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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官员能为中国带来希望吗？
吴国光
【人民报消息】年底是中国官场的升官季节，到处“新星”璀璨。在官员老化严重的背景下，随著习近平第三任期的纵深展开，中共正在加速提拔一批较为年轻的官员。其中的领跑者，是那些走上了厅局级领导岗位的1980年代前半期出生者和已经主政县市的1980年代后半期出生者，还有1990年代出生的个别县处级官员。
资料显示，这些年轻官员成长于中国经济繁荣时期，许多人拥有精英教育经历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背景。那么，随著这些人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掌握更高的权力，他们是不是有可能改善治理，因而改善民生，乃至改善民权呢？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长久以来，在对中国政治的观察和分析中，有一种强调官员知识背景的倾向，总认为官员们越是受到过良好教育，他们就越有可能把中国带上现代化之路。本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官员个体素质的改善并不能决定一个政权是不是可以为民谋利。相反，如果人们总有那种期盼政治“新星”的集体意识，政治的改善反而难有希望。
“假博士”掌权是笑话，真博士当政就万事大吉？
的确，1970年代末，中共提出所谓“干部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这是和当时转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施政路向密切相关的。近半个世纪之后，现在这批年轻官员，教育程度和知识准备更有了大幅提高。分析相关资料，可以看到他们具有明显的学历优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24年底成为正厅局级并有相关个人信息披露的75名中共官员中，有硕士、博士学位的至少63人，占84%；其中有博士学位的35人，占近47%。除两人是从中共党校获得硕士学位外，他们的学位均来自正规大学，而且其中80%来自名牌大学。
这与目前在位的中共权力精英形成了对比。后者的教育经历往往水份不小，好多是所谓“真的假博士”或“假的真博士”——引号里的这两个说法究竟有何区别，很难弄得清楚，不外是说，博士学位是真的，得到博士的人有没有真去读这个学位那就天知道了。也许就是因为看不得这种以假充真，国人往往把中国当今施政的弊端归结为某位领导人的学历水份，常常以“小学毕业的博士”来讥讽之。反过来，这种诟病的背后，似乎也蕴含著一种心理期盼，那就是：如果真博士上台，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我当然不想为“小学学历的博士”辩护，但是，中国政治的根本弊端显然并不在于领导人不是真博士，也不在于中共干部们的学历水份大。实际上，当官的可以一天博士课程没有读过就成为博士，干部们借助权力地位就可以混出水份很大的学历来，这不过是这一政治体制深层弊端的小小表现而已。在专制制度下，人们不得已而以嘲讽的方式避重就轻批评领导人的学历，对此我理解而且同情。但是，如果因此把中国政治的问题归结到这里来，认为换上学历辉煌而扎实的领导人就好了，只怕不是欺人也是自欺。
关键不在专业知识，而在制度安排
中国曾是一个有著上千年科举传统的社会，这无可避免地流传下一种科举情结。中国也是一个有著不止千年的人治传统的社会，对于“明君”、能吏、“青天”、“新星”的期盼也是古已有之。犹记1980年代，一部题为《新星》的小说曾经走红，而且被标识为“改革文学”，已经显示出人们对于优秀官员的推崇远远多于对制度变革的向往。就此而言，当年的改革终于难成正果，也不是没有深层文化心理原因的。
至于当今这些“新星”们，在傲人的学历之外，更有红得发紫的政治履历。前述75人，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共，其中80%以上是在20岁出头就入党的，甚至还有10人在20岁之前就入党了，至少6人18岁入党，当时还是高中生。插一句：唯一的非中共党员属于中国致公党，名字叫作王延轶，2020年新冠大疫情起始时很有名，因为她就是疫情起源地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长，据说是因专业成就突出而从37岁就坐上了这个正局级职位。那么，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能够这样得到中共党组织的青睐呢？我这样问过周边的朋友，他们的答案很负面，说：那往往不是官迷心窍的家伙，就是吹牛拍马的内行，或者干脆二者都是，官迷与拍马相辅相成。
我倒也不敢说得这么绝对，但朋友们的看法显然也是从中国的实际经验中得出的。至少可以说，如果这些新星们必须在所谓的中共党性与为民谋利的善政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们会和那些假博士们一样首先选择党性，也就是选择个人宦途，甚至不惜为此牺牲民众利益。我不否认，在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中，技术官僚无疑比“土八路”更有能力。但是，能力强的人就一定会比能力弱的人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力来解决社会矛盾、推进民众福祉吗？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单靠官员能力的提高，能够保障民权也改善民生吗？其实，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有真学位的人并不少，光是“航天少帅”类的人物就有好几位，我不敢说这些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能力不强。但是，他们也许能把习近平交待的任务完成得不错，但有什么可能去改变或制约当今忤逆民意的治国路线呢？△（转自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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