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一、「一打三反」運動的實質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一講當中，我們談到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血腥殘酷。在今天這一講，我們則要談一談另外兩次大規模鎮壓運動，也就是「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 1970年1月31日，經過毛澤東的同意，中共中央發出了周恩來主持起草的文件《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以上三份文件合在一起，從而構成了一場名為「一打三反」的運動。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運動當中所說的「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實際上都是虛，所謂「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才是實。死於這場大屠殺的人，大都是被貼上了所謂「叛徒」、「特務」、「反革命」標籤的人，針對的對象則主要是有政治思想的思想犯。在這場大規模鎮壓中，約有15萬—20萬人被殺害，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數更是達到了約200萬人之多。 「一打三反」運動在屠殺的規模上雖然不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但也十分之恐怖。「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更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是1966年5月到1968年7月間「兩年文革」的一種延續，屠殺的主要對象包括所謂的「黑五類」，以及各地慘遭鎮壓的造反派，這場運動使「兩年文革」後的新社會秩序在大量屍骨上建立了起來。「一打三反」運動，則可以說是一場在這種新社會秩序建立起來以後，展開的大規模所謂「殺人立威」。在1970年1月31日周恩來起草的那份通知中，就有這樣一句殺氣騰騰的話： 「對於那些氣焰囂張，罪惡纍纍、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 於是，隨著「一打三反」運動的爆發，又一場人頭滾滾的大屠殺拉開了序幕。這場運動和「清理階級隊伍」一樣，也是遍及了中共治下的各地，帶來了又一場腥風血雨。 二、大量思想者慘遭殺害 在北京市區，「一打三反」運動持續到了1970年底，公開數字顯示在這場運動在當地一共所謂「捕獲」了約5775名「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壞分子」，「破獲「約3138件」反革命和比較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發現了6200多起貪污盜竊和投機倒把的行為。其中，有相當數量的人遭到殺害，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文革思想犯遇羅克。在文革初期，當時是北京機器廠學徒工的遇羅克曾寫過一篇名為《出身論》的文章，反對老紅衛兵的「血統論」，強調個人通過努力獲得權利。他的這種觀點，實際上不但在激烈反對著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老紅衛兵，也在反對著主張將人劃為「紅五類」、「黑五類」等不同類別的毛派，這使他遭到了中共各派的一致迫害。1970年3月5日，時年僅僅27歲的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宣判大會上，被身挂大牌子，「宣判死刑，立即執行」，慘遭槍殺。他可以說是「一打三反」運動中遇害思想犯的一個典型代表。 在北京之外，「一打三反」運動往往進行的時間要更長，一直到1972、1973年間，中共中央才收到了這場運動所謂「勝利結束」的相關報告。在這場運動中，中共中央將原本屬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審核權下放到了省一級，有些省又進一步下放到了縣一級，被判死刑的人都像遇羅克那樣被「立即執行」。於是，在這種死刑審核權下放、死刑立即執行的恐怖氛圍下，大規模處決、增加處決數字就成了達成運動指標的一種方法，從而造成了大規模的殺戮。 南京的一位「一打三反」大屠殺倖存者方子奮，曾用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這場運動當中的恐怖： 「在公判大會主席台上，當主持人宣讀死刑判決後，我記得身旁那11位被綁得面孔紫黑的受難者們臉上的那種憤懣、痛苦、恐懼、無奈、絕望的神色； 「從主席臺押往刑車停放處的通道上，受難者們因為捆綁過緊、難以呼吸而發出的那種不忍卒聽的呻吟，那已經不屬於人的聲音，完全是一種動物被宰殺前從喉嚨裡擠出的淒慘低嚎； 「刑車緩緩行進的遊街示眾途中，街道上空迴盪的那淒厲的警笛，正在向整個城市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個聽者的神經； 「那插入受難者頸背高高豎起的11支白色亡命標牌，隨著車輛的顛簸在輕輕搖曳，就像地獄中伸出來的天線一樣，它們正在向人世空間發射死亡的信息； 「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臉上那種混合著驚悸、恐怖、疑慮的神情，刑車經過之處人群中發出的那種由驚呼、嘆息、竊竊私語匯成的低頻聲浪……」 三、「無厘頭」的「清查五一六」 另一場運動「清查五一六」，它的源頭則是顯得非常之「無厘頭」。