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海外的林淑英迎来春天的姹紫嫣红。（林淑英提供）
【人民报消息】过去三十年来，林淑英没吃过一粒药，没上过一次医院。她从一个被病魔折磨得走投无路的苦命女子，变成了一个为他人带来希望的传播者。她常说，现在的人活得太累，在名利欲望的洪流中挣扎。而她，因为遇见了法轮大法，才真正从苦难中解脱了出来。
林淑英曾是那种最标准的、风风火火的北京女人。她天生急性子，“话到，手就到了。”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家务活儿只要她一搭手，眨眼工夫就能干得利利索索。
这种干练是苦日子里浸出来的。林淑英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北京大家庭，兄弟姊妹八人，她是最小的一个。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在六十里外的昌平农场上班，月工资54.48元，一个星期才回一趟家。全靠母亲一个人缝缝补补拉扯孩子，林淑英几乎没穿过新衣服，身上全是哥哥姐姐穿剩的。
然而，这台“快节奏”的机器，在三十多年前却早早地“锈”住了。
第一章：“冰冷”的青春与绝望
那是林淑英生命中最难熬的时期。
她像是一台处处漏风的旧设备，最折磨人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即便在北京最燥热的伏天，别人都穿背心、短裤，她睡觉却必须套著厚厚的大棉裤。否则，那双腿就像钻进了冰窟窿，冷风“飕飕”地往骨缝里灌，疼得让人想撞墙。
她还有严重的低血糖，发作起来天旋地转、恶心、浑身发麻，上班时曾坐在椅子上两个小时动弹不得。
最让她绝望的是“过敏体质”。有一次感冒去北京安贞医院，大夫给打了洁霉素，她骑车回家的路上，脸就迅速变形，肿得“跟猪一样”，眼睛剩一条缝，嘴唇翻得老高。在医院住了七天，她整整七天没合眼。那种痒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她形容：“痒得我拿指甲去抓，把皮肤划出一道道血印子，还是止不住那种火辣辣的痒。”
1997年，灾难接踵而至。她被诊断出乳腺增生“重三度”，专家警告：“不做手术，到四十岁肯定癌变。”那年她才三十六七岁。想做手术，可过敏体质让她连普通的消炎药都受不了，这手术台，她根本上不去。
第二章：一本书和一家人的福分
就在林淑英准备“认命”的时候，不识字的母亲给了她一本《转法轮》，说：“要不，你就炼法轮功吧？”
两年前，有人也给过她这本书，那时她以“工作忙”为由推开了。这一次，在生死的边缘，她捧起了书。
“一看这法，我就后悔得不行，我怎么没早看呢？”林淑英回忆道。她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病，明白了人活著的目的是要回归善良。
奇迹很快就在她的身体上显现了。炼功的第二天，林淑英走在去公园的路上，突然感觉身体轻得像羽毛，“走路就像有发动机吊著一样，脚不沾地，跟飘著似的。”
以前那些治不好的顽疾，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要命的牙疼不见了，低血糖再也没犯过，过敏好了。最神奇的是，那双夏天也要穿棉裤的腿，竟然不凉了。那个被预言会癌变的乳腺肿块，在复查中竟然无影无踪了。
林淑英的变化，成了一块活招牌。先生看到了她的神速康复，也跟著修炼了。
那时，林淑英的女儿患有严重的扁桃体炎，每个月都要发高烧，青霉素打到皮肤都不吸收了，大夫说必须摘除扁桃体，但要等夏天吃冰淇淋降温后再做。结果孩子跟著听法轮功的讲法录音，手术还没做，扁桃体炎就彻底好了。
修炼后的林淑英，精力充沛像个年轻人。家族二三十口人聚会，她这个最小的女儿成了最能干的主力。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大家玩牌时，她一个人在厨房默默洗刷。她心里没有怨言，反而觉得很快乐，因为法轮功教她要做一个“处处为别人著想”的好人。
林淑英与先生2000年在北京香山公园。（林淑英提供）
第三章：北京中轴路旁的试金石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房产往往是亲情最脆弱的防线，更是衡量一个人灵魂厚度的试金石。
