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嗐，時過境遷，你們圈子裏的人歇的歇，出國的出國，你出去還能做什幺呀？"

我說："你們以爲我的圈子就那幺小，我就非得跟那幾個人搭伴做事嗎？"

聽我這幺一說，他們來了精神，問："那你的圈子是什幺呀？"

我樂了，說："凡是說真話的人，都屬於我的圈子。如果你們願意說真話，那你們也算我的圈裏人。"

他們先是一怔，隨即也樂了，說："你這個圈子也忒大點了吧？"

我說："又大又不大幺。你們不也很清楚，在咱們中國，敢說真話的人其實並不多。"

他們說："那倒也是。"接着就把話題扯開了："快過年了，給你帶了些水果。多注意點身體，身體是本錢幺。"

4個多月後的5月17日，我出獄了。出獄的當天，朋友們的車拉着我滿京城轉悠了兩個多小時，才好不容易在月壇北街找到了一家小餐館--薩斯太厲害，絕大多數飯館都關張了。很快，朋友們告訴我，要不是蔣彥永大夫挺身而出，就是再轉上8小時，這頓飯恐怕也吃不上。於是我知道，中國出了個蔣彥永，一個說真話的公民蔣彥永。當時，我心裏就認定了，蔣醫生和我是一個圈子的。以後，我又知道他就住在301醫院幹休所，離我家很近。不過，我和蔣醫生有緣直接聯繫，則已是2004年元旦的事了。

元旦那天上午，我打電話給丁子霖老師，祝她和蔣培坤老師新年好，並順便要來了蔣醫生家的電話號碼。下午，我撥通電話作了自我介紹後，問蔣醫生要了他的電子信箱地址，隨即發出了如下信函：

蔣彥永大夫：

去年5月17日我一出獄，許多朋友就爭相告訴我您用真話顛覆謊言、捍衛人民生命權的事。同年10月，我和妻子章虹回常熟探親訪友。10月16日至18日，我們在無錫張涇丁子霖、蔣培坤老師家小住時，知道了您從北京給他們去電話的事。

促使我給您掛電話的直接原因是，今天上午我和我的連襟、西京醫院普外科的薛湧嘉大夫通了話，他要我設法代他向您問好。

隨信附上3篇東西供您一閱。它們是：

1、 給何頻、高文謙先生的信2、 在全美學自聯2003年度自由精神獎頒獎典禮上的答詞3、 一生說真話

祝 新年快樂！

江棋生2004 .1.1

當天晚上，蔣醫生就作了回覆：

江棋生：

來信收到，非常高興能看到你的三篇文章。你和高文謙的對話，由於我的歷史知識太淺，我無法表態，但我很贊成這種開誠佈公地探討問題的方法。

另兩篇我讀後很受教育，對講真話這點我和你有同感，但我遠沒有你那幺從道理上說的清楚。我有一次訪問吳祖光先生，他對我說，人有一張嘴，一是用來吃東西，二是用來說話。要說話就要說真話，有嘴不說真話，只能說假話，這張嘴還有什幺用。他的這一體會是再透亮也沒有了。

我現在對所有見到我的人，總是宣傳要講真話。我們中國因爲說假話吃的虧太大了。要是大家在任何場合都能說真話，那幺中國就大有希望了。

得知你就在北京，有機會可以見見。

我的電話你已知道，可以常通電話，請告我你的電話。

蔣彥永2004.1.1

讀着蔣醫生的信，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了吳祖光先生質樸、率真、充滿人格魅力的形象。我相信，蔣醫生也一定是那樣的人。

1月6日下午，我去蔣醫生家。我所見到的，果然是一位極本色的人，一位不會讓你產生距離感的人。初次見面，他沒有寒喧，沒有客套，給我沏上一杯西湖龍井後，就談開了。從浙江祖籍到上海求學，從進京讀書到當上軍醫，從薩斯事件到六四屠城……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兩件事。一是他爲張文康"叫屈"。他說，張是奉命隱瞞疫情，因爲上面發了話，他不敢抗命。二是他決心已定，要爲六四正名發出建議書。蔣醫生的話直直白白，樸樸實實，不事誇飾，不繞彎子。我覺得，他一生所求，就是九個字：說真話，做真事，當真人。與我這些年來從一些"人士"身上感受到的不同，我從蔣醫生身上感受到的，是寶貴的公民精神和典雅的公民風範，是高尚的道德力量和嚴肅的責任意識。他是公民蔣彥永，身上沒有一星半點救世主的味道。

今年春節，我和章虹是在常熟老家過的。返京後第3天，我接到了蔣醫生的電話，要我帶上自己的物理學論文去他家。當時我心頭一熱，撂下電話就動身了。原來，上次見面時，我提到自己在獄中完成了一篇關於T變換的論文，他曾表示，他能聯繫到有關物理學家進行審閱。走在路上，我不由得想起蔣醫生多次叮囑蔣培坤老師及時就醫，並特地出面請有關專家爲蔣老師會診，蔣老師出院後他又再三過問、提醒的事。蔣醫生的古道熱腸、辦事利索，我算是耳聞親歷了。幾天之後的2月20日，我又目睹了73歲的他爲丁老師受傷的右腳去掉石膏、裹上繃帶的一幕。記得當時丁老師感慨不已、半開玩笑地說："我享受的是什幺級別的待遇呵！" 也正是那一天，蔣醫生提出要爲我找一位醫術高明的眼科大夫，以便使我的右眼白內障及時得到診治。後來，也正是蔣醫生推薦的大夫，成功地用超聲乳化技術治癒了我的眼疾。5月30日下午，我給蔣醫生去電話，剛說了一句"我的寬帶已在28日被切斷了"，電話就被掐了。過了幾分鐘，他打過來了，說："切斷電話太卑鄙、也太無能了！牙科大夫已經聯繫上了，姓孫。"還沒容我回話，電話就戛然而止。熱心的蔣醫生爲我找牙科大夫，是因爲他知道，我的獄中生活造成了槽牙普遍鬆動，咀嚼東西已多有不便。

自那以後，我就再未接到過蔣醫生的電話。從6月1日到現在，他被與世隔絕了。

但是，蔣醫生是關不住的。

關不住的原因並不是憲法中有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幾個字。關不住的原因也不是找不到任何關他的法律依據。關不住的原因更不是蔣醫生會遂了官方的心願。在我看來，關不住的原因是，面對這樣一位視良知爲生命的老人，面對這樣一位向全世界放射了奪目的人性光芒的公民，已經沒有了"核心"的執政當局，將會在繼續關他的決策之坎前，先就不寒而慄。

蔣醫生，我在等你的電話。

2004年6月19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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