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江西豐城爆發兩萬農民抗稅抗捐大暴動，當局出動兩千武警鎮壓。九九年中國示威抗議事件己超過十萬起。中國正處於動亂邊緣。

八月中旬，江西省豐城市袁渡鎮發生兩萬農民大暴動，這一事件，對以農民運動起家的中共而言，是一記諷刺的耳光，就其社會意義而言，它是當前中國社會極度尖銳矛盾可能引致爆發的信號。

袁渡鎮大暴動的起因，是由於稅收攤派過重而引起的。據當地農民表示，一畝農田平均收入才人民幣四百元左右，稅款和攤派每畝至少要交一百八十元，扣除肥料等成本，農民實際收入每畝才一百元左右，無法生活。

二萬農民衝擊鎮鄉政府遭鎮壓

今年七月間，一位農民從南昌買來一本叫做《農民之友》的書，裏面輯錄有中共中央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於是他便將這些文件複印廣爲派發。袁渡鎮政府派出公安和幹部加以阻止，認爲複印派發是「非法出版」；與此同時，另有一些幹部將不肯交稅的農民房屋強行拆掉。這就激起當地農民普遍不滿，於八月十七日聚集二千農民包圍鎮政府，將鎮政府的門窗桌椅等砸爛，甚至衝進鄉村幹部的家抄東西。

暴動像野火般迅速蔓延到白土鎮段塘鄉、小塘鄉，超過二萬農民一起衝擊當地鎮鄉政府和幹部的家。

豐城市公安無法應付，由江西省公安廳成立專案辦公室，調動省武警總隊宜春、撫州兩個支隊共兩千名武警，於八月二十三日開始鎮壓，將暴亂敉平。

豐城地近江西省會南昌，不算很偏僻，但整個江西省絕大部份是貧瘠地區，因此也是當年紅軍起家的地方，「解放」至今五十年，生活不見改善．最糟糕的是，越是貧瘠地區，中共的幹部越似狼如虎，對農民的敲詐更甚。其中有一個惡性循環的道理：是貧瘠地區，幹部榨取油水的空間窄，省市無法支援鄉鎮經費，那些無所事事的鄉鎮冗員幹部都要維持自己這個架構，並奉承上級，只有巧立名目，濫加攤派，農民無法繳交的，便動不動前來砸鍋拆屋，比舊社會的土豪劣紳還要兇狠。

湖北鄉幹部上書：痛陳農民苦情

不久之前，《南方週末》發表一篇字字血淚的上訴信，作者是一位有良心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信中痛陳湖北省監利縣農民負擔沉重，農田荒廢、農民外逃』鄉鎮負債累累、村幹冗員太多、農業政策根本無法推行的真實情況。

他在信中說：鄉里本有四萬人，有勞力的一萬八千人，現在出外的竟有二萬五千人。過去出外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富餘勞力，現在男女老幼都出走，任由田地荒廢。一些經常碰面的老人拉着他的手痛哭說：「要死也要死在城裏，不再做農民了。」

這位鄉黨委書記明白，農民實在負擔太重，活不下去。當地每畝田的稅費負擔約二百元人民幣，另有人頭稅每人一百至四百元不等。一家五口種地八畝，全年負擔就要二千五百到三千元，縱使畝產稻穀一千斤，也只能保本，還要負擔防汛抗災、水利、宅基費、自留地費、子女學費、超生費等等，實在不勝負荷。

加拿大過去歧視華人要華裔移民納人頭稅，至今仍被譴責，要求償還。想不到現在的中國農村居然也徵人頭稅，真是聞所未聞，匪夷所思。據李昌平說，農民不論種田不種田都要繳人頭稅。任你是八十歲老翁或剛出生的嬰兒，一律都要交幾百元人頭稅。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農業稅無著，便往人頭稅上加，有的村人頭稅每人超過五百元。

他說，九五年約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有盈餘，現在恰恰相反，百分八十五的村虧空。以監利縣棋盤鄉爲例。這個鄉不搞任何建設，只交上面要求的稅費、發乾部工資、支債款利息、收支結算，一年□虧一千萬人民幣。

九零年的幹部不過一百二十人，現在超過三百四十人，冗員增長勢頭無法控制。新上任的地方官吏無法頂住內外壓力，不得不濫用權力，安插一幫人吃「皇糧」。年年有新官，農民怎受得了？

他又說，中央所講的扶農政策，落實不到地方。近年來已沒有對農民提供貸款，即使有，月利率百分之十八以上，等於高利貸，農民負擔不起。而國家收糧沒照保護價收購，收了糧，還要農民出錢建倉庫，國家不收糧，農民自己處置，便要罰款，甚至被沒收。上級領導只愛聽農民增收的消息，如果有人講真情、說實話，反被認爲「政治上有問題」。因此農村基層幹部不報假數字，不說違心話，不做違心事的，簡直難求。

