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憲法規定，國家機關是爲人民服務的。所以中國的國家機關幾乎都以人民命名：國家叫人民共和國，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不少機關大門口還豎着一塊爲人民服務的紅字招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冠以人民字樣的國家機器當中，有一批機器和腐敗羣體結合得非常好，水乳交融，它們的主要職能不是爲人民服務而是爲腐敗服務。腐敗分子用不着打碎這些人民的國家機關，就能運用它們達到腐敗的目的。

有一個著名的口號：工人階級必須「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爲什麼呢？因爲「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時說過這樣的話；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後再三強調這個論點，把它付諸實踐。布爾什維克用鐵手解散了剛剛選舉出來的立憲會議，宣佈一切權力歸於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蘇維埃。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了另一種社會現象：中國的腐敗分子卻「簡單地掌握」了人民的一部份國家機器，運用它達到了腐敗的目的。事實如此，祕密何在？

祕密在於，在不同的制度下，存在着兩類不同的「現成的國家機器」。一類是分權制衡的國家機器，它們是公開的，因而是普通老百姓看得見管得着的；另一類是全權全能的，它們不受監督，是不透明的。俄國的十月革命不以法律爲依據，直接憑藉羣衆的行動，所以非把由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解散不可，一切權力非歸蘇維埃不可。中國的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計劃經濟、人民公社、大躍進：諸如此類的事情，如果交給分權制衡的國家機器去辦，辦得成嗎？──辦不成，什麼都辦不成。所以無論俄國的革命還是中國的解放，都建立了按照絕對權力運轉的國家機器，實行一元化領導。　

一元化領導下的國家機器是絕對權力的體現者。它大權獨攬，不受制約，警惕性特別高，透明度特別低，處處保密，本來的目的也許僅僅是象布朗基主義者那樣專門向反革命的階級敵人保密，實際的結果是對老百姓和公衆輿論統統保密。這種機器，叫它幹啥就幹啥，聽話，順從，不扯皮，隨心所欲，無論做史無前例的好事還是做史無前例的壞事，效率都非常高。這種機器，除了只怕上級以外，天不怕，地不怕，不怕人民，不怕法律，不受社會輿論監督，也不怕人笑話。只要上級不聞不問不管，這種機器完全有能力爲所欲爲，不會敗露，也不怕敗露。今天中國的腐敗所面對的國家機器，就是這種體現極權政治制度的國家機器。腐敗害怕民主，絕對權力討厭民主，兩下里一拍即合。所以，體現極權政治制度的國家機器一旦和腐敗相結合，立即成爲得心應手的腐敗機器。

十月革命的領導人敏銳地發現了絕對權力對自己是個非常有用的法寶，沒有料到絕對權力對腐敗也是個非常有用的法寶。這是無法責備於前人的。後人的責任是繼續研究前人沒有經歷過的現象。今天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史，應該注意總結這種新的經驗。

摘自11日美國之音(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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