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五一」國際勞動節當天，反就業歧視志願律師團發布報告，揭示中國女性在求職、懷孕生育及職場晉升等方面仍遭遇普遍且結構性的歧視。報告指出，儘管近年來職場性騷擾治理取得初步進展，但由於相關法律缺乏可執行力、民間維權空間持續收窄，女性平等就業權利仍難以落實。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5月1日國際勞動節當天，中國反就業歧視志願律師團發布《就業反歧視法律實施報告（婦女篇）》，該報告系統梳理了近年來中國婦女在職場中遭遇的歧視問題。報告指出，招聘環節對育齡女性的排斥依舊嚴重，許多僱主因擔心「三孩政策」帶來的產假成本，不願錄用女性求職者。
廣東律師陸妙卿當天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儘管國家鼓勵構建「生育友好型」職場，但多數性別平權法規停留在指導性文件層面，缺乏可執行力：「近年來，政府開始著手推行支持措施，以營造『生育友好型』職場環境，這必然要求保障婦女等職場權利，特別是在懷孕和產假訪民，然而大多數性別立法僅停留在指導性層面，難以落地執行。」
性別平權法規多流於指導性文件
報告強調，職場孕產婦權益保障仍存在大量空白，職場「同工不同酬」「生育歧視」現象仍普遍存在。」並特別提示，儘管中共司法系統為就業歧視設立了「平等就業權糾紛」案由，但該案被歸類為人格權糾紛案件，因此導致勞動者在訴訟中需要承擔較重的舉證責任。
報告還列舉了兩起北京個案顯示，原告女性員工因懷孕被調崗降薪，儘管提出反歧視訴求，但因未能完成舉證，最終敗訴。報告批評，這一案由制度反而加劇了原本就處於弱勢的女性勞動者的維權難度。
數十起判例多數企業自行處理性騷擾
在性騷擾問題上，報告指出，部分用人單位已展現出更高主動性。在分析的33起判例中，20家企業主動解雇性騷擾施害者，其中13起獲得法院支持，認定解雇合法。
曾經在北京執業多年的劉巍律師對本臺說：「自2018年1月開始，『Me Too』反性騷擾運動不斷在中國掀起波瀾，各級婦女發起的性騷擾指控，震動了教育界、媒體界、公益圈、學術界、政治界、宗教界，例如弦子起訴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朱軍等，這些行動極大促進了中國的性騷擾防制。」
劉巍表示，2018年以來「Me Too」運動在中國引發廣泛社會反響，推動公眾對職場性騷擾問題的關注，也促使司法系統逐步加強應對機制。最高法院2022年發布的指導性案例，也為用人單位提供瞭解雇施害者的明確法律依據。
但報告也警示，在部分案件中，企業在解雇施害者的同時拖欠工資、年終獎，甚至拒絕支付合法賠償。此外，儘管部分法院已開始採信受害人證詞，但《民事訴訟證據規定》中仍存在制約受害人舉證的條款。
維權機構遭壓制倡導空間持續收窄
報告強調，近年來政府持續收緊對民間維權組織的管控，導致性別平等倡導行動遭遇重大打擊。例如女權組織「就業性別歧視監察大隊」2023年發布的公務員考試性別歧視報告，僅發布數日即被刪除，其微信公眾號亦於2025年初被永久關停。
這種對數據披露和公共討論的打壓，使外界難以充分瞭解職場性別歧視的真實狀況，進一步壓縮了婦女及其支持者的維權空間。
報告援引《中國青年報》早前報導，揭露職場女性在面試、調崗、晉升中遭遇的具體歧視案例。智聯招聘發布的《2024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則顯示，超過一半的女性受訪者經歷過性別歧視，而男性僅6.6%。
報告建議，應鼓勵工會介入，推動勞動者有權拒簽薪資保密協議，並將相關權利寫入入職文件，以防「同工不同酬」的暗箱操作。同時，呼籲各地檢察機關通過「益心為公」平臺受理更多婦女維權舉報，推動公益訴訟，強化對用人單位的監督。
在「五一」當天發布的《就業反歧視法律實施報告（婦女篇）》，再次將中國婦女在職場中面臨的結構性歧視呈現於公眾視野。有反就業歧視人士認為，在官方倡導生育、提倡女性「回歸家庭」的政策氛圍下，報告發出清晰警告：缺乏實質性法律執行與民間參與，性別平等只會停留在紙面。唯有完善制度、減輕舉證負擔、保障信息公開，才能真正為中國女性爭取到公平的職場未來。
2016年成立的反就業歧視志願律師團，由來自中國14個省份的32位律師共同發起成立。該團體致力於為遭受就業歧視的個體提供法律援助，涵蓋性別、疾病（如乙肝、愛滋病）等多種歧視類型。在新冠疫情期間，該律師團曾公開致信全國「兩會」，呼籲加強對就業歧視問題的關注和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