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中共治下的中國經濟正處在改革開後最糟糕的階段。官方敘事仍強調「高質量發展」，並拿出「十五五」規劃宏偉藍圖來繼續高唱經濟光明論，10月6日，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員學者劉孟俊在一場演講中直接打臉中共當局，他尖銳地指出從十五五到中共二十一大，中國經濟走向「蘇聯特色的日本化」的概率，遠高於「中速成長的再平衡軌道」。前者意味著安全優先持續壓縮市場功能，形成「高控制、低效率」的長期停滯；後者則需要釋放市場機制、強化產權保障與提升居民消費佔比。當前種種跡象表明，前者正成為主導路徑。 所謂「日本化」，指類似日本九十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後陷入長期低增長、通縮與僵屍企業並存的「失去的幾十年」。所謂「蘇聯化」，則指向經濟運行機制系統性對齊計劃經濟，資源過度集中於國家戰略與軍工科技，效率持續下滑，最終因內外壓力而導致經濟全面崩潰。 中國經濟當前並非純粹的其中一種，而是兩者的混合體：既有日本式的資產泡沫後遺症與人口老化，又疊加蘇聯式的安全優先、國家干預強化與創新窒息。其本質，是中共制度本身的結構化、制度化缺陷，正在把經濟推向衰落軌道。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許成鋼認為，中國的基本制度基因源自蘇聯，改革開放只是為挽救政權的權宜之計，而非真正的制度轉型，因此當前的倒退與危機，本質上是極權體制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 安全優先的制度化：從風險認知到全面約束 習近平上任後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在中共二十大後被徹底制度化。安全不再只是口頭宣傳，而成為寫入法律、人事與規劃，甚至是與經濟權重爭奪天枰砝碼的正式制度。期間，習近平當局不斷出台反間諜法、保守國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規，國安部公開管經濟，高調介入介入金融領域抓特務，十五五規劃更把「國家安全屏障更加鞏固」列為主要目標。一切社會資源動員高度集中於政治安全領域，而經濟創新則被系統性壓制。 劉孟俊指出，中國擅長「1到100」的擴散式、規模化創新，電動車、光伏、鋰電池即是代表，但這些產業正陷入嚴重產能過剩。真正的「0到1」顛覆式創新則難產。人才培育強調循規蹈矩，地方政府必須迎合國家戰略交出績效，模仿與大量復制成為安全選項。產權邊界模糊化進一步削弱民企長期投入意願。政府與民企的界限模糊，政府官員能動性被所謂的正確政績觀鎖死，創新技術人才更是被限制人身自由，比如中共近期出台的出入境管理新規，不但控制AI企業高管出境，連同他們的家屬也一道被連坐限制自由流動，這就從制度認為設置了流動性障礙。 許成鋼強調，中國的制度是從蘇聯全面移植而來的共產極權制，核心是「黨領導一切」，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即便經過三四十年改革開放，這一最基本的制度基因沒有改變：全面國有土地制、近乎全面的國有銀行制、以及對「制高點」產業的控制。改革開放引入了私有企業和市場成分，但這是在保證極權統治前提下的地方分權實驗，屬於「區域管理式極權主義」。過去的高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競爭與私企發展的意外副產品，而非中共主動設計的結果。一旦私有經濟與社會多元化威脅到政權安全，比如所謂「顏色革命」或「和平演變」，中共就會毫不猶豫地收回空間、壓制民企、強化國有主導。安全優先的制度化，正是這一邏輯的現實體現：一切以保住政權為先為本，經濟只是從屬與手段。 蘇聯經濟在戰後曾有增長，但到勃列日涅夫時期逐漸轉向高控制、低效率，資源優先保障軍工與重工業，民用部門長期落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一度「去蘇聯化」，但在習近平時代，安全壓力與意識形態回潮，中共重新強化國家主導，呈現「再蘇聯化」跡象，甚至政治上直接奔向朝鮮化。日本的「失去的三十年」雖也有僵屍企業與人口老化，但其市場經濟基礎、產權保護與法治框架仍在，最終能緩慢調整，日本沒有國企這個經濟毒瘤與公有制的體制癌症，康復只是時間問題。而目前中國人均GDP與居民收入遠低於當年日本泡沫破裂時的水平，對房地產泡沫的承受力更低，同時復辟蘇聯式國家干預，根本不是用時間換空間能解決的了的，而是死的快慢的問題。 結構性失衡：供強需弱、債務與人口的三重困境 日經調查近期預測數據顯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國GDP預估增長4.4%，連續兩個季度低於全年4.5%至5.0%目標下限。內需減速超預期，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0.4%，家電以舊換新效應減弱正在顯現。房地產持續低迷，前八個月新建住宅銷售面積年減13%，價格未止跌，投資同比大降。政府急忙出台房貸貼息政策，再次強調四層以上樓層必須加裝電梯等利好政策，試圖討好市場，但效果甚微。 財政端同樣緊縮的可怕。彭博估算，8月廣義預算支出同比下降6.7%，降幅擴大；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前八個月同比降17%。財政赤字雖收窄，但支出收縮又回頭反噬，加劇內需疲弱。