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農民只得被逼逃離農村，死也要死在城裏。

惠州人民大批失業叫苦連天

上面所舉的兩個例子，都是貧瘠或比較貧瘠的中原農村。最近《星島日報》記者趙樺報導廣東惠州的情形，也令人心酸。

惠州就在東莞隔壁，原是珠江三角洲富庶之區，十年來經濟每下愈況，雖還說不上民不聊生，但雜費節節增加，人民的負擔，已到了叫苦連天的地步。

據當地人說，惠州市從八一年至九四年生活最好，此後便一落千丈，歌舞昇平不再，市面蕭條。原因是下崗的人多，很多人沒工做，物價沒漲但生活費負擔卻大幅度增加。例如街道清潔費，以前四十餘元，現在增到一百零八元，原因是多建了步行街，那些費用都轉嫁到家家戶戶身上。孩子上學讀書也貴了。念小學的，除了每學期幾百元學費外，若是外地戶口的，加繳一百三十元。念中學的，每學期學費及書簿費一千一百元，外地戶口籍加一百三十元，跨區的轉學費要二千元。若是沒有戶口的，轉學費高達六千元。此外，家長會要交錢，還要交電費、水費、茶水費、早點費、制服費，樣樣都講錢。超生孩子要罰錢，目前超生一個要罰近兩萬元，從前只有幾百幾千元。現在生病生不起，醫生和藥費都相當昂貴。感冒去醫院看病，每次醫藥費要七、八十元，若是重病或要動手術的，醫藥費更不可想像。所以窮人不會輕易到醫院求診。

開放改革四個時期的特點心

平時，海外華人去中國參觀，大多是東南或北方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青島、大連、廣州、深圳等。這些大城市的確發展得很快，尤其是深圳和浦東，原是爛農地，現在無數高樓拔地而起，變成現代化都市。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進步的一面。但是許多內地的城市，發展不是很快，特別是那些稍爲偏僻的城鎮，仍處在貧瘠狀態，更遑論黃土高原和東北西北沙漠化的地帶了。

大體而論，開放改革二十多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分爲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個體經濟活躍期，這是初從僵死計劃經濟解放出來的時期，農業、小手工業、小商業欣欣向榮，鄉鎮工業崛起，那時候，「萬元戶」是人們追求的目標。第二個時期是倒賣物資和地產業發達期，這時期官僚資本迅速抬頭，高官和「太子黨」憑批文倒賣和圈地大發橫財，他們成了千萬億富翁。第三個時期是外貿金融發達期，「太子黨」手擁國家財力步出國門向香港投資、上市，進入美國和歐洲市場，從事鉅額外貿，操縱國內金融，涉足香港、紐約股市，在這個時期，國家資金外流嚴重，官商勾結走私猖獗，官僚的腐化從羣體勾結進入貫通整個制度架構，從縣市省直達中央，連成一氣。第四個時期是新科技發展期，電腦網絡和流動電話成了新貴們壟斷的新行業，這個時期剛剛正在開始。明年大陸和臺灣進入世貿後，形勢會有大變動，可能是第四個時期的發展，也可能會開啓第五個時期。

從上述的發展過程可以窺見兩個傾斜，其一是業界傾斜，也就是國企改革、吸引外資、外貿發展、金融結構調整、新科技企業開拓等受重視，農業發展卻被忽略了。其二是利益傾斜，所有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利益，絕大多數都集中在少數官僚資本新貴手中，廣大的工農大衆和平民全被推向貧窮線或貧窮線以下。

揭竿而起的農民戰爭已無可能

最近被整肅的深圳學者何清漣，她在今年三月份《書屋》雜誌上發表的《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很有見地。她說，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不是菱形的（即橄欖形，中間大，兩頭小），而是金字塔形的，也就是說，金字塔的頂尖的少數人是極富者，越到下層越窮，貧富向兩個極端分化，形成不了龐大的中產階層。這是中國社會的特點：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在這個過程中，生活在大城市的平民，不少人財富有增加、生活質素有所改善，但幾千萬下崗工人則生活陷於倒懸，苦不堪言。偏僻城鎮的平民，生活改善有限。農村裏的農民，只有在改革初期因包產到戶有過一段短短的黃金時期：那時候，一些鄰近大城市的農村，因鄉鎮工業發達，讓農民分沾到好處，但不久，苛捐雜稅層出不窮，使得貧瘠的農村窮上加窮，稍富庶的農村也開始艱難起來。

沒出路的農民，少壯者紛紛湧到大城市和經濟開發區，一部份進入工廠，另一部份成爲城市盲流。整個社會治安的惡化，就是由盲流中無法生活的人鋌而走險造成。黑社會在大城市迅速發展，殺人越貨，手段之辣，超越江湖道義，不再「盜亦有道」。而善良的沉淪在金字塔底層的平民，則轉入宗教信仰和氣功各道門，以致地下教會信徒遍及各地，各種氣功流派都有全國性的龐大組織。這種情形近似中國歷史上農民運動的背景，但社會的交通和資訊畢竟發達了，加上中共嚴密新聞封鎖和強有力的軍事控制，現在重複歷史上農民揭竿起義的長期武裝鬥爭局面，已不可能。但零星的農民暴動和城市工人、學生和市民的請願則是免不了的。

中共步步爲營，扼殺一切反抗於萌芽狀態

據知情者透露，全國發生的示威，九八年六萬起，九九年有十萬起，國內新聞對此很少報導。這次江西豐城農民大暴動的消息，也只是被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中心得知之後在海外報導出來。新聞封鎖對中共很有利，它使暴動信息無法自動傳播開來，避免產生全國各地連鎖效應。否則，野火燎原，中政權便岌岌可危了。同樣的道理，禁止民間的社團和中國民主黨的建立也有利於中共，繼前年秋中國民主黨在各地成立被禁之後，一批異議人士紛紛成立民間監察社團，如「中國農民觀察」、「中國腐敗行爲觀察」、「中國人權觀察」等等，也被禁止，主持人被逮捕。如果這些社團能存在的話，全國農民遭受現在這種不合理的攤派，早已被「中國農民觀察」報導出來，必引起社會譁然。

再說，江澤民之所以硬指法輪功、中功爲邪教加以鎮壓，原因就是怕民間以共同信念結合起來的龐大組織力量，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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