無主義動力。
或許因此，當這些虛無主義精英們不願意走出去，寧願坐在釣魚台等待美國官員來朝，即便他們口頭上如何抵制所謂教師爺，也不得不受制於遠道而來的美國同僚們對世界未來或者風險的分析。資深經濟學家和聯準會主席出身的耶倫，面對缺乏留美背景的中國新一批經濟官員，也有著足夠的話語影響力，無需布林肯和奧斯汀在俄羅斯、南中國海問題的敲打。
這種相較於中國商品傾銷而言的外交溝通，在中國古話裡，叫外來的和尚好念經，而在中共熟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史中叫作「哲學的貧困」。曾幾何時，北京大力鼓吹的「偉大鬥爭」就此陷入了馬克思曾經批評的「貧窮哲學」陷阱。從長期來說，這種貧困或許還會繼續產生非理性的決定，但是在曉以利害的面對面交流之下，貧困的人們暫時得救了。對這些經濟官僚來說，他們唯一的恐懼就是美中經濟脫鉤，對中國、對他們都意味著災難。這是他們和中國領導人的差別。而後者單方面發動的經濟戰爭，也就是新質生產力戰略，在歐美社會即將展開的激烈對抗後，或許很快又將爛尾，成為中國無數次爛尾工程的最新一個。
在這個意義上，耶倫以她的財長身份，為了遏止一場剛發動的經濟戰爭，做出了絕不妥協的努力。相較於慕尼黑協議對納粹德國冒險的鼓勵，耶倫正在改寫歷史。
（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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