林淑英兄弟姊妹多。在她的记忆里，财产曾是带血的伤痕——文革时，家里原有的五亩地被抄、十七间老宅被推倒，随后中共以不到一万元的价格强制将土地房产“征走”。这种一夜返贫的创伤，让家中的同辈人对物质财产有著一种近乎执著的看重。然而，修炼后的林淑英，却在两次巨大的利益博弈中，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考验发生在婆家。林淑英的先生是长子，当年结婚时公婆家没房，夫妻俩便一直住在林淑英家。后来婆家所在的部队大院分房，按政策，先生理应分得一套。然而，婆婆却私下找林淑英谈，意思很冷酷：这房子如果给了老大，那一直跟著老两口住的小儿子就没地方去了。
“这要是修炼前，以我那急性子，我可能真要去争个公道了。”林淑英平静地回忆。但那一刻，她看著为难的婆婆和沉默的小叔子，心里涌起的是修炼人的慈悲：如果自己占了这房，先生的亲兄弟就要流落街头，这算什么好人？她心里坦然一想：算了吧，放下。这一放，不仅平息了可能爆发的家庭战争，也让她在利益面前，第一次体会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宁静。
真正的考验，是在2011年母亲去世后。母亲在北京二环与三环之间的中轴路附近留有一套两居室，那是中心城区极其稀缺的资源。林淑英从结婚起几十年就没离开过母亲，端屎端尿、照顾陪伴，付出最多，这是全家人公认的事实。母亲走后，家里主事的小哥主动提出：“淑英照顾咱妈这么多年，这房子应该给她。”
按理说，这本是实至名归的补偿。然而，人性在巨大利益面前往往会变得扭曲。有姊妹开始背地里嘀咕林淑英：“她一直守著老太太，不就是惦记这点东西吗？这叫‘指老尖儿’（惦记财产）！”甚至有嫂子冷冰冰地甩出一句：“法律也没说不照顾父母就不能分遗产啊！”
这些话像淬了毒的针，直直地扎在林淑英的心上。换做以前的林淑英，这场架非吵得天崩地裂不可。但现在的她，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
她没有去辩解自己几十年的辛劳，也没有去反驳法律与道德的背离。她干脆利落地对全家人说：“我不要。我不能因为一个房产，让咱们这一家子争得头破血流，让亲情散了。”
她看著那些为了房产争得面红耳赤、眼神焦虑的亲人，心里没有恨，只有深深的怜悯。她想到了修炼法轮大法后领悟到的道理：人在迷中，为了这点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财产去争去斗，却不知是在拿最珍贵的“德”去交换。
“你们自己商量吧，爱给谁给谁，我不动心。”她把选择权完全交了出去。
这不是一种无奈的忍受，而是一种洞彻法理后、从心底生出的豁达。最终，这套价值几百万的房子因为林淑英的大善大忍，一直“挂”在那里，没人再有勇气为了争夺它而继续翻脸。家庭的气氛，因为她的这份气度，保持了一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难得一见的祥和与温暖。
第四章：遗言与上访
如果说利益之争是心性的磨砺，那么1999年7月20日，则是生死的考验。那天，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
作为北京人，林淑英亲眼见过1989年“六四”紫禁城红墙外的枪林弹雨，所以，她很清楚去上访意味著什么。
出发去中南海府右街的信访办反映情况的前一天晚上，林淑英把只有十一二岁的女儿叫到跟前。
“孩子，咱家的钱放哪儿了，存折放什么地方了，你记好了⋯⋯”这是一个母亲在生死未卜前的最后交代。她已经做好了“不回来”的准备。
第二天清晨，她义无反顾地出门了。她和众多上访的法轮大法学员一起，被塞进大公车，拉到了丰台体育馆。在7月的毒日头底下，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暴晒著，有人想上厕所，警察抬脚就踢。但林淑英心里异常平静：“你们开枪我也不能低头，因为法轮大法是真理。”
……
林淑英的故事，就像她走过的路，朴实却有力：当一个人选择了善良与真理，生命真的会绽放出意想不到的奇迹之花。在法轮大法中，她丢掉了那份沉重的“私”，换回的是一个轻盈、喜悦、充满希望的崭新人生。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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