官方試圖通過政策性金融工具與專項債守住目標，但「供強需弱」的分化格局實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表收縮脆斷凸顯內需疲弱是經濟內傷。近期，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顯示，全國家庭存款中位數僅8.7萬元，超74%家庭存款不足10萬，過半家庭湊不出5萬。直接打臉央行宣稱的「人均存款超12萬」。招商銀行數據顯示，居民財富高度集中，約2.65%高端客戶持有全行87%以上零售資產。普通人的錢砸在房子上，疊加房貸、消費貸與青年失業，消費主力潰不成軍。每年一千多萬的大學生就業問題尤其棘手，AI不但沒有創造出新崗位，反而讓年輕人在人機競爭中敗下陣來，消費提振永遠只停留在官方文件裡。 債務方面，已經是積重難返，宏觀槓桿率高企，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居高，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龐大，土地財政模式崩潰後，地方財政壓力巨大。習近平要地方政府在明年實現地方債清零，百萬億的龐大債務一夜清零，只能是統計清零，銀行印鈔長期稀釋居民財富買單。中共的人口出生率低迷則是不可逆性的硬約束：勞動年齡人口峰值已過，老齡化加速，生育率遠低於更替水平。人口紅利消退後，傳統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日本曾以較高人均收入與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緩沖負效應，中共則在更低發展水平上同時面對債務、通縮壓力與人口逆轉。 許成鋼特別指出，當前中國的通縮與內需不足，更接近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困境，而非日本。日本是民主憲政下的市場制度，中國則是共產極權制混雜市場成分。國有土地、國有銀行與黨的全面控制，導致「軟預算約束」：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資不抵債也不會破產，於是大膽借債、擴張，積累巨額壞賬與低效投資。這正是蘇聯式計劃經濟的癌症。私有部門過去貢獻了主要增長與就業，但中共從未真正接受私有產權，只是在政權危機時臨時容忍。如今為防「和平演變」，不惜以經濟為代價壓制民企、強化國企，結果就是債務高企、內需枯竭、效率下滑。土地、金融與關鍵企業仍牢牢掌握在黨手裡，真正的私有產權從未建立，這決定了結構性失衡難以通過政策微調解決。 歷史的輪回：從美蘇軍備競賽到到習近平AI趕超 中共正重蹈蘇聯軍備競賽的覆轍，只不過戰場從導彈與坦克轉向人工智能與高科技。蘇聯在冷戰中將GDP的12%至15%甚至更高比例投入國防，民用經濟被擠壓，技術停滯，最終因資源錯配與效率崩潰而解體。軍事負擔雖非唯一原因，但計劃經濟的僵化、創新抑制多重壓力共同加速了衰落。 反觀今日中國，習近平面對美國在AI領域的領先優勢，正把AI上升為中國國家安全與中共政權存續的核心政治指標。美國限制先進芯片出口，中國則全力推動自主可控，投入巨額資源於算力、算法與應用。這與蘇聯當年「導彈差距」恐慌下的軍備狂奔如出一轍。AI競賽被雙方視為「誰贏了AI誰就贏了未來」，在重大壓力和國家扶持的張力與雙重壓力下的中國AI企業，響應黨的號召彎道超車，紛紛搭建「誰偷了AI誰就贏了未來」模式，讓中共毫不懊惱。 許成鋼曾指出，蘇聯在第三次產業革命中徹底落後，科爾奈統計的近百項非軍事重大發明，無一來自蘇聯或俄國，全部誕生於市場經濟與企業家。中國今天的多要素生產率提升，過去主要來自引入市場與民企的制度改革與模仿，而非原創。當制度重新收緊、私企空間被壓縮時，創新動力必然枯竭。中共的「紅二代」精英視自身為權力天然繼承者，所維系的政權制度根基與崩潰的蘇聯何其相似。當前經濟狀態，在許成鋼看來，已接近蘇聯戈爾巴喬夫時期或1970年代中期——高債務、低效率、內需不足、制度僵化。AI競賽或許帶來局部亮點，卻難掩整體的結構性潰瘍：當資源被優先投向與對手的競賽，而忽略制度效率與民生需求時，短期的「突破」往往以長期的全面落後為代價。 制度化缺陷的根源：政治優先於經濟 中共經濟衰落的核心問題不在「不夠努力」或「外部封鎖」，而在制度安排本身。安全優先被寫入法律與規劃後，形成自我強化的閉環：官員避險、企業迎合、資源集中、創新受限、就業與消費疲軟、再加強安全控制。產權保護不足、法治不確定、國企特權與地方政府政治激勵、共同富裕搶劫民財共同構成結構性陷阱。 「為挽救極權制而發動的改革，在挽救極權制中結束。」中共從未設計過真正發展私有企業，也從未放棄四項基本原則。西方過去對中國高增長的樂觀，與早期對蘇聯的誤判相似，忽略了制度本質。沒有司法獨立、真正的私有產權保護與對權力的限制，經濟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 與日本相比，中國缺乏有效的市場糾錯機制與政治問責。日本泡沫後雖痛苦至深，但民主與法治允許緩慢改革。與蘇聯相比，中國有更強的市場化遺產與全球供應鏈嵌入，但意識形態左轉與集權強化正在吞噬這些優勢。政治績效倒逼官員數據造假，唱響經濟光明論加劇信息封鎖，導致信息不對稱，反過來成為高層決策誤判陷阱。 蘇聯的結局是崩潰，日本的結局是問診康復。中國的路徑，當下趨勢是一條道走到黑，唯一的變數是習近平的身體健康憂患可能會成為中共政局崩盤的導火索，大戲如何演繹，且看且笑談吧。 （人民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