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接上)

以下是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盧雪松的第二部份內容:

汪先生的勇敢宣言是與大環境的變化直接相關的


盧雪松女士 (盧雪松提供)
記者:您認為汪兆鈞先生為何有如此膽識,有如此的清醒和勇氣,直陳中國的諸般問題,包括敏感的法輪功問題,還有藍色短信的倡議等。是甚麼力量促成的?是個人的原因,還是也跟社會環境、中國時局的變化有關?是否跟民間不斷高漲的維權浪潮有關?

盧雪松:我剛剛說過,我本人對汪先生的個性與人品都非常敬佩、讚賞。從他那封公開信的文風來看,有一種朗健的風格,心態善意、坦蕩又輕鬆。因此這封公開信的發表,當然有汪先生本人的獨特個性氣質的原因。不過還是應該說,時勢造英雄,汪先生的勇敢宣言是與大環境的變化直接相關的。

雖然作為埋首案幾的一介書生,對於中國時局的具體變化和未來走向,我本人其實不甚了了。不過,在具體的生活環境中,我至少能比較清楚地感受到身邊人和事的變化。比如說,我經常在市場上接到一些寫著幾句話的紙幣,這些話顯然是令當局感到恐懼的。然而這些錢幣就那麼自然地在市場上流通著,人們默默讀了上面的話,然後依然把它當作一張正常的錢,而不視為甚麼燙手的“反標”。樓道裏也經常可看到油漆塗料刷上的一些維權標語,前些年它們會被塗掉,現在它們則多半是很自然的擺在那裏,不再會引來甚麼人的恐慌。這些變化是瑣細的、微妙的,但作為人文學者,不能不思考它對於社會進步與價值提升的意義。我想,它說明了很大的問題:在長年持續的高壓之下,由於人們長期不懈的卓絕努力,民間社會正悄然走向寬容與多元化。這些小小的變化表面上看似乎微不足道,可是聯繫到嚴厲打壓異端的紅色統治背景,這些變化實際上已經創造了奇蹟。

每一張流通中的維權紙幣,每一處靜靜展覽著的維權標語,它都在向我們傳遞一種信號:無論國家機器多麼嚴酷,堅定持守自己的內心信念,甚至以某種方式表達出來,依然是有可能的。它會給人們莫大的鼓勵,也提供給人們維護自己權利的非暴力的方式。

回顧這些年來中國大陸的政治狀況,1999年開始,政治上明顯進一步倒退,使用了很多“文革”時代才使用的嚴厲的整人手段。可那時的當權者忽略了一個問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局面必然無法收拾。壓制基本人權的狀況不僅僅表現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面。對其他精神信仰團體的迫害也進一步升級,所有不受控制的民間組織幾乎全部雕敝,直至公民的基本生存權也受到挑戰。萬幸的是,中國的民間社會尋求自治的努力並沒有被擊垮,這真是民族的幸事,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在我看來,為自己的土地、房產、工資及各種人權而頑強堅持的人們、法輪功群體、地下教會那些虔敬的基督徒們、以及各種為捍衛人權而頑強堅持的人們,他們的維權行動的意義早已超出小群體或個人的功利目的。從社會的角度,他們是在為公理而戰,他們的維權行動的後效應必然直接由這世上的每一個人來分享。從社會學角度上看,大眾傳媒似乎表現得威力強大,其實真正影響人的觀念與行為的,常常是當權者容易忽略的人際信息傳遞,它更真實、更有感染力。近十年來,中國的民間社會正蘊積起了強健的自治力量,我想,這可能也是汪先生最終有此義舉的一個主要動力。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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