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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男童遇襲加劇日中關係緊張：在華日本人社群恐慌日企恐撤離加速（圖）
 | 深圳日本人學校外。2024年9月18日，該校一名10歲日本男童在前往學校的途中被歹徒用刀襲擊後身亡。（2024年9月20日，受訪者A君提供/VOA） |
【人民報消息】本週三(9月18日)，一名10歲的日本男孩在中國深圳日本人學校外遭遇一名44歲中國男子持刀襲擊，不幸當日身亡。這一事件不僅引發日本首相及外相的強烈關切，還引起了在華日本社區的恐慌，部分日本企業可能因此加速撤離其員工及家屬。
據美國之音報導，在深圳生活五年的日本創業家A君(應受訪者要求使用化名)對此事件深感震驚。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難以相信如此恐怖殘忍的事件會發生在深圳。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我一直以為深圳是一個非常和平的城市，尤其是(日本人學校所在的)蛇口區，我曾認為那裡是最富有及安全的地方。因此，這次事件讓我和居住在深圳的日本人都感到非常震驚。現在，這件事也影響到了我的心理狀態。我剛剛去了蛇口現場，和住在那裡的日本朋友聊天時，大家依然感到心痛。這就是我們目前的狀況。」A君說。
A君並非因受雇於日本企業而來到中國，2019年，他獨自來到深圳創業，曾認為這裡是一個自由且安全的城市。然而，這次事件對他的信心造成了深刻打擊。
「舉個例子，如果我在街上與日本朋友大聲交流，雖然99%的人都是好人，但那1%的壞人會怎麼對我，我根本無法判斷—他們是想打我，還是要殺我。所以，現在在街上我不敢用日語交流，這對我影響很大。」
長期觀察日本文化現象的商業及法律顧問福澤喬(Joel Fukuzawa)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也注意到在中國的日本人社群間人心惶惶。
他說：「日本學校不僅在深圳，在中國的多個城市都有。襲擊者鎖定那名孩子的原因是他背著日本學生常用的皮質書包，一眼就被識別為日本人。因此，現在在中國的日本人社區中，大家互相提醒：小學生外出時，盡量避免背日本國內常用的書包，以減少被辨識的風險，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
今年6月，在江蘇蘇州，一對日本母子在日本人學校的校車站遭遇一名中國男子持刀襲擊，隨車的中國籍女性在阻止時不幸遇難。儘管日本政府多次要求中方保障在華日本公民的安全，但中方至今未採取明顯的措施。
中共官方進退兩難
事件發生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外務大臣上川陽子發表罕見的強硬言論，稱該行為「卑劣」，並要求中方做出解釋。日本外務事務次官岡野正敬也緊急召見中共駐日大使吳江浩，表達「嚴重憂慮」，要求中方加強對日本人學校周邊的安全措施。
然而，中共外交部僅在19日的例行記者會上由發言人林劍對此事表示「遺憾和難過」，並稱此案屬於「個案」，「類似事件在任何國家都會發生」。20日，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拒絕對此事作進一步評論，並否認事件與中日福島核廢水排放監測合作有任何關聯。
對此，福澤喬的觀察則認為中共官方目前進退維谷。他指出，「中共所顧慮的並不僅是與日本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國內的情緒。中共官方不能對這件事件說聲對不起，因為這樣實際上是在給過去的反日教育一個大嘴巴。無論如何都不能放下身段來處理這個問題。」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員飯島佑美(Yumi Iijima)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蘇州和深圳的事件是否與反日情緒有關。然而，中共當局在某些方面製造的民族主義情緒過於激烈，帶來了極大的危險。
前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表示，中共政府應在中國人民中普遍的反日情緒發揮積極導正視聽的角色。他在日本《讀賣新聞》發表文章就深圳事件發表評論時指出，中共當局應刪除在中國社交網路上充斥的關於日本學校的惡意和誤導性視頻。
飯島佑美進一步說明，深圳事件的動機和背景尚未明確，例如該事件是否針對日本人(或外國人)或是蘇州事件的模仿，而中共當局方面應對事件進行透明問責。目前在信息有限的情況下，難以消除日本民眾日益增長的擔憂。
6月所發生的蘇州事件促使日本駐華大使館重新審視學生上學的安全措施，而日本外務省在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請求中撥款約3.5億日元，以加強在中國的校車安全。
飯島佑美表示，針對這一事件，保護在華日本國民的工作將持續加強，相關企業也可能重新審視其措施和政策。為了避免對中日關係造成重大陰影，中共方面需要真誠回應，而中日之間的溝通將變得更加重要。
日本企業或加速撤離
中國經濟下行，反日情緒逐漸成為民間情緒的出口。A君回憶說：「中共政府在經濟不景氣時，每次都是用這種(反日運動)方式來解決國內問題。我在2011年在北京留學時，正值美國的雷曼兄弟危機，中國經濟同樣受到影響，整體狀況並不樂觀。為了轉移公眾的注意力，中共政府讓國民回顧中日曆史『不忘初心』，然後讓他們發起反日運動。」但A君強調，雖然2012年和現在的情況很像，「但最大的不同在於這次涉及到殺死日本人，這是完全不同的層面。」
目前，中國約有10萬名日本居民，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日本人居住國。儘管中國吸引了大量日籍人士及其家屬，但自2012年日本在華人數達到15萬的高峰後，這一數字持續下降。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飯島佑美表示，隨著近年來日本公民因間諜指控遭到拘留，以及日本企業在華經營不景氣等因素，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擔憂在華的安全與風險。蘇州和深圳的事件加劇了這種不安，部分日本企業也開始重新評估員工的安全措施。
事件發生之後，日本松下(Panasonic)集團也宣布將讓日本員工及其眷屬，可申請暫時返回日本，公司負擔其費用。而多家日本企業，如東芝公司與日本汽車大廠豐田也呼籲在中國的員工要保持警覺注意安全。該事件是否會影響日本企業加速撤出中國，值得後續觀察。
福澤喬認為，日本企業撤出中國應分為製造業和服務業兩個層面來觀察。他指出，製造業在新冠疫情和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已經持續撤離中國，轉向中南美洲或印度等地區。
「日本男童被刺身亡的事件一定會加速製造業的撤離。這也是為什麼像松下這樣的公司採取行動，因為在當地他們已經難以獲得更多利益。隨著中國汽車進入電動化、電動車時代，日本汽車產業被中國其實是追著打。對他們來說，留在中國毫無益處。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然只有選擇撤退。」
然而另一方面，服務業則不會撤出中國。福澤喬舉例說，像是宜德利在中國正開設第100家分店，大部分的產品都在中國製造，已經實現產地直銷。而像是壽司郎或丸龜烏龍面，雖然偶爾受到反日抵制，但事業仍是蒸蒸日上。
但他也表示，雖然日本服務業會留下，但如果中國的反日情緒繼續高漲，服務業的撤離速度可能會比製造業更快，風險也相對較小。
A君則預測，隨著十一假期臨近，將會有更多在華日本員工趁此機會返回日本，尤其是攜帶家屬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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