這場運動的起源，要追溯到1967年夏天。當時，文革正在進入它的第二個激進高潮，周恩來也成為了一部分造反派的攻擊對象。1967年5月底，北京鋼鐵學院學生張建旗等人成立了造反派組織「五．一六兵團」。6月2日，張建旗貼出了一封題為《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的大字報，一連提出了質問周恩來的二十三個問題。6月30日至7月1日，一批反對周恩來的各校造反派學生組成了規模更大的反周組織「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在北京外語學院召開第一屆代表大會。在這之後，這些反周的「五．一六兵團」小將們將行動升級，於1967年8月8日、9日在北京各地廣泛發放傳單，表示「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叛徒」，北京也出現了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和標語。 在當時的第二次文革高潮中，周恩來雖被攻擊，但沒有被打倒。隨著這次文革高潮的降溫，五一六兵團的骨幹也很快就遭到了逮捕。本來，這件事看上去已經是結束了。然而，在1969年，這件事情又被中共高層提了出來。在這一年的一天裡，毛澤東在有關北師大的一份報告上曾作出這樣的批示，說：「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同年6月28日，周恩來在對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談話中，這樣說道：「『五．一六『是利用1967年發表《5.16通知》搞起來的，他們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9月份發表文章點「五．一六」是反動組織，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連，小報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發現了，矛頭不對。原來後臺就是王、關、戚。起頭，我們想分化他們，把戚本禹分出來，實際上他們是一夥。」這樣，所謂「五一六」就和早已經被打倒的王力、關鋒、戚本禹聯繫了起來。 接下來，在1969年8月14日，江青在對一些文藝工作者講話的時候，又對「五一六」的定性進行了加碼，說道：「『五．一六『是個反革命組織。他們的後臺楊、余、傅，還有混進中央文革的壞人王、關、戚。這六個人一方面打著人民解放軍的旗號；另一方面打著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實右，這就難免有人上他們的當。」這樣，同樣早已經被打倒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被說成了「五一六」的後臺。另一毛派干將謝富治則在同一場活動中直白地說：「清理階級隊伍不能讓敵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數骨幹分子是很兇惡的敵人。不管在哪方面，我們堅決要和他們鬥爭。把『五．一六『都揪出來，一個也不能漏。宣傳隊絕不能推拖。」同樣出席了這場活動的周恩來則表示：「堅決貫徹江青同志講話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由此可見，所謂「五一六」完全就是一種口袋罪名，實際上針對的主要矛頭則是各路已經失勢的造反派。197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建立了「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李震為正副組長。根據成立這一專案聯合小組的文件規定：「在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過程中，既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就必須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一系列罪行，將它一個一個落實，而不要一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係和是否填了表格。」換言之，任何人都可能是所謂的「五一六」，不管這個人實際上在組織上有沒有參加過一共就沒有多少人的「五．一六」兵團。 很快，被羅織到了「五一六」頭上的罪名，就包括了火燒英國代辦處、「揪劉火線」包圍中南海、「揪軍內一小撮」、1967年5月13日「新三軍派」衝擊「老三軍派」演出、所謂「清華、北航黑會」、清華造反派開槍射擊工宣隊等等一系列造反派作出的著名事件。這些事件當中，有不少曾是蒯大富的手筆，也就是說連蒯大富這時候都成了「五一六」——在這種瘋狂的「清查」之下，「五一六」被安上了種種它沒做過的事，實在是使人無語至極。 一直到1974年初，瘋狂的「清查五一六」事件才告一段落。在這場運動中，又出現了數以十萬計的死者。而更為蹊蹺的是，這場運動走向終結的一個標誌，也和它的開始一樣顯得十分「無厘頭」——1973年10月22日，「五．一六聯合專案小組」副組長李震，被人發現死在了中國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熱力管道溝中，後來被中共中央定性為所謂「畏罪自殺」。然而，如果這不是一起他殺案件的話，很難想像一個人怎麼會鑽進這種地方。這就不得不引起人們的猜想：中共高層為了結束這場瘋狂的運動，將李震作為替罪羊拋了出來。△（轉自自由亞洲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